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的本质在人格 否则就是堕落【2】

　　“中国为一人，天下为一家”。

　　——许许多多的参观者都被这样两句话所震撼，并且被深深打动。人们在留言簿上说：“当代中国人应该深思，发扬蔡元培精神”；“如果中国人都像蔡先生一样就好了”；“蔡先生，您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我们永远怀念您”；“感谢您为我们做的一切”……一位来自上海的参观者名叫杨华璞，写出了所有来访者的心声：“在二十四中读书时多次经过，未能入内，五十余年匆匆而过，今日得谒先生故居，幸也。中国教育不可或缺之人，中国文化独有一席之地。敬仰先生，精神永存。”另一位留言者名叫尹秀琴，她说：“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当他远离这个时代（而）被这个时代所承认。”

　　陈列室的墙壁上，悬挂不少上个世纪初叶蔡元培社会活动的黑白照片，其中三幅给我印象深刻。一幅照片的标题为《爱国女学首届开学典礼》，拍摄于1902年，人物形象因岁月久远而略显模糊，但是现场气氛将我们带回到晚清。画面的背景是蔡先生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另一幅照片的题材为《创办（北京）孔德女校》，时间是1915年，当时蔡元培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担任校长。又一幅照片记述了1917年9月蔡先生在北京留法俭学会开幕式上演讲的情景。记得前不久，巧遇一位自称中国女权历史研究者的女士（同胞）向两位欧洲人士介绍，说中国妇女可惨了，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接受教育。想必她孤陋寡闻，不知蔡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在兴办女子学校了。

　　不知为什么，100多年前的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人格，强调人格，重视人格。梁启超于1903年著文《论中国国民之品格》；孙中山于1923年演讲《改良人格来救国》；蔡元培于1918年谈到教育时郑重提出《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学校教育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格教育，否则，就是教育的堕落，继之以人的堕落。“然则，进化史所以诏吾人者：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较著矣（《世界观与人生观》）。”

　　蔡先生著有《中国伦理学史》一书，梳理自秦汉以来的伦理思想脉络，尤其关注人的道德存在。他曾亲撰《华工学校讲义》——德育三十篇，其中前两篇即《合群》与《舍己为群》。“积人而成群。群者，所以谋各人公共之利益也。然使群而危险，非群中之人，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以保群。而群将亡，则不得已而有舍己为群之义务焉。”另有《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尽力于公益》《责己重而责人轻》《爱护弱者》《爱物》《戒失信》《文明与奢侈》《热心与野心》等篇目。哲人远见，振聋发聩：“孟子有言：‘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而前者以义务为的，谓之‘热心’；后者以权利为的，谓之‘野心’。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此热心也。故禹平水土，稷教稼穑，有功于民。项羽观秦始皇帝曰：‘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观秦始皇帝曰：‘嗟夫！大丈夫当如是也。’此野心也。故暴秦既灭，刘、项争为天子，血战五年。羽尝曰：‘天下汹汹数岁者，徒为吾两人耳。’野心家之贻害于世，盖如此。”

　　自从蔡元培倡导现代教育以来，100年过去了，但是他所提出的“五育并举”（《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的主张却没有过时。他针对当时国难频仍、积弱多年的故国想到从教育后代做起，“五育”如是：一是军国民主义教育，二是实利主义（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博物学等）教育，三是公民道德教育，四是世界观教育，五是美感教育。与此同时，他还解释了“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的问题——首先要有“狮子样的体力”，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思想和事业；也要有“猴子样的敏捷”，西洋人可以一天做完的事，中国人非两天或三天不能做完；还要有“骆驼样的精神”，昔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学生们，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咧！

　　说到近现代中国教育，我们称蔡元培先生为伟大的教育家一点儿不为过。但我们并没有将他的教育思想和理念继承下来，并付诸实施。看看近邻日本，他们将其“最伟大的教育家”福泽谕吉当做圣人来供奉，不惜将他的头像印制在钞票上，且是一万日元的大钞票。日本人称，福泽谕吉的思想有效推动了日本教育的改革，使国民意识到要变强大就必须彻头彻尾地革新。横向对比，我们中国的蔡元培同样在国家教育领域，从封建落后变成开明进步的转型过程中，起到导师和领袖的关键作用，然而，我们并没有在任何国家级别的仪式中，哪怕在史书的“名人堂”或课本的“凌烟阁”上予以相应的推崇和礼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狭隘的无知。

　　文化名人的故居独有一种氤氲的文化气息，它能濡染世风，浸润心灵，启迪思想，增益智识，非亲访亲历者不能感受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化之功。我们对蔡先生故居的拜访只需半天或一天的时间，但是我们对蔡先生的学术和思想的研究恐怕一生的时间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