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余華《第七天》：故事真實的卻喪失真實的魅力

書名：第七天 作者：余華 出版者：新星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3年6月

作家余華

　　我們都知道這些故事是真實的，但這些故事卻在作家的筆下喪失了動人的魅力，這個過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第七天》的平庸無奇隻能証明作家喪失了真正的想象力。

　　令人反感的煽情炒作

　　5月底，各大媒體都收到了新經典文化公司發來的一封神秘郵件，郵件內容是為余華即將上市的新作《第七天》所寫的宣傳文案。這份文案最為蹊蹺之處在於，寫作者仿佛是在集體採訪了出版方、渠道商、書店、作者、讀者和責編之后一揮而就，這篇文章集煽情與報道於一體，洋洋洒洒，面面俱到，神秘兮兮，煞有介事。

　　文章部分內容引用如下：“（本報訊）昨日，記者忽然在各大書店的顯要位置看到鋪天蓋地的著名作家余華新長篇小說《第七天》的大幅海報。蟄伏7年余華新作在秘而不宣下即將面世。這是一本什麼題材的小說？記者電話余華，其手機一直處於關機狀態……據悉，出版社隻向書店出示僅有作者名字的新書征訂單，一天內緊急征訂電話響個不停，新作預訂量已超過70萬冊。記者幾經周折找到該書責編，旁敲側擊詢問‘閱讀感受’，她為難之后表示此書將超越《活著》，成為余華新的裡程碑！雖然是本書的責編，但她拿到初稿時，並不知道是余華老師的作品，小說實在太精彩了，看了一個開頭就放不下，讀到第10頁淚不能止，邊哭邊看，一口氣連夜讀完，讀到結尾已成淚人……”

　　出版商的宣傳策略昭然若揭。在圖書出版前如此積極造勢，說白了就是想在圖書上市前賣個好價錢。七年之前余華的《兄弟》上市，還分成了上下兩部分別出版，最終銷售高達百萬冊，盡管毀譽參半，但是相對這麼巨大的一個利益鏈，口碑的差評基本可以忽略不計。蟄伏七年之后，余華的新作《第七天》想當然要實現當年的輝煌銷量。套用一個廣告詞就是：你說好，我說好，都不如賣得好才是真正好。圖書出版急功近利的心態一目了然。圖書炒作，雇佣水軍，宣傳造勢，無所不用其極，說白了就是把圖書出版看成了一單生意，不能賠本的買賣。

　　按說，一本新著出版，一些宣傳是很必要的，但是宣傳要依托於著作本身，要採用合情合理的方式，而不是大聲吆喝，弄一些煽情而虛假的炒作，用炒作代替了正常的批評，隻能令人厭惡與反感。

　　迎合西方評論界的策略

　　批評無法對抗迅猛的商業炒作，這是一個批評式微的年代。批評的式微不是沒有批評，恰好相反，是批評太多了，但是有效的批評越來越少。導致這種變化的，一方面是批評日趨僵硬化，無法應對瞬息萬變流動的現實。現實太荒誕，已經超越了批評所能承載的能力，批評隻能在隔靴搔痒的層面對現實指指點點，虛張聲勢。從另外一方面來說，批評的式微源自批評的理論化。批評要求與作家交流，面對作品發言。但是與上世紀60年代作家一起崛起的批評家，在上世紀80年代聲譽鵲起之后，大都隱退到了學院，建構自己的理論，自稱體系，閉門造車。

　　余華從《兄弟》到如今的《第七天》在批評界的接受情況都可以看出這種不同。對他作品吹捧的都是那些與其幾乎同一時代的學院派批評家，從他們解讀文本措辭的方式上也能看出，這種批評精致而圓滑，謹慎而無用，基本上採用不痛不痒，不得罪作者，也不得罪讀者的方式。而對那些真正的顯得過於毒辣與偏激的批評，作家干脆選擇視而不見，或者說評論者根本不具備足夠的資格對他的作品進行評論。這種策略顯示出作家對作品過於保護性的舉措，隻能証明他缺乏足夠的自信面對批評。如果作家對自己的作品有足夠的信心，也相信自己的作品能夠經時間的檢驗，他應該明智地對批評保持接納。當作品完成之時，就是作者沉默之時。作品的接受與傳播，批評與贊揚，已經與作家無關。任何批評都是正當的，無論膚淺或是深刻，偏見或是洞見，誤讀或是深度解讀。作品自有命運，與千萬個閱讀的讀者有關，與他們的理解能力有關。

