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長篇小說《日夜書》:折射人性光輝和時代變遷

長篇小說《日夜書》 　　上海文藝出版社

　　編讀記

　　韓少功，筆名少功、艄公等。1953年出生，湖南長沙人。1974年開始發表作品，199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引起各方關注。另有長篇筆記小說《暗示》，譯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惶然錄》，散文集《山南水北》等。1985年，他倡導“尋根文學”，發表《文學的根》，提出“尋根”的口號，並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了這一主張。比較知名的有《爸爸爸》、《女女女》等。

　　本期“金台悅覽”刊登的韓少功最新長篇小說《日夜書》（節選），由本報文藝部和中國作協創研部共同推薦。韓少功新出版的長篇小說《日夜書》是一部被稱作“帶來新的驚喜”的作品。小說通過講述“50后”從知青年代到轉型時期的人生軌跡和恩怨糾葛，折射出人性的光輝和時代的變遷。作品的聚焦點是性格、情感及價值觀的沖突，刻畫了“后知青”官員、工人、民營企業家、藝術家、流亡者等各種人物形象，用他們各自的一生回答了時代的精神之問。

　　作為創作貫穿了中國當代文學30多年歷史的優秀作家，韓少功在精神追問和文體革新上的探索一向是文壇關注的重點。《日夜書》的雜糅文體，同樣引起了專家學者的關注與討論。

　　

　　01

　　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機，卻把我家的電視遙控器揣走，讓我相信人的性格幾乎同指紋一樣難以改變。想起多年前我與他同居一室，同擠一床，實在不是一件太爽的事。他從無疊被子的習慣，甚至沒洗腳就鑽被窩，弄得床上泥沙嘩啦啦地豐富。這都不說了。早上被隊長的哨音驚醒，忙亂之下，同室者的農具總是被他順手牽羊，帽子、褲子、襯衣也說不定到了他的身上。用蚊帳擦臉，在褲襠裡掏襪子，此類舉動也在所難免。好在那時候大家都沒什麼像樣的行頭，穿亂了也就亂了，抓錯了也就錯了，不都是幾件破東西麼，共產主義就是不分你我的亂來。

　　我穿上一件紅背心，發現衣角有“公用”二字。其實不是“公用”，是“大甲”的藝術體和圓章形：“大”字一圓就像“公”，“甲”字一圓就像“用”。這種醒目的聯署雙章，幾乎蓋滿他的一切用品，顯然是一位老母的良苦用心所在——怕他丟三落四，也怕他錯認了人家的衣物，所以才到處下針，標注物主，主張物權。

　　這位老母肯定沒想到，再多的蓋章加封在白馬湖茶場依然無效，字體藝術純屬弄巧成拙，倒使物權保護成了物權開放：大家一致認定那兩個字就是“公用”，隻能這樣認，必須這麼認，怎麼看也應該這樣認。大家從此心安理得。

　　大甲看見我身上的紅背心，覺得“公用”二字頗為眼熟，但看看自己身上不知來處的衣物，也沒法吭聲了。

　　他只是討厭別人叫他“公用哥”或“公用佬”或“公用鱉”，似乎“公用”隻能與公共廁所一類相聯系，充其量隻能派給蝦兵蟹將一類角色。用他的話來說，他是藝術家，即便眼下公子落難，將來撥雲見日，見到總統都可以眼睛向上翻的。你不信嗎？你怎麼不承認事實呢？你腦子裡進了臭大糞吧？他眼下就可以用小提琴拉出柴可夫斯基，可以拉扯脖子跳出維吾爾族舞蹈，還可以憋住嗓門在浴室裡唱出鼻竇共鳴，放在哪個藝術院團都是前途無量。何況他吃奶時就開始創作，夾尿布時就有靈感，油畫、水彩畫、鋼筆畫、雕塑等等都是無師自通和出手不凡，就算用臭烘烘的腳丫子來畫，也比那些學院派老家伙不知要強多少。這樣的大人物，怎麼能被你們“公用”？

　　每個土磚房都住五六個人，每間房裡都是農民與知青混搭。農民們不相信他的天才，從他的蓬頭垢面也看不出貴人面相，於是他的說服工作變得十分艱難。他得啟發，得比劃，得舉例，得找証人，得賭咒發誓，得一次次耐心地從頭再來，從而讓那些農民明白“下巴琴（小提琴）”是怎麼回事。更重要的，他得讓大家明白，為什麼藝術比豬仔和紅薯更重要、更偉大、更珍貴，為什麼畫冊上拉（斐爾）家的、達（芬奇）家的、米（開朗基羅）家的，比縣上的王主任要有用得多。

