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談終極：我死后碑上刻“愛，憐憫，感恩”

　　黃永玉 1924年7月9日出生於常德縣，祖籍湘西鳳凰，土家族人，中國畫家。受過小學和不完整初級中學教育。因家境貧苦，12歲就外出謀生，后來輾轉到上海、台灣、香港，14歲開始發表作品，16歲開始以畫畫及木刻謀生。曾任瓷場小工、小學教員、中學教員、劇團見習美術隊員、報社編輯、電影編劇及中央美院教授、中國美協副主席。其代表作包括《比我老的老頭》、《一路唱回故鄉》等。

　　90歲的黃永玉日前出版了其自傳體小說《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的第一部。接受採訪時，黃永玉很多段話的結束是以他點燃手中的打火機為標志的，當他將打火機的火苗引向另一隻手上的煙斗時，表示關於上一個問題的回答已經結束。他的煙斗價值不菲，就像他收藏的那些樂器以及他養的那些狗一樣。但他說自己對這些身外之物並不在意，有錢會買，無錢不想。“每天干活，對得起三頓飯就行了。”他不喜歡談意義，他說如果他得罪過一些人，那是因為他求實。“我吹牛皮干什麼？我又干嗎要謙虛？”

　　【憶童年】

　　能聽到母雞生蛋的聲音

　　新京報：你的小說從狗狗也就是你本人兩歲開始寫，一個孩子兩歲多的事情怎麼還能記得那麼清楚？

　　黃永玉:我跟你講，我不是兩歲多才有感覺，我媽媽剛生下我時，我不曉得幾個月，雙十節燈會，做很多燈籠。女學生們晚上提燈籠的時候抱著我游行，我就能感覺到那個燈。另外提著燈籠要坐木船過河，我也有害怕的感覺，這兩個感覺一直留到現在。

　　新京報：為什麼選擇從兩歲多開始寫起？

　　黃永玉：印象深，那麼安靜的一個環境，老房子的空氣這麼凝重，年輕人都去上課去了，我跟兩個老太太在一起，我的婆（奶奶）和太婆。如果你抽煙，那個煙都是直的，能聽到母雞生蛋的聲音，到現在我都印象這麼深，覺得這麼有意思……

　　新京報：這麼平靜的環境，隨著太婆去世被打破了？

　　黃永玉：她是在大風大浪裡穩定的陀螺儀，不停地旋轉。老人家在一個家庭裡面就是一個陀螺儀。家庭起了變化，大概就是兩個原因，老人家不在了或是老人家經濟上供應不上了。太婆更有政治的感覺，她也沒有錢，講一句話可沒什麼特別的，但她在和不在可不一樣。爺爺從外面賺錢回來養家，那是經濟問題。

　　新京報：太婆去世，你第一次到了外婆家，那是不是你第一次接觸全新的環境？

　　黃永玉：都是新鮮的，以前從來沒有碰到的各種事情。我祖母也是小腳，但是沒有讓我看到過，但是外婆洗腳我看到，嚇了一跳，怎麼小腳是那個樣子的。晚上睡覺我們頭對腳，她的腳在我面前晃來晃去。我到現在還在探索，對每一件事情都感到有興趣。

　　【觀生死】

　　小時候看殺頭太多了

　　新京報：沈從文筆下也有很多土匪殺人的故事，你小時候對生死的觀念會不會和別的地方成長起來的孩子不太一樣？

　　黃永玉：看殺頭看得太多了。小學一聽到吹號，全校都跑去看殺頭了，真的殺頭就是一刀砍下去。到了黃昏放學，尸體都臭了，身體讓狗咬了，頭還在那裡。我們把耳朵拎起來，扔到你身上。拿著耳朵的時候，耳朵爛了，頭就掉了。當時對生死感覺很正常。抗戰8年，又是轟炸，腸子粘在牆上，這種生活。解放以后到了“文革”我還怕什麼？我才不怕呢！住到牛棚，有機會就出來玩。生死有什麼了不起！

　　新京報：因為小時候看得太多？

　　黃永玉：我並不是說生死沒什麼了不起，而是我習慣了，對人生理解、對死亡理解的程度不一樣。看死人看得太多了，這是社會性的殺戮。另外一種是風俗性的，我們那裡把一個死人放到山上蓋個房子，在尸體外面扣棺材，套四五個棺材，多少年以后就不臭了。我們下了學從棺材縫裡看，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到了戰爭時候，抬傷兵來來往往，就不是很緊張，生死的界限不是太明確了。

　　新京報：“文革”的時候你怎麼出去玩？

　　黃永玉：“文革”的時候我醫療本上全是病，全是假的，醫生幫我簽的。一簽就有一個月的病假，我就在家裡做煙斗啊，寫生啊，去玩啊。還碰到過有些沒有進牛棚的先生們，他們嚇壞了。頤和園的諧趣園，我搭個帳篷，我們家都在那裡。有個國畫界的同志來玩，嚇壞了，他沿著湖走過來叫我。“什麼事？”“你回去不要說你在頤和園碰見我。”他沒事也怕。我說“我什麼時候到過頤和園？”

