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馮小剛：《一九四二》照見生命的卑微和堅忍

1942年，抗日戰爭正值相持階段，河南大旱使千百萬人背井離鄉，外出逃荒。影片以兩條線索展開，一條是逃荒路上的民眾，主要以老東家和佃戶兩個家庭為核心，展現他們的掙扎、痛苦、希冀和憤怒﹔另一條是國民黨政府對人民的忽視加深了這場災難，也為自己失敗的命運埋下了種子。

　　1942年，河南的一場旱災奪走了300萬人的生命。50年后，作家劉震雲採訪當年的幸存者，他發現，這樣一場人間浩劫，已經被當事人所淡忘，消失在歷史的邊際。

　　1993年，作家王朔把劉震雲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推薦給導演馮小剛，馮決定拍成電影。

　　從《集結號》開始，馮小剛開始顯露他對歷史題材和嚴肅主題電影的“野心”。他從《甲方乙方》、《大腕》等賀歲喜劇片積累起來的人氣沒有被這一“轉型”所折損，繼續在《唐山大地震》上爆發，也讓《一九四二》的上映得到觀眾的熱切期待。

　　沿著逃荒路“走”出劇本

　　刻畫大飢荒裡的中國靈魂

　　編輯：電影表現了1942年一場大災荒裡形形色色的人物——當權者、軍官、政府官員、傳教士、外國記者、地主、長工以及他們的家眷子弟，也刻畫了人性中不堪的一面，但電影並沒有特別主觀地要去批判誰。

　　馮小剛：小說原著裡作者的態度是很明顯的，它用一個現代人的眼光去追問，這個災難是怎麼形成的，為什麼導致300萬人喪生的大災難從地縫裡頭消失了，這僅僅是一場災難嗎？因為小說是一個調查體，沒有具體的人物和故事，所以作者的態度就跳到前面來。劇本一開始也依照這個路子，后來我們發現，當劇本中故事、人物和具體的人物關系形成以后，推在前邊的作者的態度，就有點不必要了，干脆拿掉。電影當然需要有個態度，這個態度是誰的態度？應該是1942年這個故事裡的人的態度，是災民的態度，美國記者白修德的態度，蔣介石的態度，傳教士的態度，日本人的態度，我們就把這些態度往前置。

　　所以在人物塑造上，我們把人物放進那個年代裡去揣摩他（她）的態度和狀態。比如花枝用自己換了糧食，要和孩子分手的那場戲，正常的環境下，一個母親要跟自己的親生骨肉分離，肯定是悲痛欲絕的，但在那個時候，花枝覺得能把自己賣了是一件天大的好事，這樣她就能活下去，兩個孩子也能活下去。她的這種情感，特別像冬天寒風裡頑強地從石頭縫中長出的荒草，特別粗糙，是因為容不得她細膩，人心已經變得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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