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第七天》：杰作還是敗筆？

作家余華

　　高尚的現實主義書寫

　　王陌塵

　　轉型：對話活生生的現實

　　余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作品《一九八六》、《現實一種》等，同崔健的搖滾《一無所有》一樣，面對一個剛卷起假面一角的時代，混合著激奮、質疑、探尋、敵視等青春情緒，以挑戰者的先鋒姿態發出新鮮的吼聲。1991年，余華以一本關於成長記憶的長篇《呼喊與細雨》向青春的個人化書寫告別。余華自問：“我如何寫出我越來越熱愛的活生生來？”和許多渴望站到一個急劇變動的時代的最前沿並與之對話的先鋒作家一樣，余華懷著對現實的迷戀開始了他的轉型。

　　似乎從步入新的寫作旅程開始，余華就理念清晰：“我的工作就是讓現代敘述中的技巧，來幫助我達到寫實的輝煌。”1992年、1995年他的兩部長篇力作《活著》、《許三觀賣血記》果然讓寫實文學耳目一新。可是2005年、2006年推出的長篇小說《兄弟》的水准卻一落千丈，混亂的價值判斷、平庸的現場描述、拉雜的詞語鋪陳……在重大歷史敘事面前表現出令人難過的力不從心。

　　時隔七年，余華最新長篇《第七天》一面世就產生巨大爭議，讀完后掩卷自思，這部將現實沖擊得天崩地陷的作品何以被一些讀者罵得一無是處？我想這多半是快餐式閱讀造成的浮華想象期待損傷了一些人的審美感受。可以斷言，2013年將是“余華年”，雖然今年仍是長篇創作的豐收年，但隻有《第七天》能對現實背水一戰，把一個群體放置在“死無葬身之地”。

　　苦難：敘述力量的支撐點

　　苦難是余華直面現實時捕捉到的最活躍的生存因子。和先鋒時期作品中總用瘋狂、自殺、殺人表現絕望不同，從《活著》開始，苦難始終在絕望的邊緣煥發出人性之光。當家珍對害死自己兒子的仇人春生喊：“春生，你要活著”時，人性的善良與寬容將苦難提升為一種精神的煉獄。《第七天》中，同樣是苦難在生與死之間搭建了一條自由敘述的通道，不過這次生的世界是全然的黑暗，隻有死的世界才露出悲愴的笑容。

　　《活著》的深刻，在於苦難成就了生者的哲學：隻要能活著，不管多苦、多難也要忍受﹔《兄弟》的輕浮，在於苦難被嬉皮精神沖刷淨盡——李光頭的記憶中隻剩女人的屁股，忘記了父親被虐殺時彌漫的血光。而《第七天》寒冷得令人戰栗，卻在於苦難本身就是一個沒有終點的旅程。

　　生者世界的反人性罪惡制造了眾多的露尸荒野者：死於車禍的媽媽、得癌症沒錢醫治的爸爸、被當作醫療垃圾的嬰兒、房屋強拆時被壓死的夫妻、商場大火中被燒死后瞞報的人群、被當作殺人犯槍斃的青年……他們隻能在苦難中自我悼念，默然承受：“寬廣的沉默裡暗暗涌動千言萬語，那是很多的卑微人生在自我訴說。”

　　對死亡的敬畏、對死者的尊重是人類對生命價值確認的起碼體現，也是人類社會的宗教精神、文化理想和道德倫理生成的起點。第七天是安息日，也是亡者得到神的祝福的日子，可對這些死無葬身之地的人們來說，生命的價值為零。他們要承受生者與死者兩個世界的雙重苦難。在生的世界，他們被人性的自私、冷漠、殘忍殺害﹔在死者的世界，他們更像《祝福》中的祥林嫂陷入不能生又不敢死的生存困境一樣，陷入渴望安息又永無歸宿的死亡困境。

