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陈乐民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作关于欧洲与中国的演讲。
雷颐:他没想象中那么洋
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认识了资老师和陈老师。我们住得很近,他在我斜对面的一个胡同,经常向他们请教。他家有一个小小的聚会,不定期地请一些人去,有岁数大的,有年轻的。我也是常常有幸被邀请。以后熟了之后,他不请我就自己去了,因为很近。或者向他们请教,问点什么问题,有什么困惑。他跟我谈过他的经历,1958年、1959年他们回来,听说国内有大饥荒,他们就觉得国内居民在受灾难,他们不能在国外吃奶油,吃面包,主动要求回国。到了农村,他看了农村饿的样子,包括他自己饿得有一次昏过去了,一下子倒在一个沟里了。沟里还有水,如果不是有人把他拉上来他就被淹了。在那个时候他有了他的女儿。陈先生那么洋派的人,他女儿的名字很土,叫陈丰,丰收的丰。他说为什么?资老师生女儿的时候陈先生还在农村,跟农民讲,农民也挺高兴,就说起什么名字,那个时候农民就是饥饿,说叫满屯、满仓,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个。后来想想,就是盼丰收,就来一个陈丰吧,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我去陈先生家里资先生有几次都在弹钢琴,而陈先生往往是在写毛笔字。这个我觉得很意外。我想学外语的50年代没有几个人出国,他们长期在维也纳呆着,印象当中应该是非常洋派的人,结果我发现他这方面还挺土。他不用电脑,资先生很早就用电脑了,而陈先生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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