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體曾評甲午戰爭：中國士兵沒思考過人生（圖）

　　《倫敦新聞畫報》

　　北京城外——由戰地記者發回的一幅手繪場景。

　　此時，日軍越過鴨綠江，威脅旅順，劍指北京城。北京城外，傳令兵將日軍入侵的消息傳到北京。

　　▲1894年8月4日

　　《倫敦新聞畫報》

　　東亞戰爭一觸即發，正在駛往仁川的高升號運兵船上的情景。

　　1894年9月15日

　　《哈珀斯周刊》

　　中國揚武艦進行軍事演習。

　　1894年12月1日

　　《圖片報》

　　中日軍艦比較之日方戰艦。

　　本報記者 路艷霞 實習記者 徐顥哲

　　120年前的7月25日，飽含屈辱的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當2014年7月25日即將到來時，一本名為《甲午——120年前西方媒體的觀察》的書出版在即。當時的西洋老報紙是如何報道這場戰爭的？該書力圖為人們審視那段歷史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該書的作者是幾位事業有成的中年人，他們為把塵封的事實“挖”出來，在繁忙工作之余，曾奔赴世界各地找尋老報紙，並為此組成“萬國報館”興趣小組。自稱不是專家的他們，要帶給讀者怎樣的發現和思考呢？

　　目標出現在諾丁山古董街

　　2012年夏天的一個周末，倫敦諾丁山古董街像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一樣熱鬧。媒體人田彤利用報道倫敦奧運會的間隙，順著人流一家家小攤仔細地看過，直到他在一家小店與一堆老報紙不期而遇，才像釘子一樣被死死地“釘”住了。

　　田彤一直對1911年前西方媒體如何報道中國非常著迷，當他不斷翻動著落滿灰塵的《倫敦新聞畫報》的時候，一幅幅版畫瞬間抓住了他：中國士兵臉上驚恐的表情、正在疾馳當中的戰馬、中日兩國的戰艦……空氣中飄浮著翻動老報紙的聲音，田彤意識到這些聚焦清末中國的老報紙所擁有的巨大價值，鴉片戰爭、中法戰爭、洋務運動、甲午戰爭、庚子賠款、辛亥革命，大的事件這些報紙幾乎全有報道。沒有猶豫，他一下子買了三十多份英國老報紙。

　　把老報紙背回家，田彤的周圍很快聚集了一群有老報紙情結的朋友。他的發現令大家群情激奮，也讓這群人找到了忙乎的方向。2012年夏天，“萬國報館”興趣小組就這樣誕生了，組員有高校教師、大學生、媒體人、外交官等，共有17個人。

　　尋找西方老報紙上“清末中國”報道的努力還在繼續著。在美國紐約，田彤的朋友王昱幾乎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舊書店﹔而在法國巴黎，他從二道販子手中，“截獲”一批從圖書館、藏家手裡淘汰下來的老報紙。“和英國報刊比，法國報刊印刷比較差，但彩色圖片很多，有些還是手工上色的。”田彤說。

　　真正的轉折出現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去年秋天，王昱還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因此擁有哈佛人的“特權”——可以自由翻看圖書館收藏的一百多年前的報紙。那個“世界”令人震撼，以致於王昱花了一個月，不斷把老報紙從報架上取下再放回。“我查閱了一百多年前的所有老報紙，知道和中國有關的報道到底在哪一張報紙上，具體在哪一天、哪一版。”王昱說，他還利用圖書館的微縮照片和網絡，擴大自己的尋找目標。

　　除了英、法、美老報紙，田彤又利用媒體人的便利，請各國的朋友幫忙收集資料，並親赴俄羅斯、日本搜羅。

　　但資料收集並不是所有時候都那麼順利。1894年11月21日，日軍在旅順進行了大屠殺，《紐約世界報》記者克裡曼（James Creelman）的報道發回紐約后，由普利策親自編輯刊發，那期報紙也因此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王昱遍尋波士頓、紐約的各大舊書報刊店，均未找到那期報紙的原版。不過，他最后在哈佛圖書館找到原報紙，隨后翻拍了下來。1896年9月2日，李鴻章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專訪時，批評中國報紙的“編輯們不願將真實情況告訴讀者”，這期報紙也未找到原版，最后也是王昱在哈佛翻拍的。

　　收集來的老報紙最終聚齊了，田彤和朋友統計了一下，這些老報紙主要有英國的《圖片報》、《倫敦新聞畫報》，法國的《插圖報》、《小日報》、《小巴黎人報》，美國的《哈珀斯周刊》，另外還有部分日本的浮世繪以及俄國的《田野》周刊。這其中，報道了甲午戰爭、庚子賠款的老報紙最多，與甲午戰爭有關的有300多份，與庚子賠款有關的有200多份。田彤說，因為“甲午”主題的報紙居多，所以興趣小組把研究主題首先落在了“甲午”上。

