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魯國古城再發掘：首次發現門闕遺址

　　曲阜魯國故城是周代魯國的都城，是周王朝各諸侯國中延續時間最長的都城。在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周公旦於魯，是為“魯公”。周成王時周公之子伯禽代父就封，在這裡建立了都城，自此至魯頃公亡國止，共歷三十四代，建都時間達873年。上世紀70年代，山東省博物館對魯國故城進行全面勘查和發掘，揭示了故城的概貌。現曲阜魯國故城遺址位於山東省曲阜市內及其外圍地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為了給魯國故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提供科學依據，從去年8月開始至今年7月，山東省文物局獲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對該遺址進行了再次發掘。

　　首次發現門闕基址

　　據魯國故城南東門考古隊領隊高明奎介紹，此次考古首次發現一處周代門闕的基址，對搞清當時城門結構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門闕具有防御和禮儀的性質，是在大門兩側往外突出的牆體建筑。兩段闕台的底部寬約30米，殘長十幾米，因為被現代建筑所壓，暫時搞不清闕台的長度。到了明清時期，門道位置變成一條排水溝。

　　此次考古，工作人員共發掘2000多平方米，其中門址部分就有1000多平方米。可以想象，2500年前，魯國人由南往北穿過寬近6米的大門門道，繼續前行約1000米，就可以來到周公廟宮殿區，南大門和宮殿區因此構成整個魯故城的中軸線。

　　魯國故城中軸線的確定對於掌握城區布局具有特殊的意義，根據相關知識和經驗，中軸線沿線通常都是最重要的建筑。高明奎介紹，古代文獻對魯國故城周代門闕多有記載，這次考古發掘是考古人員利用文獻結合實物材料，研究城門遺址的實例，對中國古代都城城闕制度的研究具有重大價值。不僅弄清了魯國故城正門的准確位置，而且依據門址結構，以及發掘到的城門瓦等建筑構件，基本弄清了城門結構。值得一提的是，這也是考古人員首次發掘出春秋時期列國都城的門闕基址。

　　在闕台東側，考古人員還發現東漢至魏晉時期的幾處墓葬，部分打破東闕台晚期夯土，這些墓葬均為小型土坑墓，單棺，隨葬品有五銖錢、陶罐、銅鏡等。

　　古城牆曾經4次修筑

　　發掘中，考古人員還對一段城牆進行了橫斷面的解剖，全面掌握了曲阜古城牆的結構。

　　曲阜靜軒東路北側，有一段高出地面8米至10米的古代夯土城牆，這就是曲阜人常說的“大豁”。高明奎介紹，此次考古對這段城牆也進行了解剖。結果發現，這段城牆至少經過4次夯筑才有了今天的樣子。依據是每次筑牆的斜坡面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夯窩，且夯筑時的結構、用力方向以及所使用的器材都不一樣，新牆壓舊牆的痕跡非常清晰。

　　這段夯土城牆始建時間應在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當時城牆底部僅七八米寬，殘高2米多﹔春秋中、晚期又各加筑一次，前者向南加寬數米，同時加高。后者在此基礎上又往南加寬七八米，加高﹔到了戰國中晚期，當時魯故城的統治者又進行了最大規模的一次加筑，主要對城牆進行加高，形成目前人們看到的恢弘氣勢。

　　讓考古人員頗感興奮的是，幾乎每次加筑后的城牆上，都出現當時居民的墓葬，對城牆的斷代提供了絕好的依據。其中在最早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城牆南坡上，發現一座土坑豎穴單棺單人墓葬，出土完整的陶器，以及古人的遺骨。通過科技和考古專業知識，即可輕鬆地搞清楚墓葬的年代，從而鎖定該城牆年齡的下限。

　　在春秋晚期、戰國中晚期遺留的夯筑城牆斜面上，同樣留有當時古人的墓葬，沒有陶器卻有遺骨，足以幫助今天的考古人員斷代。

　　高明奎認為，春秋至戰國期間魯故城城牆幾經修筑，與當時魯國面臨的政治、軍事環境以及國力情況有著密切聯系。據《左傳》等史料記載，魯國春秋早、中期最強盛，戰國之后逐漸衰弱，與強大的齊國已不可同日而語，此時魯國南方面臨吳、楚等威脅，東北方與齊國關系時好時壞，特殊的環境使魯故城的統治者認為有必要構筑更加厚實的城牆以保衛自己。

　　與古人進行一次時空對話

　　魯國故城城牆被剖開后，橫截面約高8米。筆者站在面前仰望，感覺城牆氣勢雄偉，歷史氣息扑面而來。

　　“以前人們看到的魯故城城牆只是表面，隻能感受一下它的氣勢，通過這次考古發掘，人們就可一目了然地掌握它的內部結構，以及歷史的變遷。從心理上也可以穿越時空，與約2500年前的古人進行一次時空對話。”高明奎說，“城牆剖面很具有觀賞性，對於曲阜這樣一座旅游文化名城而言，蘊含較大的社會、經濟效益。如果借助現代燈光、視頻等技術進行展示，肯定可為曲阜市新添一處有吸引力的景點，讓游客了解宏偉壯觀的魯國故城，感受古都曲阜的文化魅力。”

　　曲阜市文物局局長孔德平說，圍繞這次考古發現，他們已經著手開始下一步的保護和展示工作，今后將成為聖城觀光線上的一個重要景點。“曲阜這段夯土城牆是國內最早的，每個時代的夯筑痕跡非常清晰更是罕見，若能早日面世，無論就展示魯故城建城史、古代建筑科技，還是從考古學、美學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價值。”孔德平說。(喬顯佳)

(來源:中國文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