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朝前期民族文化交流：康熙帝背誦儒家經典

　　清前期，本文指清初至1840年(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以前的這段時間，是我國多民族國家進一步發展和鞏固的時期。國家統一，加上交通事業的發達以及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使不少漢族人口遷移到少數民族地區，也使很多少數民族人口遷移到漢族地區。國內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得到進一步發展。

　　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文化交流

　　清前期的一些皇帝學習漢族文化達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如順治帝為了吸取歷史上的治國經驗，發奮閱讀漢文書籍，深受漢文化熏陶，對於儒家“文教治天下”的道理有深刻的領悟。康熙帝更是注重對漢文化的學習，他請經筵講官(為皇帝講經史之官)講解四書五經，還背誦儒家經典，編纂漢文書籍。滿洲貴族和八旗子弟也系統學習漢族文化，使滿族的文化水平在總體上有了提高。在民間，許多滿族人逐漸使用漢語，生活習俗和漢族越來越接近，特別是一些節日比如端午節、中秋節等的習俗，越來越接近漢族人。在漢族文化的影響下，滿族中涌現出不少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納蘭性德、博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滿族文化對漢族的影響也很大，集中表現在語言、服飾等方面。清初東北漢語方言在形成過程中大量吸收滿語詞匯，如“妞兒”“爸爸”等。清代漢族服飾既保留了寬衣大袖的傳統形制，又吸收了滿族的服裝樣式。例如清代男服中的袍是表裡雙層長衣，就是吸收了滿族服裝窄袖和紐扣系結特點的漢族服裝。

　　清朝所修《五體清文鑒》、《西域同文志》等大型字典和詞典，都有漢文和蒙文的對照，反映了漢族和蒙古族之間文化交流的情況。這一時期，許多蒙文歷史著作被譯成漢文，如《額爾德尼——因托卜赤》在譯成漢文和滿文后，定名為《蒙古源流》。《大元盛朝史》等蒙文歷史著作中，廣泛使用了漢文史料。在漢族譜系學影響下，《蒙古世系譜》得以問世。許多蒙古族學者還用漢文撰寫學術著作，如蒙古正藍旗人鬆筠的《綏服紀略》等。《聊齋志異》、《今古奇觀》、《水滸傳》等許多漢文小說被譯成蒙文。在蒙古族的民間文學中，一些說書藝人把漢族小說作為自己說書的主要內容。在清政府設立的蒙古官學中，蒙古王公子弟既學習蒙文、滿文，也學習漢文及儒家經典。在農區和半農半牧區，一些蒙古貴族和富裕農牧民，還不顧清政府的禁令，聘請漢族塾師授課，有些人甚至起了漢族名字。此外，《本草綱目》、《牛馬經》等被譯成蒙文，豐富了蒙古醫生的用藥種類及治療方法。蒙古族天文學家和數學家明安圖，每年都把漢文本的《時憲書》譯成蒙文，豐富了蒙古族的天文歷算知識。在蒙古地區，許多王府、寺廟都屬於蒙、漢合璧式建筑。蒙古族的塑像、畫像、壁畫、雕刻等也有漢族文化影響的痕跡。由於蒙漢人民在生產、生活中的相互依存，蒙古族的服食起居，有些已與內地漢人沒有太大區別。來到蒙古地區的漢人，有的“習蒙語，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婦”，逐漸與蒙古族人民融合。

　　在漢人的影響下，東北地區有的鄂倫春人開始學習漢語並從事農業生產。一些鄂倫春、鄂溫克青年被征召當兵，到全國各地作戰，和漢族文化有了更廣泛的接觸，受到的影響也更深。一部分錫伯族士兵被調往京師和新疆，他們的住宅建設、喜慶節日，逐漸有了漢族的特點。

　　西北地區哈密、阿克蘇、葉爾羌等地的維吾爾族人，通過漢族商人開始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回族已經使用漢字，許多回族學者對儒家經典非常熟悉，在文藝和學術上很有造詣。土族和漢族雜居，有的和漢族聯姻結社，不再講土語而說漢語。東鄉族在形成過程中，就有漢民族成分，其文化中有許多漢文化的特點。撒拉族長期和漢族雜居，許多撒拉族人會講漢語，寫漢字。

