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爵獎的評選是否公正公平?浮華遮不住的“短板”

《大鬧天宮》劇組在上海電影節上。 由左至右：周潤發、甄子丹、郭富城。

上海國際電影節，走紅地毯的《小時代》劇組。

　　作為中國最具影響力、唯一一個國際A類電影節，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在雨中伴隨著黯淡的星光與獲獎名單泄露的“羅生門”事件落下帷幕。正值“豆蔻年華”的上海電影節按中國人的分法，再過兩屆，將是它的成人之年。從1993年誕生以來，經過20年的運作，上海國際電影節仍被媒體批評“暮氣沉沉”，呈現日漸式微的老態。主競賽雞肋、暗箱黑幕、放映故障、接待不力等等引發參與者集體“吐槽”，“一年不如一年”之聲此起彼伏。

　　與權威性備受質疑的上海國際電影節相比，於今年四月舉行的第三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以“后起之秀”之姿努力“升A”，力爭成為上海國際電影節之后中國第二個A類電影節。另幾大中國國際電影節（長春國際電影節、金雞百花電影節、珠海國際電影節）的命運則是：或者氣數已盡，或者屢受詬病，或者干脆銷聲匿跡。從數量上看，中國國際性電影節的數量可觀，然而在影響力、軟件與硬件、專業性、開放度等方面往往被“詬病”，為何我們沒有權威性的國際電影節？它們的“瓶頸”在哪裡？針對此，記者採訪相關業內人士，尋找答案。

　　權威性和公信力難建立

　　電影節有沒有國際影響力，評獎是一個核心要素和重要參照，換言之，主競賽單元的影片“含金量”成為電影的硬指標，這也是全球電影界普遍認可的標准。目前辦得最成功的三大國際電影節，戛納、柏林以及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不設“硬性指標”的原則為它們贏得了全球的認可。

　　以戛納電影節為例，“標准完全獨立自主”是戛納評委會一直強調的原則。每一屆的戛納評委會在選片和評獎過程中都盡量寬容，兼容並蓄，反對學院模式和通俗化，“英雄不問出處”的評判標准確保了評獎的相對公正。

　　主競賽片成“雞肋”恰恰是媒體批評上海國際電影節最“凶猛”的所在。捧得本屆金爵獎的俄羅斯影片《警界黑幕》曾在戛納電影節影評人周單元放映，然而在上海電影節上大獲全勝。不少業內人士認為，上海電影節雖然戴了一頂“洋”帽子，但內裡偏“土”味。

　　記者通過梳理20年來入圍上海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影片發現，每年都有華語電影入圍。而且數量不斷增加，從原來一兩部已經發展到三部。此外，每年金爵獎的評委都會選擇兩位華語電影人，佔到全體評委數量的三分之一，其中反映的“本土化”傾向也被媒體多有質疑。

　　質疑的聲音遠不止於此，金爵獎的評選是否公正公平也成為歷年來上海電影節無法回避的話題。比如，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閉幕的前一天，某門戶網站發布消息稱，“除張家輝確定將獲得影帝之外，該片還將斬獲兩個獎項”。該消息一出激起三層浪，主辦方雖然第一時間辟謠，但不少媒體人表示“見怪不怪”。

　　《電影世界》執行主編梅雪風談及上海電影節說，上海國際電影節主競賽的審片標准與體系不清晰，不知道什麼樣的電影可以得到他們的認可。“競賽片單元，很少看到上海電影節的得獎就被國際世界認可，經常放完了就放完了，得獎了就得獎了，沒有很強的國際輻射力。影片本身質量沒有達到標准，還是因為上海電影節的公信力尚未建立。”

　　正是看到了這一點，中國著名導演謝飛為北京國際電影節獻言時特別強調選片，他覺得電影節組委會要有一個固定的班子，特別是電影選片人，到全世界去選片。“這樣的人既是電影藝術的專家，又是文化專家，同時又是很好的行政管理人員。需要尋找這樣的人並讓他穩定下來，堅持自己的選片思路。”

　　專業性和服務性變“空頭支票”

　　電影節除了有促進電影藝術交流與發展的功能，更多的是充當商業平台的角色，美國頭號獨立電影節聖丹斯電影節是獨立電影人走向好萊塢的綠色通道，歐洲三大電影節也是美國大公司在歐洲推廣自己影片的平台，《星戰前傳3》、《達·芬奇密碼》、《了不起的蓋茨比》等大片都曾是三大電影節的開幕影片。