　　我們常聽到作家回答為何寫作時的話是，我隻為自己的內心寫作。余華曾在《活著》的前言中就曾說道：“一位真正的作家永遠隻為內心寫作，隻有內心才會真實地告訴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麼突出。”但是這句話有時候只是冠冕的說辭。除了內心涌動的寫作欲望，很多時候作者另有目的。《第七天》除了為了作者的內心寫作之外，給人的印象這是一部面向西方評論界的小說。余華自然也明白他在國際上身為一個中國作家的影響力，他的作品被翻譯成多種語言，這是作品走向國際化的一個特征。當他愈發意識到這種存在感時，他的寫作已經有意識地開始迎合世界文學的特征。

　　如果說《兄弟》是個毀譽參半的嘗試，在國際上的評論口碑並不完美，七年之后的《第七天》他已經有意識在小說中選用西方文學語境常用的語言、故事、形式等等，尤其這種上帝七天造人的模式，分成七章講述，還有那些在現實中愈加慘烈的故事，以及故意採用是一個死人的視角，幽靈的話語，還有結尾處那種膚淺的幸福幻覺，擱置到一個全新的西方語境中，會變成一種全新的、荒誕的、獵奇的、充滿東方奇觀的、符合西方評論界對中國認識的新東方寫作策略。這種寫作策略已經預設了西方評論對這種荒誕與現實之間沖突與張力的高度認同。還有一種優勢，余華在小說中寫到的一個個故事，因為是殘酷的現實，造成了國內評論界集體的失語。很顯然，當我們要想批評小說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我們能忽略到他小說中寫到的現實存在嗎？如果不能忽略現實，我們的評論如何解構這種現實的殘酷性？是否理性的評價就意味著我們對現實的冷漠呢？或者說，我們理性的評價這本小說會不會讓人以為缺乏某種對人性的悲憫之心呢？

　　只是在復述生活故事

　　對於這種認真的考量，我隻能說，讓文學的歸文學，讓現實的歸現實。對文學的理性，正是為了尊重現實的荒誕。當余華在《第七天》中幾乎沒有任何修訂，就把新聞報道出來的“人間悲劇”鮮血淋漓地展現在小說中時，這位曾經優秀的小說家已經喪失了他的獨特性。我們不缺乏這樣的寫作，當把余華置換成任何一個對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和良知的作家后，他都能復述我們生活中發生的慘烈故事。而一個作家應該不甘心簡單復述這些故事，作家與現實的關系應該是沖突的、敵對的、質疑的、充滿張力的。就如同余華還是在《活著》的前言中說道：“長期以來，我的作品都是源出於和現實的那一層緊張關系。我沉湎於想象之中，又被現實緊緊控制，我明確地感受著自我的分裂，我無法使自己變得純粹，我曾經希望自己成為一位童話作家，要不就是一位實實在在作品的擁有者，如果我能夠成為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我想我內心的痛苦將輕微很多，可是與此同時我的力量也會削弱很多。”

　　這段話幾乎完美地預言了他迄今為止兩部最差的作品《兄弟》與《第七天》的出現。《第七天》就是一個殘酷的童話，我們跟隨主人公的幽靈楊飛，一路行進，從殯儀館出發，一路跌跌撞撞，摻雜著回憶與虛妄、愛情與感傷、高貴與渺小、荒誕與真實，接觸到人生的煉獄。余華借用了但丁《地獄篇》的形式，用楊飛的視角串聯起一個個我們熟稔於心，口不能言的故事：強拆、襲警、跳樓、自焚、爆炸……這些在我們生活中被掩蓋起來的公共事件成為了余華建構小說地圖的理由。但是我們在閱讀中無法感受到作者對這些事件傾注的情感，他就像一個事不關己的記錄者，忠實地記錄下這些發生的故事。原本在余華作品中彌漫其中的節制、冷靜、不動聲色、冰冷、慘烈的敘述手法讓位於無比僵硬而平庸的平鋪直敘。