　　敘事：平淡中的悲喜交集

　　“我”——楊飛——一個死者，也是一個沒有墓地的永生者，從死亡的第一天起，便在兩個世界裡尋找自己曾經的愛人李青和父親楊金彪。

　　“便宜貨”楊飛和美女李青短暫的婚姻是當下社會的平常事件。能將一個連故事都算不上的事件通過穿越生死的敘述轉化成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這是余華嫻熟的敘事技巧和奇特想象力的幸運結合。

　　余華對細節的把握是敏感而准確的，在相似細節的反復疊加中，所有不經意的敘述便由小溪匯聚為情感的汪洋。“我”穿著胸口繡有“李青”兩個字的殮衣就是一個被不斷強化的細節。死亡第一天，“我”為自己淨身，穿上這件當作殮衣的睡衣。遇到死去的李青后，她一眼看到衣服上的名字，幫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我”整容。一件熟悉的衣服把兩個長久分離的人拉到了一起。

　　在生活化的敘述中不露痕跡地插入戲劇化的場景，以一個點的沸騰帶動整個故事進入出人意料的情感氛圍，是《第七天》常見的推動情節發展的方式。楊飛在飯館吃飯看到報紙上李青自殺消息時的場景，如同置身於炮火連天的戰場——飯館轟然爆炸的聲音、紛亂逃亡的人群、四處彌漫的濃煙……置身其中的楊飛隻覺得“報紙上的文字黑壓壓地如同布滿彈孔的牆壁堵住我的眼睛”。在看到李青死亡的消息時，楊飛的靈魂已經為她殉死。楊飛死后第一天和李青不約而同來到他們生前居住的小屋，兩個人坐在一起互相悼念，默然相守，“好像坐在夢裡”，在永別之前重回愛的童話。這段為愛而死、死后猶愛、相遇卻成永別的愛情是否比以往讀到的歷經三生的愛情故事更令人心碎？

　　《第七天》中更令人動容的還是楊飛和楊金彪不離不棄的父子之情。余華以往的長篇總讓主述人沿著命運的直線行走，故事大多結構單一。尋父是《第七天》的主要線索，兒子楊飛看起來是主述人，在尋找父親的過程中看到許多他人的故事，但父親作為隱秘的主角，他神秘的陪伴讓故事的結構具有回環性。

　　死亡第一天，楊飛來到殯儀館，他遇到身穿破舊藍色衣服、戴著破舊白色手套的父親，可他們“縱使相逢應不識”，都認不出已經變了形的對方。“我”在死后第三天回到和父親一起生活過的地方，想起死前一直在尋找父親，父親得了淋巴癌后不久離家出走了。第五天，在骨骼的人群裡“我”遇到父親的朋友李月珍，才知道父親原來一直在殯儀館等待“我”。

　　兩種尋找在故事的結局終於相遇。父親站在生死交界處的等待比兒子在兩個世界行走包含更多難言的心緒。和《等待戈多》永遠等待一個不會到來的人的荒謬不同，父親的等待充滿悖論：他在等待自己不希望到來的兒子。

　　語言：熟悉經驗的陌生化

　　“我獨自坐在池塘邊，在過去的時間裡風塵仆仆。”這是余華“呼喊與細雨”式的語言，這些密集的、在時間內外相互對望的句子讓余華的同名長篇頗具敘事詩特質。余華的寫實作品不再把語言當作一種為新意而新意的技巧，而是一種對世界的嶄新體驗，這讓他的語言變得更為朴素。《第七天》就是這種貼近生活的語言。和《兄弟》因散漫的現場敘述沖淡了敘事的力度不同，《第七天》在追求真實感、現場性的同時還具有高度的概括力，一個頗有意味的現場表現出的是強烈的文化批判意識。

　　余華一直努力在對世界的荒誕感的描述中重建自己的話語體系，《第七天》也是一部書寫荒誕的作品，但這一次余華徹底將生與死、喜與悲、聚與散等所有關乎生命感覺的詞語的原有意義擦抹去了，我們隻能跟著死者重新認知這個世界。“他的聲音裡有源遠流長的疲憊。”“我感到既是永別的撫摸，也是重逢的撫摸。”當這些鮮活的話語與時間中某個閃亮的瞬間相遇時，我們熟悉卻久已乏味的語言和生命經驗瞬間分崩離析。