　　【論寫作】

　　希望反映豐富多彩時代

　　新京報：你這部小說容納了太多東西，自己有考慮結構的問題嗎？

　　黃永玉：我沒有結構，按照年份寫。現在正在寫什麼呢？寫到學校，先碰到一個同學。這個同學很有意思，一直到“文革”過后我們還有聯系，懶洋洋的，對什麼事都無所謂，是個印尼華僑，見誰誰都討厭。他討厭人家，人家也討厭他。人家一生氣，他就說“那那那我請客，小巴黎。”有的人不買賬，請客也不理。就這麼一個人。到了學校之后他不考試，在學校玩了一年多。跟我同班，比我大3、4歲。考試時腳都蹺在課桌上，光腳，一邊摳腳一邊答題。老師說“你這個同學腳不要蹺在桌子上考試。”十幾分鐘他就交卷了，什麼都先交卷，最后看榜，他考第一。

　　新京報：后來還有聯系嗎？

　　黃永玉：到了解放后，他在僑委工作，講話還是講風涼話，到我家說“我沒有辦法啦，你現在當教授了。”有一次說要請我和我愛人吃飯，快走到餐廳時，他說“不知道為什麼，我今天不想吃東西。”我說“你這個混蛋。”“文革”后他又說請我吃飯，說這次真的請客。我找了7、8個他不認識的朋友，狠狠的，什麼菜都叫，滿滿一桌。他吃一半站起來說“我這個人真無聊，請你們這幫無聊的人，花我這麼多錢。”九幾年在香港見，他又那個樣子，說風涼話。所謂人性，他是個好人。這個人寫完了，現在寫另外一個。我也沒有提綱，有提綱就限制了。

　　整個來講，我希望反映一個時代，豐富多彩的。不是說這個是革命者，這個是落后的。

　　【嘆故鄉】

　　鳳凰那種漂亮風格沒有了

　　新京報：你的小說裡也有很鮮明的時代背景，比如寫到了村裡人對照相的看法，對孩子喝牛奶的議論。

　　黃永玉：外面傳來一些文明的事情，大家就很驚奇。兩節手電筒照不遠，買個四節的，白天也照。后來有六節電池，能打到山頂上的廟裡頭。很多東西城裡頭有城裡頭的感覺，我們有我們的感覺。比如一大清早，河邊都是霧，幾百婦女在河邊洗衣服，太陽從山上出來……城牆、城門樓子、老遠的橋、山上的霧，這些城裡的孩子看起來感覺是不一樣的。當時我們不懂得把感覺標示出來，但是在那樣的環境裡受到浸潤。汽車都沒有見過，老遠一個點子，像一座房子一樣。坐汽車的時候，上面走了，下面沒有走，這是鄉下人的感覺。個人有個人吸收的方式。

　　新京報：發布會上，你也提到了鳳凰子弟的一些好傳統。

　　黃永玉：到1950年我回去了也是這個狀況，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我帶幾個香港朋友到鳳凰。當時正好過年，我們到山坡上的一家做客，那個人家給每個客人做一碗酒釀加雞蛋，客人放了紅包。我們告別下山，那個老太太拿著紅包追下山來，“掉了東西，裡頭有錢！”“就是給你的。”“那怎麼行，不要不要。”然后半路有個客人說帽子不知道丟到哪兒。我說總會有人拿來的。果然一個騎車的人追上來問“你們的帽子是不是？”當時是這樣好的，現在你再去看看……

　　新京報：完全不一樣了。

　　黃永玉：所以我現在都不想談我家鄉的事，老百姓自己並不喜歡這種風氣，一進城要收費。我說我不敢回去，把我作為老百姓的黑后台，我不能表態。當年那種漂亮的風格都沒有了。

　　【談終極】

　　干嗎要活在人的心上

　　新京報：你曾經說過對身外之物並不在意，那你在意的是什麼？

　　黃永玉：工作嘛，我干活有個特點，畫到快完總覺得遺憾，沒有畫好，到了下張又發現有點問題，整個過程就是個遺憾的過程。我不是故意謙虛，就是很老實地創作。但是寫文章，我可是盡了力了，一個字一個字，寫文章比我畫畫認真得多，好費力，所以也快樂，反復雕琢。

　　新京報：剛才談到你對生死的看法，那你怎麼看自己的終極問題？

　　黃永玉：我死了以后，不要骨灰，也不要盒，燒完了，家裡人就回來了，不要帶東西回來。跟很多沒有家的老百姓骨灰一樣，混在一起。我在農場的時候，去火葬場搬骨灰，那骨灰有火燃燒的磷脂味道，然后倒在水田裡面，那個稻子長得特別好。我死了以后，骨灰倒在稻田裡，也不要江河湖海，不要搞這個，死的終極就是這樣的。那麼打塊碑，就刻上“愛，憐憫，感恩。”愛所有的人﹔憐憫世界上做這麼蠢這麼殘忍的事情﹔感恩，多謝前輩對你這麼好，多謝朋友的愛。魯迅說，如果一個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死了。干嗎要活在人的心上？用得著嗎？把我送到火葬場，朋友們回到我的家喝杯咖啡，算了。

　　本版採寫/新京報記者 姜妍

　　本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