　　實在說不通時，他不得不輔以拳頭：有個農家后生沖著他做鬼臉，一直堅信王主任能批來化肥和救災款，相比之下你那些畫算個屁呵。這個“屁”字讓大甲一時無話可說，上前去一個“大背包”，把對方狠狠摔在地上，哎喲哎喲直叫喚。

　　“真是沒文化。”大甲抹一抹頭發，大概有黃鐘毀棄的悲憤，眼睜睜地看著對方找干部告狀去了。

　　“你不吹牛會病嗎？”

　　“你不吹牛會死嗎？

　　“你自己不好好干活，還妨礙人家，存心破壞呵？”

　　“姚大甲，你還敢打人，街痞子，暴腦殼，日本鬼子、地主惡霸呵？”

　　……

　　這就是吳場長后來常有的責罵。場長一氣之下還扇來耳光，沒料到大甲居然還手，鬧出一場惡拼。

　　場領導后來議了幾次，最后決定單獨劃一塊地給大甲，算是畫地為牢，隔離防疫，把他當成了大腸杆菌。

　　出工的隊伍裡少了他，真是少了油鹽，日子過得平淡乏味。工地上沒人唱歌，沒人跳舞，沒人摔跤，沒人吹牛皮，沒人鬧哄哄的賭飯票，於是鋤頭和糞桶似乎都沉重了不少，日影也移動得特別慢。“那個呆伙計呢？”有人會冷不防脫口而出，於是大家同生一絲遺憾，四處張望，放目尋找，直到投注對面山上一粒小小的人影。嘿，那肯定是他。那單干戶也太舒服了吧？要改造也得在群眾監督下改造，怎麼能一個人享清福？就是，我們要聲討他，他也聽不到。我們要揭發他，他耳朵不在這裡呵。

　　大家譴責干部們的荒唐，對那家伙的特殊待遇深為不滿。快看，他又走了。快看，他又坐下了。快看，他又睡下了，今天一上午就歇過好幾回……那家伙大概也在張望這一邊，不時送來幾嗓子快意的長嘯，聲音飄飄忽忽地滑過山谷，落在小木橋的溪水邊。大家眼睜睜地看著他獨來獨往和自由自在，享受一份特許的輕鬆。至於他的單干任務，基本上交給了附近一伙農家娃，讓他們熱火朝天地代工。他的回報不過是在紙片上涂鴉，給孩子們畫畫坦克、飛機、老虎、古代將軍什麼的，給孩子的媽媽們畫畫牡丹、荷蓮、嫦娥、觀音菩薩什麼的。他設計的刺繡圖案，還贏得了大嫂們滿心崇拜，換來了糯米粑。

　　他很快畫名遠播，連附近一些村干部也來茶場交涉，以換工的方式，換他去村裡制作牆上的領袖畫像和語錄牌，把他奉為宣傳大師，完成政治任務的救星，總是用好魚好肉加以款待。縣裡文化館還下鄉求賢，讓他去參與什麼縣城的慶典籌備，一去就兩三個月。關於劇團女演員們爭相給他洗鞋襪的事，關於縣招待所食堂裡的肉湯任他大碗喝的事，都是他這時候吹上的。

　　肯定是發現他這一段臉上見肉了，額頭上見油了，吳場長咬牙切齒地說：“他能把蔣介石的毛鳥鳥割下來？”

　　旁人嚇了一跳，“恐怕不行吧？”

　　“就是麼，一個盜竊犯，隻要第三次世界大戰開打，還是要把他關起來！”

　　旁人又嚇了一跳，“他偷東西了？”

　　場長不回答。

　　“是不是偷……人？”

　　場長走了，扔回來一句：“遲偷早偷都是偷。”

　　我們沒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戰，沒法印証場長的高瞻遠矚。我們也沒等到共產主義，同樣沒法印証場長有關吃飯不收飯票、餐餐有醬油、人人當地主、家家有套鞋的美好預言。我們只是等來了日復一日的困乏，等來了腳上的傷口、眼裡的紅絲、蚊虫的狂咬、大清早令人心驚肉跳的哨音。

　　不過，疲憊歲月裡仍有激情涌動。坊間的傳說是：有一位知青從不用左手干活，哪怕這位獨臂人的工分少了一大截。他私下的解釋是：如果他的左手傷了，指頭不敏感了，國際小提琴帕格尼尼大獎就拿不到了呵。這種瘋話足以讓人嚇一跳。另一則傳說是，一位知青聽到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不去參加慶祝，反而跑到屋后的竹林裡大哭一場。他后來的解釋也神經兮兮：人家搶在他前面把這件事做了呵，佔了先機，奪了頭功，他的科研計劃就全打亂啦。