　　《第七天》最好的部分是楊飛遇到鼠妹——鼠妹是因為她收到了男友送的一個山寨版的iphone，跳樓自殺身亡——兩個幽靈在荒野裡游蕩，他們在尋找一個可以落腳的地方：“我們走在寂靜裡，這個寂靜的名字叫死亡。我們不再說話，那是因為我們的記憶不再前行。這是隔世記憶，斑駁陸離，虛無又真實。我感受身旁這個神情落寞女子的無聲行走，嘆息那個離去的世界多麼令人傷感。”這個段落恍惚讓我看到了全盛時期余華的影子，對句子的氛圍，字句的拿捏，感情的融入與疏離都把握得恰到好處。但是也僅此而已，當楊飛和鼠妹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時，下面的描述又墜入了一種想象力極度貧乏的境遇：“我驚訝地看見了一個世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樹木茂盛，樹枝上結滿有核的果子，樹葉都是心臟的模樣，它們抖動時也是心臟跳動的節奏”。它們看到了一些隻剩下骨骼的人走來走去，楊飛問鼠妹：這是什麼地方？她說：“這裡叫死亡葬身之地。”——我們甚至能察覺到作者在寫出最后一個句子時的那種得意，乃至於這個句子在小說結尾時又被重復與強調了一次，仿佛一種炫耀。也許這個句子值得得意，他借用一個俗語巧妙地描述另外一個世界，但是這個世界不是煉獄，更像是伊甸園，更可怕的是，當我們無法想象出神話中的伊甸園是什麼樣子時，余華竟然用了一種十八歲少女般的幻想，無比幼稚平庸的筆觸來描述那個收留孤魂野鬼的世界。我在閱讀中最不能忍受的是，竟然在這樣一個優秀作家的筆端之間，發現了一種暢行於網絡之間，由那些十幾歲的少女無聊幻想構成的耽美文學的影子，這算是與時俱進麼？

　　余華在《我的寫作經歷》中提到，他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有一個寫作上的轉向，從先鋒與實驗性的寫作，回歸到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一切都回到了故事身上，作者成為了一個單純講故事的人，他講述自己的故事——通過寫作，講述別人的故事——通過代言。而在《第七天》中，所有的故事我們都知道是真實的，但這些故事卻在作家的筆下喪失了真實的魅力，這個過程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

　　當作家失去了想象力

　　我們可以在約翰·伯格在《講故事的人》中得到部分的答案：“故事邀請評論，實際上，它創造評論，因為即便是默不作聲也被當作某種評論。評論也許是惡意的，或者是偏執的，但是，若是如此，評論本身也會變成一個故事，因而反過來成為評論的對象。更多的時候，附加於故事的評論是作為，也被理解為評論者個人——根據故事——對於生存之謎的回答。每個故事允許每個人定義自己如此。”當我寫下這篇文字時，我是余華的《第七天》的一個評論者，而對於《第七天》中發生的故事，作者余華是評論者——但是在小說中，他拒絕評論，他說他只是記錄自己的聲音，他的評論採用了另外一種寫作，《十個詞匯裡的中國》代表了他的評論。當作家對他的作品不再評論，也不再接受其他人的評論時，他的作品生命力已經開始萎縮，因為評論構成了互相激蕩的場域，激發作品在新的接受語境中達致豐盈與圓滿。我們需要評論，不僅是對作品的評論，而且是作家對自己的作品抱持有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我們不要忘了小說的本質是虛構與想象力，這些就是作者評論作品的一部分，當作者隻想記錄，不想評論的時候，虛構與想象力對作家而言已經沒有了意義。

　　也許，真該換個角度考慮，《第七天》的平庸無奇隻能証明作家喪失了真正的想象力，虛構成為了高懸的工具，記錄真實成為作家的職責。我有一個胡亂的猜想，也許當一個作家的想象力變得匱乏時，他才會如此起勁地摹寫現實。

(來源: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