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应是个整体 永远没有“理想的文学史”

　　▲复旦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思和。（CFP/供图）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陈思和/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1.65元

　　《文学史理论的新探索》第二卷（思和文存） 陈思和/著黄山书社2013年1月89元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陈思和/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36元

　　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专业的领军人物。早在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在《上海文论》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开启了当代重写文学史的进程。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公布，再度引发学界对重写文学史的思考，本报记者借此机会独家采访了陈思和教授。

　　陈思和坦言，他当年和王晓明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只是要做安徒生童话里那个敢讲真话的孩子。那场讨论现在看来未免肤浅，但其推动意义也是明显的。陈思和说，“理想的文学史”永远不会存在，因为文学在发展，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在变化。他认为，编撰文学应该强调个性化，编撰者应该有独到的文学见解，文学偏好，甚至有独特的理论话语，对文学史的发展有独特的描述。

　　重写是对教科书的不满意

　　《文化广场》：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开讲中国文学史，让我们想起当代重写文学史的历程。1988年，您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实际上开启了当代重写文学史的进程。这和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前后响应，在当时形成一种文学思潮，现在回头看，对其价值应该如何评价？

　　陈思和：我没有来得及读钱穆先生的文学史讲稿，暂不评论。至于1988年的“重写文学史”讨论，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自己要写文学史，只是对以前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感到不满意。

　　原因也很简单，我们说的是现代文学史是1949年以后才建立的一门学科，它没有悠久的历史，也没有前人的积累，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产物，当时的“现代文学史”只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一开始就限定了“五四”新文学到1949年为止的革命文学史，基本主线就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解放区文艺”，三大部分，期间再穿插一些“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国统区进步文学”等，与这条主线不一致的作家，基本上不讲，如张爱玲和钱锺书，或者是批判地讲，如周作人、沈从文、徐志摩等。更不要说通俗文学、旧体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当代文学史更是这样，1949年以后文学主流基本上是在意识形态控制下发展的，一些好作品都打成“毒草”，而一些迎合政治需要而炮制的作品反而获得很高的评价。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随着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当时一批较年轻的学者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文学史的现象不及时指出，大家都人云亦云，是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和王晓明先生办“重写文学史”的专栏，不是要重写一本文学史，而是做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孩子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工作。要改变的是一种文学史的观念，恢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希望以后在此基础上，出现多元的、学者立场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而不要那种定于一尊的文学史。这场文学史的讨论在当时很引人关注，后来也不时地有人提起，还有青年学者做过专题研究。从今天回过头去看这场讨论，毕竟是20多年前的事情，总是比较肤浅的，对于后来的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可能有一些初步的推动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应是个整体

　　《文化广场》：您在1985年就提出了“新文学整体观”的概念，1987年出版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将新文学视为“一个开放型整体”是否可以看做您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基础？

　　陈思和：我当时还没有奢想要写文学史，事实上要认真写一部有自己心得的、独特的文学史是很艰难的工作。我当时只是想研究20世纪文学发展中的一些规律性的问题，尤其是外来思潮在中国发生的变化。那时候我正在协助导师贾植芳先生进行六五国家规划的一个科研项目，是外来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由此我了解了一些外来思潮在中国的流变情况。我是从讨论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现实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开始着手研究的，后来又增加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忏悔意识等问题。

　　在研究中我逐渐对文学史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作品的阅读也渐渐多起来。我把“新文学整体观”是看做一种方法来提倡的，就是我们研究当代文学现象时，要把这些现象放在中国20世纪以来的文学历史发展背景下考察，很多所谓的“新”现象就不会感到陌生了。

　　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被介绍到中国来，引起来自官方的批评，被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腐朽的文学思潮。我当时就举了“五四”时期引进西方文学思潮的例子：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都介绍过西方现代文艺思潮，这是为什么？西方现代主义对西方世界的绝望和批判，恰恰是与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需要相吻合，它在中国就起了进步的批判作用。所以我们考察文学现象不能从概念教条出发，要从历史出发，从现实出发，才能比较完整地把握。

　　新文学整体观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打破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把两者看做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所以我是不主张用当代文学史的概念的，1949年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而且还会继续下去，怎么老是“当代”呢？名不副实啊。我主张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应该是一个整体，就是现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史相区别。当然是可以分几个阶段，其实1949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界限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你怎么处理台湾文学呢？香港文学呢？最近有学者提出“民国文学”的概念，其实也是有难以处理的地方：在台湾，“民国文学”一直存在的，是否要分为“大陆阶段”和“台湾阶段”呢？如果把“文学整体观”视为一种文学史的方法，那就比较容易处理。我的文学史观是：抗战为现代文学的界限，抗战后中国政治格局出现了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统治区、沦陷区，文学也相应地出现三种不同形态的文学，在1949年以后文学版图随着政治版图发生变化，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学、台湾的文学以及香港地区的殖民地文学，仍然是三种形态的文学，直到上世纪末，三种文学才出现了比较大的融合与沟通。

　　不求编一本全面的文学史

　　《文化广场》：钱穆当年讲《中国文学史》时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是不是一部“理想”的文学史？

　　陈思和：钱穆先生当年讲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那时候除了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有个人特色，其他文学史还都比较粗糙，后来才慢慢出现了全国通编的权威教材。所以钱穆先生所说的也是事实。至于说到“理想的文学史”，是永远不会有的。首先是文学史都是有局限的，不可能穷尽天下的文学现象。文学史最初的功能是用于教学，帮助学生了解文学史的大概线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所以文学史课程一般都是设在大学本科阶段，学生如果要做专门研究，那要在研究生阶段继续专门攻读某些领域，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史。再说，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未来文学是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不断发展变化，会改变文学对以前文学历史的认识，比如说，我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肯定不会重视沈从文张爱玲的文学作品，现在就不一样了。同样，如果在往后发展一百年，人们的文学观念完全变了，还有多少现代作家的作品会留下来被人喜爱呢？所以，理想的文学史是没有的。

