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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莫言、范曾“科學與文學的對話”實錄【2】

編者按5月15日,兩位諾獎得主楊振寧和莫言在北京大學展開了一場“科學與文學的對話”,著名書畫家范曾主持。莫言:剛才談到作家的風格,有一類很簡潔、干淨利索,比如海明威,有的人非常繁復,拖泥帶水,“披頭散發”,像福克納。
2013年05月20日08:57    來源:科技日報    手機看新聞

  科學家和文學家的風格有什麼區別

  范曾:談到風格,文學家具有一定的風格不言而喻,科學家的風格怎麼體現?科學家和文學家的風格有什麼區別?

  楊振寧:我想是有區別的。這和前幾分鐘你問的問題也有密切關系,就是發明跟發現的關系。不管在科學、文學、藝術裡,發現跟發明的界限都不是完全清楚。可是我想下面這句話是有道理的,科學裡發現的成分比文學裡少一點,文學中發明的成分比科學要多一點。我可以把這句話從另外一個方向再討論一下,我知道莫言喜歡寫幻想文學,有沒有幻想科學呢?我想沒有,科學是猜想的學問,不是幻想的學問,幻想的科學我覺得是沒有出路的,因為科學所要了解的是一些已經有的現象。沒有人類的時候就已經有電、有磁了。科學家要想了解宇宙結構,這就需要想象、需要猜想,這跟文學的幻想是很不一樣的。我不曉得莫言同不同意我的說法。

  莫言:我當然同意。文學家確實需要幻想,我們也知道文學當中還有個重要的門類叫科幻文學,擁有大量讀者。其實很多作家並不具備物理學、天文學的知識,但他依然可以在他的作品裡進行描寫。我記得很早之前我看過蒲鬆齡的小說《雷曹》。寫了一個書生因緣際會到了天上,發現天體的分布狀況和結構都很像蓮蓬,並且還摘下一顆星星回到地界。這種描寫在文學中還有很多。文學作品的想象建立在生活經驗的基礎上,科幻作家的則建立在一定的科學知識之上。比如文學作品中,人要想上天,要通過靈藥,符咒,或神奇力量的攜帶,而科幻小說中則一定要借助飛船。文學幻想和科學家猜想的區別更大,科學應該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生活經歷之上,再去想象、類推的,在前人發現基礎之上,發現新的定理。

  楊振寧:我常常在想一個問題,假如今天把愛迪生突然請回來,讓他在21世紀生活一個禮拜,什麼東西是他最感到不可思議的?你們認為會是什麼?

  莫言:我有一個答案:手機。

  楊振寧:對,我同意是!隨便一個人,拿出手機來就可以和美國的朋友通話,這比《封神榜》最奇怪的事情還要奇怪!

  范曾:愛迪生見了手機一定會驚奇萬分。

  楊振寧:科學家肯定是有風格的,尤其是大科學家,會有非常清楚的風格。因為在科學家成長過程中,需要提煉、漸漸發展出自己方向的思路。等到成為大科學家,在別人看來,風格就會非常清楚。我曾經對於這個問題做過一個討論。20世紀是物理學最輝煌的世紀,有三個大發明,其中一個叫做量子力學,對於基礎物理學是一個了不起的革命,參與的人有三五個,其中有兩位非常年輕的學者,一位是德國人海森堡,一個是英國人狄拉克,都是20世紀初出生的,他們都有巨大的貢獻,奠定了量子力學基礎。你看他們倆的文章,會驚嘆於他們的創新,可是風格是完全不一樣的。我曾經說狄拉克的文章是“秋水文章不染塵”,清楚得不得了,跟著走一段,跟著他的味道一路走下去都沒有任何問題。海森堡的貢獻十分重要,但是文章非常之亂,既有正確的東西,也有錯誤的東西,很多時候分不清楚。所以我跟學生說,你看見了狄拉克的文章之后,就會覺得沒有什麼可再做了,所有正確的東西都被他說光了。但是看了海森堡的東西就要注意,裡面有對有錯,對的也很模糊,所以要仔細將對的錯的分開,就會有很重大的貢獻。這就是兩種風格,整個物理學前沿的發展就是這兩種不同風格互相影響而發展來的。我不知道文學的發展是不是也有類似現象?

  莫言:作家肯定都有自己的風格,主要通過語言來體現。要區別魯迅和沈從文,哪怕把他們名字遮住,一讀文章也能作出准確的判斷。整體來說,文學經過了這麼長時間的發展和變化,形成了各種流派。但是各種各樣的流派和風格對作家而言有時候也是一種無可奈何。比如說,一段時間內現實主義的寫法,巴爾扎克等大作家已經把這種風格發揮到了一種登峰造極的地步,后來者很難超越。作家隻有對前人的作品有所超越或者不同,才可能在文壇上站住腳跟。這就逼著作家去想另外的出路,千方百計避開這些已經非常輝煌的寫作風格,尋找自己的風格,我想各種流派的產生大部分都基於此。作家個人剛開始肯定會模仿各種各樣流派的寫法,在廣泛的閱讀和借鑒的過程當中慢慢強化或者突出個性,形成自己鮮明的風格,才有可能在文壇上佔據一席之地。

  妙悟在科學和文學中都有,但是表現是不一樣的

  楊振寧:9年前,范曾先生畫了一幅大畫送給南開大學數學研究所。畫的是我和陳省身先生之間的對話,把我和他的神態、表情都表現得非常好,我尤其欣賞的是范曾在畫上的自題詩,其中有一句“真情妙悟著文章”。我認為這七個字將科學研究所必經的過程說得非常清楚。先要有真情,就是濃厚的興趣,然后是妙悟,有了它才能有結果:著文章。這三部曲道盡了科學研究必經的過程。我想問莫言先生,這七個字描述文學是不是也恰當?

