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孔子研究院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合作签字。
1974:只带“好奇”去中国
在他的记忆里:1974年,整个中国都是批林批孔的气氛,能买到的书很有限,即使有也都是以革命为主的。李夏德和其他留学生们经常看到老师们坐在院子里开会,接触到的论调全是“儒家是保守的,是不好的,革命是好的。”
“我从来没有失望过,也没有为看到的事心烦意乱,有的只是好奇。因为我从来的那天开始就知道这里不是欧洲,是把它当成一个全新的世界去观察,”李夏德说。
李夏德观察到,有的人是带着固有的观点来到中国或者看待这个国家,一旦发现这个国家和自己的观点有差异或者意见相左,就轻易发表观点去指责、批评,而这种现象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
“我对中国的一切都满怀好奇,这里注定会是和欧洲不一样的,看到新鲜的、不一样的事情也不需要去否定自己,”他说,自己积极地找机会体验普通中国人的工作和生活。
深处滚滚时代洪流中的李夏德和同学们有着不可复制的独特经历——学工学弄,参与农村和工厂的劳动。他在北京的中阿(阿尔巴尼亚)友好人民公社挖过土,也参加了学校专门给留学生准备的革命样板戏学习班。
“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全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今天,很多中国人听到这段颇具“古董感”的革命样板戏或许也会有穿越时空的错觉,它却成了一个奥地利人在以后四十年里经常唱起的“拿手戏”。
如果历史可以回放,镜头应该是这样的:在满是大大小小钢铁加工件的车间里,刚刚学习汉语一年多的奥地利留学生李夏德为千余名中国工人表演《红灯记》选段《提篮小卖》,节奏明快的样板戏旋律载经受过西方男高音训练的声音唱着中国革命故事……这段演唱对于彼此想来都是一段不可复制的时代记忆。
在中国的一年里,李夏德有个最熟悉的中国同伴——他的舍友,一位来自武钢的工程师。一间宿舍,中间有张小桌子,两边各有一张床:奥地利留学生和中国工程师如此地了相处一年。
“我们经常聊天,也有很多他的同事加入进来,聊一聊,也开玩笑,他们的对奥地利有兴趣,我也讲讲我的家乡,他说,这些聊天总是避开了政治话题的讨论,”他说,既是有什么关于中国的讨论也都是报纸上的内容,大家小心地避免给彼此带来麻烦。
如同《提篮小卖》一样,这样的记忆永远定格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中国。
“现在,我每年从维也纳到中国至少四五次,直飞不超过十个小时就能达到。在中国的各个城市,我和学者们能讨论学术,也能讨论各类其他话题。2013年,我还受邀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中国梦国际研讨会,”他说,今天的中国,和四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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