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雲談中國電影缺的不是故事：導演是個哲學家

電影《教父》是一個特別恨的電影 驅動力和發動機卻是愛———

“民族和民族間確實有很多差異，但是在最根本的問題上，比如講愛和恨的問題上，肯定所有人都是一致的。”

本報訊 在第二屆（京交會）“故事驅動中國”大會上，著名作家劉震雲發表題為“講故事的藝術”演講。劉震雲在會上表示，中國電影最缺的不是故事，而是哲學。

文學是干什麼用的？劉震雲認為，大家可以說它是講故事用的，但是自己的文學主要不是講故事，而是一種思考，“大家讀過劉震雲的作品，每一個作品都是思考的生活中不存在的一個哲學道理，比如說像《一地雞毛》，它是在講大和小的概念。《我不是潘金蓮》講的是一個芝麻怎麼變成了西瓜，一個螞蟻怎麼變成了大象的故事。《一九四二》，思考的是這個民族對待苦難的態度。”

談到自己的編劇身份，劉震雲說，“我不是個著名的編劇，我小說寫得還好，但是我為數不多的幾個劇本寫得非常差。我覺得最差是因為我把劇本當成小說寫了。”他以《一九四二》為例，“電影拍攝期間最大的苦惱是劇本裡老是出現八個字，前不見頭后不見尾，要不中國的軍隊是前不見頭，后不見尾，要不是日本的軍隊前不見頭、后不見尾，這個前不見頭、后不見尾要花很多錢！制片主任不敢見我，一見我就瘋了。另外劇本寫得太長了，拍出來的素材能剪十個小時。但是影院裡要求馮這樣的大牌導演也不可以超過兩個半小時。”

他說自己最喜歡的電影是《教父》，他認為這部電影的好處不在於這個電影的題材是暴力的題材，而在於裡邊有一個世界觀和方法論，“這麼暴力的電影，故事的驅動力和發動機是什麼，我覺得導演是個哲學家，它是一個特別恨的電影，驅動力和發動機卻是愛，每一次殺人，每一次黑幫的火拼包括自己家族內部人的突然的暴亡沒有一個是因為仇恨而是因為愛。”

一個故事能不能跨越國界，劉震雲認為，可以，“很簡單，感人的故事、人性的故事。民族和民族間確實有很多差異，但是在最根本的問題上，比如講愛和恨的問題上，肯定所有人都是一致的。看電影《一次別離》，我們就發現伊朗的人跟保定的人沒有任何區別，因為一次離婚在德黑蘭發生的事跟北京、石家庄、濟南沒有任何的區別。”

劉震雲還說，人人都說電影從文學吸取營養，其實文學也從電影得到很多，“電影院像餐館一樣希望客人早吃完早走和翻台，一般的電影要在120分鐘裡把人物和故事背后的見識講出來，和20萬字講出來是非常不一樣的。它就要求它的對話要非常的精粹，如果把這一點擱到自己的小說創作裡，小說的質量會極大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