  莫言:更加恰當了,因為是“著文章”嘛。

  范曾:楊先生寫的是天地文章,莫言寫的是筆下文章。我過去問過陳省身先生,我說您是偉大數學家,您的學問我一點兒也不懂,為什麼別人說你好,好在什麼地方?他對我對數學的“無知”無可奈何,卻回答得很有意味。他說,我做得簡練,漂亮。我想解答一個數學問題,用很繁瑣的方法得到結論肯定不如用簡潔的方法。可是談到小說的話,光簡潔也是不行的,要豐富,要絢爛。有不太了解莫言的人說莫言的小說太長,我不覺得長,最長的《豐乳肥臀》也有種不盡之意在。光是簡潔、漂亮可能不是小說家的使命。莫言您覺得要達到“真情妙悟著文章”應該是怎樣的?

  莫言:剛才談到作家的風格,有一類很簡潔、干淨利索,比如海明威,有的人非常繁復,拖泥帶水,“披頭散發”,像福克納。我們中國作家也可以舉出很多的例子。作家的風格應該是多樣化的,朦朧、簡潔、繁茂都是美,這可能比科學要自由。科學家,尤其是數學家,肯定認為簡潔、准確是最美的。

  楊振寧:是的,科學是一個簡潔的世界,而文學非常復雜。如果問一個數學家或者物理學家,說你研究中裡面的頓悟能不能講出來?通常他們都能講出來。在對於一個問題思考了很久,突然靈機一動,思想就會非常開朗。一個文學家,最重要的工作是不是中間有一個頓悟的時光?

  莫言:也有。靈感突然到來,創作中的問題也就解決了。有時候也靠做夢。我記得看過門捷列夫發明元素周期表就在做夢時排列出來的,作家也會在夢中構思出很好的情節。《生死疲勞》其實早就想寫,但一直也寫不下去,就是因為長篇小說的結構沒有想好。有一年我去參觀承德一個廟宇,在牆壁上看到一幅壁畫,描繪了佛教六道輪回的情節。我突然感到頓悟,就用六道輪回做為這部長篇的結構,所以寫得特別順利。

  范曾:兩位先生講的對我啟發太大了。妙悟在科學和文學中都有,但是表現是不一樣的。科學家妙悟之后,要到實驗室中去証明,文學家妙悟后直接寫出文章。文學要比科學自由得多。

  民族性在文學界是不是也有

  楊振寧:莫言,你我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出身也完全不一樣,卻同走上了瑞典斯德哥爾默的領獎台上,我在獎台上深深地感受到,自己是和一個美國人不同的,請問你去年是否也有類似感受?

  莫言:可以說是和任何人都不一樣,諾貝爾文學獎是第一次授予給中國籍作家。這個獎項在中國一直都是一個熱點和爭論不休的話題,以往每到九十月份就會接到很多電話問我的看法。“落實”到我頭上時,爭論更是鋪天蓋地。我已經變成一個被眾人研究的科學對象了,每個人都想給他動手術。我已經不是一個領獎者、被觀察者,而是一個觀察者。站在獎台上,我在看國王,王后,還有他的兩個漂亮女兒,當然也看自己的妻子和女兒。所以從國王手中接到獎牌時,幾乎沒有什麼想法,隻有觀察。

  范曾:我非常欣賞莫言獲獎后的從容不迫。批評他,他也不怒,贊揚他,他也不喜。

  楊振寧:還要問莫言一個問題。物理學家都要面對方向選擇的問題,尤其是在成熟期。在這方面,把中國和德國的物理學家的方向做一個比較,會發現民族差異很大,中國的科學家會很實用,務實,德國科學家則容易走極端。這種民族性在文學界是不是也有?

  莫言:民族性對人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文學界肯定也有。民族性的形成是個大話題了,它包括很多方面。民族性,我感覺也可以理解為國民性。中國的國民性《易經》早已給我們樹立了一個標杆,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前一句代表進取,后一句代表包容。在文學創作中,重要的有一條是“文以載道”說,就是教育國民,開啟民智。但具體寫作的時候,作家並不刻意有選擇,更多是盯著人。比如魯迅就一直在剖析國民性。當代的作家呢,他也是國民的一分子,受傳統文化影響,而傳統文化其實集中地表現了我們的民族性。一個作家也遺傳著這種國民性。他的作品塑造人物,也是在研究國民,如果塑造人物的有典型意義和普遍性,就會獲得認同,讓讀者從中發現自己。

(責編:黃維、許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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