　　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当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我用的是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叙事方法，肯定是有很大遗憾，很多疏漏，可以说是挂一漏万的，我在后记里也说过，我不求编一本全面的文学史，我只是想用我的理论解释文学史，强调当代文学中某些被人们疏忽的文学现象，如潜在写作现象，民间文学因素等。

　　《文化广场》：您如何看文学的通用性与个性化的关系？

　　陈思和：你说的文学史的通用性和个性化的关系，我觉得从理论上说，应该强调的是个性化的文学史，什么叫个性化，就是编撰者有独到的文学见解，文学偏好，甚至有独特的理论话语，对文学史的发展有独特的描述。所谓的通用性就是文学史材料，文学史上有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你不能乱编一个作家。文学史材料是通用的，客观的，是基础；但你可以自由选择和处理这些材料，那就是个性的，自由的。但我们今天还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文学史编写虽然数量很多，但个性化是严重缺乏的。

　　《文化广场》：您是一位文学史家，也是一位敏感的文学批评家。我注意到您曾在香港作过题为《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的演讲，也曾在台湾作过《对新世纪十年文学的一点理解》的演讲，谈的都是新世纪文学。您认为新文学是否已经度过中年危机？

　　陈思和：没有。我一直觉得，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处于分裂状态，一方面是主流文学发展接近最好状态，如莫言获得诺奖，一批成熟作家都进入了创作成熟期，中国文学也进入了国际图书市场等；但是另一面，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于主流文学的传统严重脱节，市场化和网络化一定程度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控制，但是从另一角度看，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形成的知识分子精英的传统也没有被继承下来，反而是走向了大众的、趣味的、商业化的新局面，这种分裂的现象本身不奇怪的，但是由于市场化的推波助澜造成文学对现实的批判力量在新一代作家身上减弱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慢慢消失。我用“中年危机”隐喻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考虑的是我们应该关心年轻一代的创作，但是既不能用传统的文学标准来要求他们，也不能一味迁就迎合，而是要做尽可能的弥合、传承文学传统的工作，要尽可能地发现青年文学创作的积极的批判的文学因素，在文学的嬗变中有所继承和发扬。这项工作要慢慢做，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在关注这个方面。

　　掌握文本才能理解文学史

　　《文化广场》：当代文学在不断边缘化过程中，也逐渐失去其先锋性和轰动效应，它所回归的，是不是其本来的审美状态？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回归？

　　陈思和：我在2005年以后连续写过几篇文章，讨论文学史上的先锋与常态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与古代文学有不同的地方，古代文学是一种自然形态发展过程，但是现代文学是在中国进入了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系统以后发生的，它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所以，现代文学一开始就是晚清的救亡运动，接着又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等，通过人为的主观努力来开展文学运动，用以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启蒙文学的精髓。我把这一类激进的文学运动视为先锋文学运动，它是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核心力量；但是除了先锋文学以外，大多数文学仍然是根据社会发展自然而发展的，是一种常态的文学。也就是你说的回归文学本来的自然的社会功能。现在网络文学、商业文学等，都是自然形态的文学。这两者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

　　20世纪前半期，文学发挥着启蒙救亡、改造社会的功能，它主要是依靠一个又一个前沿性的先锋文学运动来推动文学发展；但进入了新世纪以后，慢慢地先锋性因素开始消失，常态性因素逐渐增加，文学不需要承担过多的非文学的功能，这时候的文学，可以出现多元的、自然的状态。但是文学的先锋性因素仍然是值得重视的，它仍然会出现，成为改变文学走向的一种动力。这是我们研究文学的人要关注的。

　　《文化广场》：现在的大学中文系学生，可能对文学史非常熟悉，但文学作品没有读过几部。您在复旦大学推动了“阅读原典”的教学活动，并主持编纂了“中国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丛书，是否具有针对性？

　　陈思和：是的。我觉得现在学生的专业阅读量不够，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学生的一般阅读量。一般阅读量就是指你每天所看的东西——你平时阅读书报杂志、网络媒体、参观展览，包括电视手机等，只要是通过文本来接受知识信息的，广义上说都是阅读，这是一般阅读量。大多数人的一般阅读量不会太少。而专业阅读量是针对学生、一般从业的知识分子而言，他每天不仅仅需要一般阅读，还需要在专业范围内的阅读，如相关专业书籍，文献资料等，作为中文系的学生而言，他们中学时期的时间被大量的应试教育所垄断，无法进一步阅读文史类作品，大学里如果仅仅讲授一部文学史，是很不够的。学生只有掌握了基本的专业文本，才能深刻理解文学史；如果连基本的专业阅读也没有，那对文学史是无法真正理解的。这个问题在高校中文系是一直存在。

　　2001年我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以后，推行教学课程的改革，就是在本科生阶段加强中文系原典精读的课程，并且安排中文系最好的教师在一二年级担任精读课程。目的就是希望中文系的学生的本科教学阶段，能够阅读一部分中文原典，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因为现在一般高校中文系的学生，如果不读研究生课程，本科毕业时很难找到专业工作。如果在一般社会工作岗位上工作，文学史教学对他来说未必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如果多阅读文本，掌握了文史基本原典，提高了艺术审美能力，那么在他们以后的工作岗位上会有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