紀念魯迅逝世八十周年 領略魯迅演講詞的魅力

記憶（油畫）孫永國

演講詞有一種獨特的魅力：它是用來聽的文學。演講詞是“演講”這種活動的衍生品，演講有一種現場性，不在演講現場，是不大容易感受到演講的魅力的。這種差異就像在現場看足球比賽和看電視轉播之間的差異。但問題是，“現場”僅僅是瞬間，跨越時間之流留下來的，只是它的文字部分，但這個文字部分，仍然飽含著“現場”沉澱在它之中的魅力。
　　人類的聽覺所承載的智慧沒有視覺多，看一段文字，可以不斷地看，反復品味，但聽一段文字，“現場”過后，就必須借助錄音設備，否則不便於把對象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因而一篇稿子讓人看一遍和讓人聽一遍，效果不一樣，人們更能理解“看”過的，而對於“聽”過的，不容易產生更深刻的理解。這是聽覺的局限，演講要作用於“現場”，作用於“聽覺”，就必須揚長避短。
　　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數得著的演講家。據不完全統計，他一生有過67次演講，他的演講如同他的雜文，他的小說一樣，都是閃電，都是投槍，他的演講足跡遍布風起雲涌的京師，及至驚濤拍岸的粵港，在那羸弱的身軀下，鳴響著民族魂的強音，《娜拉走后怎樣》《老調子已經唱完》《無聲的中國》等，至今一直回響在我們的耳畔。
　　雖然不能聆聽其現場，但演講的魅力不僅僅在於現場的感染，更在於“現場”過后的回響，在於人們的口耳相傳。魯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紀念日臨近，果然我看到他的演講被整理成《回響——魯迅演講選讀》，同樣是一種回響，仍然能讓人感到那種“現場”的魅力和演講本身的魅力。
　　演講不是件容易事，所以魯迅自己說：“我不會講演，也想不出什麼可講的，講演近於做八股，是極難的，要有講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會的。終於想不出什麼，隻能隨便一談。”這不算是謙詞，演講由於是現場的藝術，因此具有表演性：聲音的訓練與控制、形體的呈現、肢體語言的應用、情感的表現、對觀眾反應的控制等等。這需要專門化的訓練和天賦，魯迅沒有這個天賦，曾有人攻擊魯迅說：“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調’。”對此，魯迅反擊道：“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調，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並因此將1934年3月出版的集子命名為《南腔北調集》。但普通話不好、“有些口吃”，並不影響魯迅這些演講詞的魅力，並不影響魯迅演講的成功，因為演講除了這種表演性，本質上是用語言來進行表達，因此，語言應用的水平和情感、思想表達的深度與力度，才具有決定性。
　　一篇演講詞是否成功，是由以下幾個效果決定的：
　　首先，演講必須有鼓動性與感染力。用簡潔的、口號化的語言，採取便於被聽覺把握和便於口耳相傳的修辭方式，這是演講的現場性的要求。“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魯迅在演講中所用的這些句子，在現場一定會引發掌聲。還有這些話：不要“讀死書”，還要靈活運用﹔不要“死讀書”，還要關心社會世事﹔不要“讀書死”，還要注意身體健康。“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這些話語，顯然能產生入耳入心的效果。演講不是用來講道理的，演講的魅力，就是感染與鼓動，可以沒有文採，可以不會發聲，可以不夠悅耳，但必須具有鼓動性與感染力，演講是作用於行動的藝術。
　　其次，隻有智慧，才能深入心靈。在一篇名為《少讀中國書，作好事之徒》的演講中，魯迅說了一段現在看來有點偏頗、但在當時很有針對性的話：“少讀中國書，不過是文章做得差些，這倒無關大事。多讀中國書，則其流弊，至少有以下三點：一、中國書越多讀，越使人意志不振作﹔二、中國書越多讀，越想走平穩的路，不肯冒險﹔三、中國書越多讀，越使人思想模糊，分不清是非。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所以指窗下為活人的墳墓，而勸人們不必多讀中國之書。”其中感慨頗多，但其中的智慧，卻是需要我們不斷回味的，這應當是所有文化保守主義者和民粹論者應當再看看、再想想的話。
　　關於知識階級，魯迅在演講中有這樣一段評論：“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只是，假知識階級的壽命倒比較長一點。像今天發表這個主張，明天發表那個意見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進步﹔只是真的知識階級的進步，決不能如此快的。不過，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不過，他的本身──心身方面，總是苦痛的，因為這也是舊式社會傳下來的遺物。至於諸君，是與舊的不同，是二十世紀初葉青年，如在勞動大學一方讀書，一方做工，這是新的境遇，或許可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環境是老樣子，著著逼人墮落，倘不與這老社會奮斗，還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關於真的知識階級的分析，多少年后仍然足以讓有良心的知識階級自省，這就是思想與智慧的力量。
　　第三，演講在敘述上有一種技術，它總是從“我”開始，而以“我們”結束。從“我”開始，意味著個人的真實感受，真想法，是演講的出發點，演講是不是吸引人，首先取決於這個“我”是不是夠真誠，修辭立誠，這是一切藝術得以成功的鐵律。以“我們”為結束，意味著把個人的感受轉變成了集體的感受，個人的思想，喚起聽眾的普遍共鳴，這種普遍共鳴，正是演講想要達到的效果。魯迅先生深諳此道，他的每一次演講，總是從“我”的角度娓娓道來，最后推向一個號召性的強音，導向“我們”。可見，演講是關於“大我”的藝術。
　　第四，現實感是演講成功的前提。人們聽演講，是出於對演講者所講之事的“關心”，也是想了解“真相”，對於身邊事的關注，對於利益相關之事的關注，總是人們學習和閱讀的原因。演講者必須關注現實，關注大問題、大事件，但他不是現實的轉述者，他是評論員，是密探，是分析師，他必須講出他對問題怎麼看，他還必須告訴聽眾“應當怎麼看”，沒有對現實的關切，演講就沒有必要，演講是介入現實的一種手段，甚至是改變現實的一種手段，偉大的演講者，往往是偉大的革命者和行動者。《回響》這本小書的編者總會補充一些關於演講現場效果的細節，這很有趣。這些細節向我們提示著魯迅演講的“現實感”——它反映著現實的問題，記錄著聽眾現實的關切，解答現實的問題。在《娜拉出走怎樣》《無聲的中國》《在上海野風畫會的演講》等篇目中，就體現著這種深刻的現實關切，甚至連學術性的報告，都由於這種關切，而體現出思想的魅力，如《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雖然沒有魯迅先生演講的影像資料，但這並不妨礙這些演講詞魅力的傳播，今天我們重新觸碰和閱讀這些演講詞，不僅僅是為了欣賞和學習。演講應當是當代人的基本技能，用現場化的語言表達自己，實現目的，這不僅僅是政治家的技能，這應當是每一個公民的技能，可惜我們的文化傳統不太重視這種技能的訓練，看看這些演講詞，或許能啟迪我們怎麼去表達自己，怎麼去交流。
　　最后，用魯迅的一句演講詞來結束這篇文章，這句話曾給了筆者深深的感動，希望讀者也能得到這種感動——“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隻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作者劉旭光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