　　大甲只是個初中留級生，不至於牛成這樣。他的科學知識夠得上沖天炮，夠不上人造衛星。但這並不妨礙他也是美夢翩翩，曾譜寫一部《偉大的姚大甲暢想曲》，????，????，總譜配器十分復雜，鏗鏘銅管和清脆豎琴一起上陣，又有快板又有慢板，又有三拍又有四拍，又有獨唱又有齊唱，把自己的未來百般謳歌了一番。

　　當時他已離開茶場，去了附近一個生產大隊——那裡的書記姓胡，是個軟心腸，見這一個城裡娃老是被隔離，覺得他既沒偷豬也沒偷牛，既沒有偷米也沒有偷棉，憑什麼把他當大腸杆菌嚴防死守？既然對上了眼，這位老漢二話不說，要他把行李打成包，扛上肩，跟著走，大有庇護政治難民的一腔正義。這樣，大甲從此成了胡家一口子，不明不白的家庭成員，干什麼都有老勞模罩著。后來，他玩到哪裡就吃住在哪裡，又成了梁家一口子，華家一口子，被更多的大叔大伯罩著。農忙時節，我們忙得兩頭不見天。他倒好，鞋襪齊整，歪戴一頂紙帽，在田野裡拉一路小提琴來慰問我們，如同英國王子親臨印度難民營。“呵，在那西去列車的窗口，在那九曲黃河的上游……”他的激情朗誦分明是要氣死我們。

　　我們躺在小溪邊，遙望血色夕陽，順著他的提琴聲夢入未來。我們爭相立下大誓，將來一定要狠狠地一口氣吃上十個肉餡包子，要狠狠地一口氣連看五場電影，要在最繁華的中山路或五一路狠狠走上八個來回……未來的好事太多，我們用各種幻想來給青春歲月鎮痛。

　　多少年后，我再次經過這條小溪，踏上當年的小木橋，聽河水仍在嘩嘩流響，看紛亂的茅草封掩路面，不能不想起當年。大甲早已回到城市，進過劇團，辦過畫展，打過群架，開過小工廠，差一點投資煤礦，又移居國外多年……但到底干了些什麼，不是特別的清楚。憑一點道聽途說，我知道他最終還是在藝術圈出沒，在北京著名的798或宋庄這些地方混過，折騰一些“裝置”和“行為”，包括什麼老門系列、拓片系列、幼嬰系列，以及不久前那個又有窗、又有門、還安裝了復雜電光裝置的青花大瓷罐……據他說，這是准備一舉收拾威尼斯國際雙年展的原子彈。

　　看來世界已經大變，我在日新月異的藝術之下已是一個老土，在青花大瓷罐面前隻有可疑的興奮，差不多就是裝模作樣。我左瞧右看，咳了七八聲，把下巴毫無意義地揉了又揉，說眼下的藝術越來越像技術，畫家都成了工程師了。

　　“對，說對了，這正是我追求的方向。”他指定我的鼻子。

　　“你的意思是，藝術就應當成為技術？”

　　“對，你真是個聰明人。你徹底忘掉畫筆，多想想切割機和龍門吊，就可以到美術學院當教授了。”

　　他這一說，我就明白了，當然也更不明白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不就是三歲扎小辮、五歲穿花褲、九歲還吃奶的那個留級生麼？當年鄰居的大嬸奶汁高產，憋得自己難受，常招手叫他過去，讓他扑入溫暖懷抱咕嘟咕嘟吮上一番。想想看，一個家伙有了漫長的哺乳史，還能走出自己的童年？他后來走南闖北東奔西竄，但他的喉結、胡須、皺紋、寬肩膀，差不多是一個孩子的偽裝，是他混跡於成人堆裡的生理夸張。隻有從這一點出發，你才可能理解他為何追捕盜賊時一馬當先，翻山越嶺，窮追不舍，直到自己被毒蜂蜇得大叫——其實他不是珍愛集體林木，只是覺得抓賊好玩。你也才可能理解他為何一轉眼就去偷竊隊上的橘子，為了對付守園人，又是潛伏，又是迂回，又是佯攻，又是學貓叫，直到自己失足在糞坑裡——其實他對橘子並無興趣，只是覺得做賊好玩。一切都是玩，如此而已。