　　搭建平台隨之而來的是對專業性和服務性的要求，考驗“軟件”力量。記者前年曾親歷戛納電影節印象深刻。電影節期間整個城市都有著電影節的路標與海報，志願者與免費巴士在機場有序接待參與者﹔在活動期間，有任何問題咨詢志願者都能得到滿意的答復。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上海電影節組織被許多媒體人稱為“不敢直視”。

　　不少志願者是來自本地大專院校的在讀學生。接受記者採訪時他們皆表示沒有受過專門的培訓。在這種情況下，志願者服務，問訊資料跟不上。電影節的參與者有問題需要幫助的時候經常得到的答案便是“不清楚”、“不知道”。不少媒體記者向組委會反映無法接收官方的短信通知，工作人員表示盡力解決，然而直到閉幕，問題仍沒有解決。

　　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還出現“致命性”硬傷事件。比如，金爵獎競賽影片、展映影片紛紛因DCP（數字院線文件包）問題而撤片卻沒有第一時間告知影迷，使得很多影迷要退票又無法在當時的影城得以解決。影評人“妖靈妖”的微博近日一直在自發地搜集上海電影節的影迷觀影感想，希望匯總向組委會反映。

　　在“妖靈妖”收集的“吐槽”帖中，“字幕”成為“重災區”。比如，各方影迷們紛紛抱怨：“6月18日，法國著名導演卡拉克斯的新片《神聖車行》的字幕完全是瞎編亂造的版本，影迷在觀看后非常不滿。影院負責人聞訊趕來，質問志願者看出字幕有錯怎麼不和院方聯系，負責敲字的志願者男生答復：‘前十分鐘編得蠻好的，就沒發現’。”在電影節開幕的第二天，日本電影周的影片《東京家族》在放映之前因“開幕儀式”而延遲，最終放映時間比影票標注時間晚了75分鐘，出現了女觀眾大鬧現場的不雅“事件”。

　　今年4月的北京國際電影節在活動組織方面同樣面臨“尷尬”。整個電影節的內場發布會無一大片亮相，出席明星更是寥寥無幾，呈現出一派小制作驚悚片扎堆的現象，有媒體甚至抱怨“連值得採訪的明星都沒有”。談及原因，不少片方都“喊冤”，“我們曾經試圖跟電影節組委會溝通過內場活動，感覺組委會方面對電影節的組織不是很熟練，好像今年和去年承辦的公司都不是一家。如果溝通不暢我們也會擔心活動現場出狀況，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辦了比較保險。”

　　影響力和輻射力待“升級”

　　衡量一個A級國際電影節的影響力，“人氣”是相對直觀的評判標准，無論上海電影節還是北京電影節都在請歐美名導明星方面毫不“手軟”，但出來的效果引人深思。

　　比如在本屆上海電影節開幕紅毯上，賈樟柯、趙濤夫婦遭遇天兵紅毯主持人的冷落、走了兩次紅毯的黃曉明卻被揶揄“換裝迅速”、法國著名導演卡拉克斯人氣不及國內二三線小明星﹔閉幕紅毯上，好萊塢“勞模姐”杰西卡·查斯坦驚艷亮相，現場觀眾卻對這位金球獎影后並不熟悉，歡呼聲稀稀拉拉。曾經來過上海電影節的韓國導演金基德感嘆：“上海與戛納、威尼斯很不一樣，這是一個明星中心制的電影節，作者與導演在這裡是真正的配角。”

　　張藝謀曾在2010年釜山電影節感嘆上海電影節距離國際還有一段距離，“當年上海電影節剛剛舉辦的時候，我們都想過，是不是可以把上海電影節打造成亞洲最牛的電影節。現在看起來，距離還很遙遠。我們老在說是A類電影節，光說不行，要有一個長線的規劃才行。”

　　對於投資人葉靜來說，中國的國際電影節年齡不夠長，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整個中國市場開放度不夠理想，“雖然這幾年我們的市場越來越繁榮，不少好萊塢片來華宣傳，但是由於市場的開放度不夠、盜版問題猖獗以及文化隔膜等問題的困擾，很難達到理想效果”。她進一步分析說，所謂主雅客來勤。一個國家，隻有自己的電影有影響力，才能吸引到夠水准的國際電影和電影人。

　　由美國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提出的“短板理論”告訴我們：盛水的木桶是由許多塊木板箍成的，盛水量也是由這些木板共同決定的。若其中一塊木板很短，則此木桶的盛水量就被短板所限制。同樣對於中國式國際電影節來說，硬件和軟件的問題是目前的“短板”，“國際A類”並不能只是徒有虛名。

(來源: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