　　在西南地區，一些藏文著作中專列章節敘述漢族歷史以及儒道思想。藏醫用漢族醫學的手法，提高了醫治地方性疾病和牲畜疾病的療效。漢彝聯姻，生活習俗也逐漸融合。許多府州縣設立儒學，彝族子弟入學讀書，有的還通過科舉考試入仕為官，在他們帶動下，漢文化在彝族地區得到進一步傳播。白族和漢族雜居在一起，很多白族人習漢字，說漢語。納西、基諾、侗、布依、仡佬等族在漢族的影響下，生活習俗發生了變化，一些建筑也具有漢族風格。

　　中南、東南地區的壯、?佬、土家、黎族，有的能用漢文寫作，有的在生活習俗上受到漢文化的影響。

　　滿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交流

　　滿族和蒙古族有著很深的文化淵源。滿文是在蒙文的基礎上創制的。清朝建立后，由於滿蒙聯姻不斷，以及兩族都信仰藏傳佛教，滿蒙之間的文化交流得到進一步發展。滿文創制后又有所改進，並促進了蒙古文的改進和定型，近代蒙文中有許多人名和地名是用滿文拼寫的。很多用蒙文寫成的歷史著作，都譯成了滿文。蒙古族音樂成為清朝宮廷音樂的一部分。蒙古地區辦的私塾，既教蒙文，也教滿文。此外，蒙古族服飾也受到滿族很大影響。

　　清朝實行扶植藏傳佛教的政策，雍正年間又設立駐藏大臣，這些都為滿藏文化交流創造了有利條件。順治年間五世達賴喇嘛來京，隨從人員多達數千，他們在經濟文化方面與內地交流廣泛。清政府特意在京為達賴修建了具有藏族風格的黃寺。乾隆年間，六世班禪喇嘛到北京和承德為乾隆帝祝壽，清政府在承德為班禪修建須彌福壽之廟，這座廟宇集中體現了漢藏結合的建筑風格。會見班禪時，乾隆帝用藏語與其交流﹔班禪也向乾隆帝進獻了具有藏族風格的物品作壽禮。后來六世班禪因出痘在北京圓寂，清政府專門建立了具有藏族建筑特點的紀念塔。乾隆五十七年(1792)春，駐藏大臣、滿族人和琳在拉薩安排為患了天花的藏族百姓治病，許多病人痊愈，這讓他們知道了天花並非不治之症，為滿藏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

　　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

　　蒙古族和藏族有著共同的宗教信仰，兩族之間的文化交流非常廣泛。《格薩爾王傳》被公認為蒙藏文化交流的結晶。藏族的許多文學作品譯成了蒙文，為蒙古文學輸入了新鮮血液。蒙古史巨著《蒙古源流》，書寫了西藏佛教的內容。藏族建筑對蒙古建筑產生了影響。蒙醫在發展過程中，也吸收了藏醫的精華。趙雲田

　　東北地區的鄂倫春族和滿族、達斡爾族通婚聯姻，生活習俗相互影響。鄂溫克族和鄂倫春族、蒙古族雜居，在生活習俗上有很多相近之處。

　　西北地區的土族和裕固族在文化上有許多共同之處。東鄉、撒拉、保安等族在婚喪節日、家庭生活以及社會習俗等方面有許多相同之處。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柯爾克孜等族信仰伊斯蘭教，居住區域又相互毗鄰，伊斯蘭教文化成為這些民族文化交流的媒介。

　　西南地區的門巴、珞巴族也都信仰藏傳佛教，和藏族文化十分接近。普米族人一部分受納西土司管轄，從而和納西族習俗接近﹔一部分受藏族影響，與藏族習俗接近。

　　作者簡介

　　趙雲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著有《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國邊疆民族管理機構沿革史》等作品，主編《中國文化通史·清前期卷》、《中國社會通史·清前期卷》等。

(來源:中國文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