　　余華在《活著》序言中說作家應該“向人們展示一種高尚”，力圖向讀者表明《活著》是對生存的高尚理解﹔《第七天》仍是書寫個體生命渴望能夠高尚地存在，無奈這種高尚隻能在死無葬身之地感受到。

　　王陌塵，作家，北京語言大學速成學院副教授。

　　真實仍在一步之外

　　周健森

　　熟悉余華的讀者很可能會對他的新作《第七天》感到失望。此前他從博爾赫斯或其他作家的閱讀體驗中所繼承的文字美感，在這部作品中已蕩然無存。同樣消失的還有那些精巧的節奏和賦格，據說這是他曾從巴赫的音樂中體悟到的。當這些典雅的文學性的東西被統統拋棄之后，余華呈現給我們的，更接近於刊登在通俗雜志上的市井傳奇，其質感是生硬而廉價的，甚至顯得有些粗俗。

　　但是，余華又在這部作品中帶給我們一個出人意料的驚喜。他終於擺脫了那一代作家對於形式和敘事實驗的過度迷戀，想要觸碰一下社會現實了。這個轉變是如此重要，讀者甚至可以因此忽略掉他在文字上的缺陷，畢竟，用粗俗的文字去描述一個丑陋的世界，或許還算是恰當的。可遺憾的是，當我們讀完全書就會明白，余華對現實的所謂觸碰，可能僅僅是他擺出的一個姿態而已。

　　小說講述的是一個“生不如死”的故事。書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在社會底層掙扎的人，他們在往生的途中回憶前世，由此拼湊出一幅血肉模糊的浮世繪。在他們的講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熟悉而敏感的詞匯，以及很多同樣熟悉而敏感的人物，比如強拆事件中的受害人，比如因為一個山寨iPhone而自殺的洗頭妹，比如火災事故中被瞞報的死者。

　　我們熟悉這些詞匯或人物，因為他們或者來自近年來的熱點新聞事件，或者早已充斥在微博之中。我們每天都在網絡上喋喋不休地討論著這些人和事，並且早已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結論和認識。但是在小說中，余華的工作無非是把這些素材原封不動地照搬到了自己名下，卻並沒有提供什麼比新聞報道或長微博更高明的說法。在個別地方，他甚至“抄襲”了我們的智慧。當讀到“他們說的話，我連標點符號都不信”這樣的網絡名言時，我們甚至不得不懷疑，這位作家是否真的介入到了現實世界之中，還是僅僅通過一層電腦屏幕在隔岸觀火。

　　如果寫作者無法真正步入社會，那麼他對現實的表述必定是膚淺甚至變形的。小說中主要敘述者的前世身份是一個男性公司白領，但是余華顯然對這個群體並不了解，他把這個人物硬生生地塞進電梯裡，並且命令他為了旁人的遭遇而潸然淚下，其結果特別像是懦弱的文藝青年在自我臆想中佔領了道德高地，虛偽得令人感到肉麻。同樣，他把自殺的洗頭妹和割腎而亡的男友也塑造成了內心纖弱的文藝青年，他們的行事動機和內心思緒時常背離他們的身份，有時難免顯得矯情。不過，書中對於父親形象的描述十分准確而動人，讓我們隱約找到了在作者過往作品中曾經收獲到的一些感動。

　　《第七天》的名字源於《聖經》中的典故，余華也將自己打扮成了一個試圖撫慰人心的聖徒形象。在小說的后半部分，他不惜筆墨地詳細描繪出世外桃源般美好的世界，讓那些可憐的死者在這裡得到永生的快樂，他將那裡稱作“死無葬身之地”。這個寫作者似乎一直試圖使我們相信：他懂得世人所經受的苦難，並且可以安撫那些受傷的心靈。事實上，他也確實曾在《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中做到了這一點。但是這一次，余華卻無法博得我們的信任，因為他與我們真實的生活分割得太久了，也太遠了。

　　周健森，青年劇作家，現居北京。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