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公亮一生只愿与众不同 曾对民族器乐前途失望[图]

　　1980年，成公亮和老师张子谦。

　　成公亮抚琴。

　　《秋籁居忆旧》

　　作者：成公亮 口述

　　严晓星 执笔

　　版本：中华书局

　　2015年3月

　　编者按：7月8日17点39分，一代古琴大师、国家级非遗古琴代表性传承人成公亮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南京逝世，享年75岁。成公亮1940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65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作曲系。先后师承刘景韶、张子谦先生，主要在广陵琴派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演奏风格，有明琴“忘忧”与唐琴“秋籁”，其琴乐细腻多变又飘逸洒脱，具有深细的人情味。

　　按照执笔者严晓星最初发给成公亮的提纲及设想，《秋籁居忆旧》本来应该是一本十个章节涵盖了成公亮整个古琴生涯及大部分人生感悟与境况的书。不知道是因为成公亮身体的状况还是其他原因，最后的成书里只包含了原计划中的前三章，从成公亮童年时光到他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分配至贵州工作的学生时代结束。这本书今年三月出版，面世仅仅四个月，成先生就在本周辞世，幸好关于他的一部分故事以这样方式被记录了下来。在描述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光的过程里，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成公亮对往昔和人生的思索，他不仅仅是追忆也是在不停地思考。

　　童年 一生最幸福的岁月

　　我读书一贯不用功，而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总是全班第一名，语文和美术的成绩最好，渐渐地就幻想着将来做个画家。长辈们聊起我来，都说这个小孩聪明。而我呢，心思完全不在学校里，而在一个字：玩。

　　那时候好玩的东西比现在要多，趣味性、创造性强。会玩的孩子通常身体健康、智商高，善于动手动脑子，不像现在的小孩，一头扎到游戏机里，没完没了。回忆这些当时极其普通的游戏，我既心神激动，又感到失落，因为我的下一两代，像红雨她们，已经不玩这些了，多可惜啊！

　　现在回头看看，丁山镇上多姿多彩的生活，对戏曲、胡琴、丰子恺的画、小人书的热烈爱好，都对我后来的成长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当时，不要说我，任何人都没有去有意识有目的地学点什么概念，这只是一些有趣的生活内容，娱乐、享受，大家都在玩。艺术里有生活，生活里有艺术，二者融为一体。这种状态最可贵，也最自然，可以说，我是在这里进入一生艺术活动最初的门槛。

　　一句话，那时候我的生活非常丰富，精神上也非常快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

　　少年 从二胡到古琴的专业转变

　　初中毕业在即，报考高中成了当务之急。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学校，哪怕是小城市的师范，只要能够继续学音乐，我都想考！在这些选择里，最吸引人也最难的，就是上海的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当年11月就改成“上海音乐学院”了）附属中学。我很想去试一试。

　　我写信告诉了家里。没多久，我的二胡启蒙老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的打个也知道了，他反对，来信劝我千万不要来：“这个学校难考得不得了！我有个同学，二胡拉得很好的，连初试都没有取！”父亲平时从来不管我的，这时候也郑重起来，特地从丁山到学校里来找周老师了解情况。

　　考试分初试、复试，考二胡的人还特别多，考官是卫仲乐、陆修棠、韩洪夫等老师。复试完毕，考得怎么样，我当时也不知道。后来进了学校，刚刚认识跟卫仲乐学琵琶的殷荣珠，她笑着说：“那天卫先生说，‘今朝总算来了一个拉得蛮好的小人！’就是侬呀！”

　　回到丁山不多久，就收到了正式的录取通知，上面说：你的乐理不好，要加紧补习。乐理肯定好不了，不过我考取了，我的愿望实现了，我有了做一个音乐家的希望！

　　刚进学校的时候，就听到了古琴声，什么理由我说不上来，就是模模糊糊地觉得好听，完全是凭感觉。一个学年眼看就要结束，我忽然决定，不继续学二胡了，下一学期起改学古琴。

　　1957年秋天，我升高二，主修课程改成了古琴。第一位老师是刘景韶。我一直和李禹贤共用一个琴房，隔壁琴房好像是高一新生龚荣生。大学毕业之后，龚荣生改了名字叫“龚一”，后来成为中国最出名的古琴家。

　　《潇湘水云》学完了，我也要毕业了。这时张子谦老师对我说：“你还学不学古琴？还学古琴的话，你不要跟我学了，我最大的曲子都教你了，你到北京去跟（吴）景略学！”可这时候，我的兴趣又变了。

　　青年 对民族器乐前途失望

　　在兴趣最浓的时候，决定放弃继续学习古琴，是有切实原因的。首先是我对民族器乐前途的失望。在中国，教学西方音乐的师生看不起教学民族音乐的，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他们的观点也不全无道理。同学里那么多学钢琴的，几乎是一天到晚在练琴，他们训练的严格、教学方法的科学、付出心血的巨大，远远超过任何一种民族乐器。

　　上海音乐学院的民族音乐系除了器乐专业，还有理论作曲专业，民族音乐的新路需要作曲家去开创，那我去学作曲吧。我又做了一个改专业的决定。张子谦老师听说我考取了民乐系理论作曲专业，也很高兴。那时候他对古琴的前途好像也不看好，后来甚至感慨地对我说：“你这个专业，改得好啊！”

　　现在想想，当时的这一改，肯定有年轻人见异思迁、兴趣多变的性格因素，但我并不后悔。如果我去北京跟吴景略先生继续学琴，学得再好，这世上可能又多了一个龚一，或许还成了“龚二”，决不会成为与众不同的自由自在的我。

　　九年的音乐学院附中和大学，我读书并不用功，更说不上勤奋，只顾玩了。我评价我的好奇心，用心于我感兴趣的东西，古琴啊戏曲啊等等。学到、感受到一些东西。因为不用功，注定我不可能有很大的成就，成不了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家。

　　回想这些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音乐教育受到政治没完没了的干扰。我们在学校里学习，真正的学习时间补偿，一直在搞政治运动，要么就是下乡劳动，一天到晚地这条。教学方针完全跟着政治需要走，很难顾及音乐艺术本身的规律。

　　我们民族器乐本身的发展，远没有印度那么辉煌，大部分传统的民族器乐只是留下了乐器和演奏方法，而没有留下发展成独奏艺术的作品（只是古琴、琵琶等少数乐器例外）。大多数民族乐器也不能和西塔尔之类高度发展的印度乐器相比，更没有出现过香卡这样大师级的音乐家。我们能够在世界上叫得响的，是传统的戏曲音乐和戏曲音乐本身所固有的一套中国人的音乐思维方式，它的程式、作曲法，以及不同于西方音乐的细微复杂的强韵变化，但在这个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于会泳，后来又上了“四人帮”的那条船……难道这是中国音乐的宿命吗？（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