　　對於他來說，抓賊與做賊都可能high（興奮），也都可能不high。隻有high才是硬道理。藝術不過是可以偶爾high一下的把戲。拜托，千萬不要同他談什麼思想內涵、藝術風格、技法革新以及各種主義，更不要聽他有口無心地胡扯這個斯基或那個列夫。他要扯，讓他扯吧。他做的那個大瓷罐，可以裝酸菜也可以裝飼料，雇工數人耗時一年的大制作，在我看來不過是他咕嘟咕嘟喝足奶水以后，再次趴在地上，撅起屁股，搗騰一堆河沙，准備做一個魔宮。

　　他肯定把今天的家庭作業給忘記了，把回家吃飯給忘了。

　　他有家嗎？我曾要來他的電子郵箱，但那信箱如同黑洞，從未出現過回復﹔也曾要來他的手機號，但每次打過去都遭遇關機。我隻知道他大概還活在人世，偶爾在我面前冷不防地冒出來，撓撓頭皮，眨眨眼睛，找點剩飯充塞自己的肚皮，然后東扯西拉一通，然后落下他的手機，揣走我的遙控器，再次消失在永無定准的旅途。最近的一段吹噓是有關他如何解救小安子，我們共同認識的一位熟人。他說他在美國開上越野車，挎上了美式M16，帶上一位黑哥們，去毒販子們那裡嘎嘎嘎（他的沖鋒槍總是在敘述中發出唐老鴨的叫聲）——他朝天一個點射，“fuck——Shit——”那些來自墨西哥的小雜種便統統抱著頭，面向牆壁，矮下了。

　　“你這不是拍電影？”我說。

　　“你不信？那你去問小安子，你現在就打電話！”

　　“她怎麼會在那裡？”

　　“剛到美國，亂走亂跑，不聽我的教導呵。”

　　“她不是在新西蘭麼？”

　　“新西蘭的黑社會哪夠她玩？”

　　一個警匪大片就這樣丟下了，一段人們不必全信也不必深究的閑扯。他就是這樣的一縷風，一隻卡通化的公共傳說，一個多動和快速的流浪漢，一個沒法問候也沒法告別的隱形人。他不僅沒有恆定住址，從本質上說，大概還難以承擔任何成年人的身份：丈夫、父親、同事、公民、教師、納稅者、合同甲方、意見領袖、法人代表、股權所有人等。也許，這樣的偽成年人，不過是把每一個城市都當積木，把每一節列車都當浪橋，把每一個窗口都當哈哈鏡，要把這一輩子做成樂園。

　　在將來的某一天，他可能勛業輝煌名震全球，像他自己吹噓的那樣﹔也可能一貧如洗流落街頭，像他前妻和兒子說的那樣。但不管落入哪種境地，他都可能挂一隻破吉他，到處彈奏自己的偉大暢想。

　　“公用鱉！”

　　“公用鱉！”

　　……

　　我從街頭孩子們的叫喊中猛醒了過來。

　　02

　　我醒了過來，再次醒過來了，發現很多事情還得從頭說起。我得防止自己像一個夢囈者那樣把事情說亂。當時白馬湖茶場有八千多畝旱土，分別劃給了四個工區共八個隊。在缺少金屬機械和柴油的情況下，兩頭不見天，摸黑出工和摸黑收工是這裡的常態。墾荒、耕耘、除草、下肥、收割、排漬、焚燒秸稈等，都靠肢體完成，都意味一個體力透支的過程。烈日當空之際，人們都是燒烤狀態，半灼傷狀態，汗流滾滾越過眉毛直刺眼球，很快就淹沒黑溜溜的全身，在褲腳和衣角那些地方下泄如注，在風吹和日晒之下凝成一層層鹽粉，給衣服繪出裡三圈外三圈的各種白色圖案。

　　馱一身沉甸甸的鹽業收入回家，人們晃晃悠悠，找不到輕重，都像一管擠空了的牙膏皮，肚皮緊貼背脊，喉管裡早已伸出手來。男人們吃飯簡直不是吃，差不多是搬掉腦袋，把飯菜往裡面嘩啦一倒，再把腦袋裝上，互相看一下，什麼也沒發生。沒把瓦缽和筷子一並倒進肚子裡去，就已經是很不錯了。

