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 一生追求完美主義的翻譯

　　黃葒

　　第一次看到梁宗岱的名字是在一本外國詩歌的合集裡，裡面有他譯的兩首詩：《一切的峰頂》　和　《嚴重的時刻》。或許不止兩首，我深深記住的獨獨隻這兩首罷了。當時我在浙西南群山環抱的小鎮上念中學，一邊在紙上感受文學喧嘩與騷動的氣息，一邊在寂寞裡窺探未來和“峰頂”若隱若現的幽影，那是一個破繭而出的少年迎向外面世界的“嚴重的時刻”。

　　一晃二十多年，終於收到這套讓我望眼欲穿的叢書：《一切的峰頂》《莎士比亞十四行詩》　《浮士德》　《交錯集》　《蒙田試筆》　《羅丹論》　《歌德與貝多芬》　《梁宗岱早期著譯》。

　　我迫不及待捧起來讀的是　《梁宗岱早期著譯》，收錄了梁宗岱1919年至1931年的作品。這11年時間，從他進培正學校高中部開始到歐洲游學歸來結束，“正好覆蓋了他的文學活動從零起步到蛻變為一個真正作家的過程。”此書最大的亮點是首次收錄了近年來發現的梁宗岱佚文和他早期文學活動的歷史文獻，讓讀者得見梁宗岱人生和創作最初的底色，看它如何慢慢暈染，如何迅速發酵，如何在詩歌創作、中外文學翻譯和文藝批評領域都打上時代和個人的特殊印記。1919年，16歲的梁宗岱被譽為“南國詩人”，1921年，他應鄭振鐸、茅盾之邀成為文學研究會的第四位廣州會員。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詩集　《晚禱》。“憂慮像毛虫般/把生命的葉一張一張地蠶吃了。”他的早慧不獨體現在他對文字的敏感和對人生的參悟，還在於他對家國、民族、文化的一種自覺、責任和擔當。剛進高中的他就給病重的國家切了脈，“夫今日之國勢，非昔日之國勢，苟專恃吾國昔日之道德而無所改良，故不足以應世界潮流。然苟將國粹而盡棄之，則又何異自飲鴆藥？”他開出的治世藥方是，“故處今日而欲補救此弊，必於古今中外之道德，參詳之，溶化之，用其長以補吾短，以成一種真正適合之道德，而陶鑄吾國民臻於純美之域。”他是那群心裡裝著一腔熱血遠赴重洋“為求學識的充裕，為求社會的進步，為求國家的幸福”的新青年中的一個，抱定求學的宗旨。他在1921年發表的一首詩歌裡這樣寫:“去到了光鮮明媚的新大陸，繁華熱鬧的新世界﹔吸收那清爽活潑的新空氣，澎湃洶涌的新潮流，灌輸到沉悶寂寞的祖國去。”

　　而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引進西方文化、“用其長以補吾短”最直接的手段莫過於翻譯。譯什麼？　為什麼譯？　怎麼譯？　這些都是最考驗譯者眼界和功力的。梁宗岱的選擇是：瓦萊裡、羅曼·羅蘭、波德萊爾、都德、帕斯卡爾、蒙田、歌德、裡爾克、尼採、莎士比亞、布萊克、泰戈爾……國別不同、風格不同、體裁不同，交錯間又有一條清晰的線索：這些都是詩人眼中外國文學的峰頂，可以助我們“出黑暗而登光明之境”。而同時，作為“用一種　(中文)　跳躍的聲音，抑揚頓挫，清脆奇異，像鈴聲顫抖，穿透出一種青檸檬的微妙酸味”朗讀《水仙辭》　的中國人，梁宗岱也奮力去治療西方對中國的無知，他翻譯庄子、屈原、陶潛、李白、王維……並用一種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的眼光，去發現、去鋪設中西文化對話可能的途徑。

　　至於怎麼譯，梁宗岱有他的兩大原則：一是作品必須在譯者心裡喚起感應，二是譯筆盡量以直譯為主。理想的譯作應該是“作品在譯者心裡喚起的回響是那麼深沉和清澈，放映在作品裡的作者和譯者底心靈那麼融洽無間，二者底藝術手腕又那麼旗鼓相當，譯者簡直覺得作者是自己前身，自己是作者再世，因而用了無上的熱忱，摯愛和虔誠去竭力追摹和活現原作底神採。”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梁宗岱的具體做法是有韻的用韻，無韻的力求節奏的自然，盡可能維持原作的字句和次序，盡可能原封不動地移植過來，盡管有時“因為限於文字底基本差別和譯者個人底表現力，吃力不討好和不得不越軌或者易轍的亦不少。”

　　此次譯集收錄的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　和　《浮士德》　兩卷同樣讓我感到無比欣喜，因為我是第一次這麼完整地閱讀這兩個文本，之前隻見過零星的斷片殘章。編輯在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　作了“修訂說明”：“他一生堅持追求完美主義的翻譯，從不把已發表的譯文作為絕譯，隻要有機會便重新修改。從1937年首刊開始，前后近40年，進行過多次全面修訂，每次改動的篇幅都相當大……梁宗岱的譯文整體從初刊便已是成熟的譯作，修訂時整句重譯的情況極少，字斟句酌的推敲卻隨處可見。1976年最后一次修改，全集154首詩，除了第76首外，其余153首都做過文字調整。所得的結果是意義表達更為精確，譯文的句法和詞語追隨漢語的時代變化，加上原有的優點，令譯文熠熠如新。”正因為譯者對譯作傾注了生命，不斷打磨和雕琢，一個個句子才能穿越時間，像一朵朵“元氣渾全的生花”帶著黎明的露珠在枝頭搖曳。“當四十個冬天圍攻你的朱顏”，也“別讓冬天嶙峋的手抹掉/你的夏天”，因為愛在詩裡萬古長青，不管饕餮的時光有多狠，有多猖狂。

　　梁宗岱和保爾·瓦萊裡、羅曼·羅蘭的交往，在法國和歐洲其他地方游學的種種經歷，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法國國家圖書館手稿部的文獻室和巴黎杜塞文學圖書館典藏室的資料、外國友人的書信和追憶得以碎片式的重構，而我們今天的讀者也要感謝長年在海內外苦苦搜集佚文和史料的劉志俠和盧嵐夫婦，沒有他們，梁宗岱的文學翻譯及其精神遺產就不能拂去歷史的灰塵重新讓我們捧在手裡。

　　“就這樣在時光唧唧的機杼上，我織就那活潑潑的衣裳。”這是梁宗岱譯歌德　《浮士德》　中的一個句子，也是他人生的傳神寫照。1931年9月18日，梁宗岱乘坐早上游湖的小汽輪到萊芒湖另一端羅曼·羅蘭的家裡暢談了半天，心情特別愉快，不料晚上回到日內瓦，等待他的是“九一八”事件的噩耗。很快，和許多中國留學生一樣，梁宗岱告別了歐洲，回到了危難中的祖國。

　　為了不忘卻的紀念，《梁宗岱譯集》　是時光還給我們的禮物。

　　(作者為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