　　人們的鼻子比狗還靈，空中的任何一絲氣味，哪怕是數裡路以外順風飄來的一點豬油花子香，也能嗖嗖嗖地被准確捕獲，激發大家的震驚和嫉妒。

　　當時糧食平均畝產也就三四百斤，將其乘以全縣或全省的耕地數就能知道，肯定不夠吃，隻能計劃分配。男人每頓五兩，女人每頓四兩，如此定量顯然隻能填塞肚子的小小角落。如果沒有家裡的補貼，又找不到芋頭、蠶豆一類雜糧，地木耳、馬齒莧一類野食，就隻能盼望紅薯了。場部給每張飯票扣一兩米，但紅薯管飽。唯一的問題，是紅薯生氣，於是腸胃運動很多，紅薯收獲季節裡總是屁聲四起，類似偷偷摸摸的宣敘調或急急風，不時攪亂大家的表情。一場嚴肅的政治批判會上，應該如期出現的憤怒或深刻，常被一些弧線音或斷續音瓦解成哄堂大笑。有經驗的主持人從此明白，在紅薯收獲季節裡不宜聚眾（比如開會），不宜激動（比如喊口號），階級斗爭還是少搞點好。

　　這就不難理解，人們在工地上經常談到吃。吃的對象、方法、場景、過程、體會一次次進入眾人七嘴八舌的記憶總復習。不，應該說在剛吃過飯的一段，比如上午十點以前，腸胃還有所著落和依附，人們還是可以談一些高雅話題，照顧一下上層建筑，比如知青們背記全世界的國名，背記圓周率或平方表，背記一些電影裡的經典台詞……來自《列寧在十月》《南征北戰》《賣花姑娘》《廣闊的地平線》什麼的。但到了腹中漸空之時，“看在黨國的分上”一類不好笑了，“讓列寧同志先走”一類也不好玩了，腸胃開始主宰思維。從北京湯包到陝西泡饃，從廣州河粉到南京烤鴨……知青們談得最多的是以往的味覺經驗，包括紅衛兵大串聯時見識過的各地美食。關於“什麼時候最幸福”的心得共識，肯定不是什麼大雪天躲在被窩裡，不是什麼內急時搶到了廁位，而是餓得眼珠子發綠時一口咬個豬肘子。

　　操！吃了那一口，挨槍斃也值呵。

　　這一天，我沒留意時間已經越過危險的上午十點，仍在吹噓自己的腹肌。但大甲把我的肚皮仔細審查，決不容許我用四個肉塊冒充八個肉塊，也不容許肥肉冒充肌肉。

　　“你也肯定沒有一百一。”他說。

　　“怎麼沒有？我前幾天還稱過。”

　　“你稱的時候，肯定喝足了水。”

　　“還憋了三天屎尿吧？”

　　旁人開始起哄。賭！賭！一定要賭！……這使我奇怪，體重這事有什麼好爭的？爭贏了如何？沒爭贏又如何？直到大甲高高興興在地上拍出幾張飯票，我才恍然大悟：陰謀原來在這裡。

　　關於要不要刮去鞋底的泥塊，關於要不要摘下帽子和脫下棉衣，關於要不要撒完尿再上秤……我們爭議了好久。爭到最無聊時，大甲居然說我頭發太多，蓄意欺騙黨和人民，因此必須減除毛重半斤。看看，半斤毛重，心思夠狠毒吧？總之，在他們花樣百出惡意昭昭的聯手陷害下，我從秤鉤上跳下來，聽到他們一陣歡呼，眼睜睜地看著八張飯票被大甲奪走，然后給幫凶們一一分發。

　　這是不是下流無恥，我不想控訴。我只是第二天上工時再下戰表：“公用鱉，我們比一比認繁體字。賭十張飯票，一張票三個字。”

　　“那不行。要比就比俯臥撐。”

　　“比投籃？標准距離，一人十個球。”

　　“你想反攻倒算？好，老子同情你，給你這個機會。這樣吧，你當大家的面吃一塊死人骨頭。”他指了指身邊一堆白花花的碎片，是大家開荒時刨出來的。

　　我掂了掂一片碎骨，覺得陰氣襲人，污濁發霉，有一種咸魚味，但我嘴上還得硬。“十張飯票太少了。”

　　“你不敢吃就是不敢吃。”

　　“我腦膜炎？你要我吃我就吃？”

　　“我賭二十張！”

　　“我今天沒興趣……”

　　“二十五！”

　　其他人覺得有戲可看了，圍上前來，七嘴八舌，手舞足蹈，大加評點或挑唆，使大甲更為得意地把賭注一再加碼。三十，三十五，四十，四十五，最后漲停在五十——如此驚心動魄的豪賭已讓我呼吸粗重。

　　《 人民日報 》（ 2013年11月20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