　　半年翻譯300篇各國報道

　　“萬國報館”的幾位志同道合者從未奢望過出一本正式的書，“一開始只是想把搜集到的老報紙翻譯出來，出一本這個圈子自己看看的小冊子而已。”田彤如是說。

　　即便如此，小組成員幾乎全部投入到老報紙的翻譯中。田彤給團隊定下一個原則：百度有的和其他書上有的，基本不做摘抄，盡量原文翻譯搜集來的英、美、法、俄報刊中的內容。

　　事實上，翻譯過程中，最難的是對人名、艦名、地名的確認，因為當時各國老報紙很多都使用老法語、老俄語、老英語，和現在的用法有較大差異。“比如甲午戰爭后，‘三國干涉還遼’，‘俄國強佔旅順大連’，這些事件在當時的報道中稱呼旅順港為阿瑟港（Port Arthur）。”張偉說，這樣的例子很多，他們在翻譯過程中就得非常小心。

　　英語翻譯朱強是中國維和警察培訓中心教師，他回憶說，為了保証翻譯的准確性，字典、網上模糊搜索、跑圖書館，一樣不能少。在翻譯“Kosan”一詞之時，朱強用遍各種手頭資源模糊搜索，始終未能確定該地名是哪裡。“最后，我根據國家圖書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及《東方兵事紀略》等書，對鴨綠江戰役前后清日之間大小惡戰之順序，同時結合該詞語出現的具體環境（即位置在鴨綠江畔、九連城前），推測出此地應為‘虎山’。”

　　日語翻譯邢成也是個媒體人，對他而言，一些武器名稱的翻譯很費事，“比如，日軍的一款散射炮的名稱來自於德語，在多方查証后，我才終於確定准確的譯名為‘十門連珠格林散射炮’。”

　　俄語翻譯張亞遲和田彤是同事，他利用業余時間翻譯了兩期俄國《田野》周刊的相關內容，總計10頁。“對我來說，翻譯中最大的難題在於當時尚處於俄語文字改革之前，許多俄語字母與現在不同，讀起來就像我們的文言文。”張亞遲說，許多生澀詞語的用法他不僅需要查閱字典，還要向俄語系的老教授請教。3天能看完的內容，他花了20天的時間進行整理翻譯。

　　這中間還出現過翻譯不下去的情形。一位高校在讀研究生看到1894年12月美國《哈珀斯周刊》中刊登的《可憐的老中國》一文，深深刺痛內心。他為此專門給田彤寫了一封信，表示無法繼續翻譯工作。“我非常理解這位研究生的心情，因為當時各國媒體對中國報道的基調幾乎一致：隻有讓中國戰敗，才能讓中國醒來，進而讓中國打開國門面對世界，鮮有對中國抱有同情態度的。”田彤說。《可憐的老中國》最后由朱強接手，才得以翻譯完成。

　　“萬國報館”興趣小組總共花了半年時間，將300篇各國媒體報道，最終“轉化”為了中文。

　　西方媒體的“第三方”記錄

　　在三聯書店圖書編輯唐明星的辦公桌上，“萬國報館”興趣小組的心血已經變成了到處標著紅色修改符號的樣稿。大約再過10天，這本名為《甲午——120年前西方媒體的觀察》的書將面世。

　　正是唐明星說動了田彤他們出版這本書。唐明星說，目前國內有關甲午的書籍有很多，但並沒有像《甲午——120年前西方媒體的觀察》這樣從第三方視角進行觀察的。

　　唐明星的出版建議，讓這群中年大男孩們煥發出“當年熬夜備戰高考”的激情。從今年2月底開始，興趣小組開始了全書的編纂工作，“他們充沛的精力讓我驚訝，我記得有兩周這幫人常常通宵不睡。”唐明星說。

　　即將推出的這部書以圖為主，一共收入三百多幅當時登載在報紙上的版畫，而這些版畫均源自西方記者之手的攝影作品和畫師的速寫，同時配有當年西方記者的文字報道。

　　在大量的畫面中，慈禧太后、李鴻章、丁汝昌等清末中國重要歷史人物，以及普通中國民眾、中日雙方官兵都以非常逼真、生動的形式出現。浙江大學教授沈弘對西方老報紙研究了十多年，他說，19世紀末開始，《倫敦新聞畫報》等西方媒體以最快速度再現了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其中就包括甲午戰爭。在他的印象中，西方老報紙對甲午戰爭場面以及江南制造局造大炮、造魚雷艇等場面都有大量圖片報道。“值得一提的是，早期派到中國來的都是畫家，他們既能畫也能寫，像《倫敦新聞畫報》常駐、特派畫家有六七個。還有在中國居住的商人、外交家，也常常會當場速寫，發回報道。”

　　西方媒體的報道細節豐富。1894年11月4日美國《哈珀斯周刊》載有《亞洲戰爭的故事》一文，作者為美國海軍總出納官，他從排水量、防護裝甲、火炮、時速等方面，對中日兩國戰艦進行了詳盡的對比和分析。1894年12月1日英國《圖片報》，則用整整兩版共18張圖片，對中日軍艦進行了詳盡比較。報道對日本浪速艦等9艘戰艦都有幾百字的詳盡介紹，還詳細刊登了經遠艦（King Yuen）、鎮遠艦（Chen Yuen）等9艘中國戰艦的圖片和說明，並有總結式的概述：“清朝戰艦在黃海海戰中遭遇勁敵，受到重創。實際參戰的14艘戰艦，除了6艘運兵船及6艘魚雷艇外，有4條戰艦被敵軍擊沉。”

　　不僅如此，諸多報道都在極力反思中國的戰敗。1895年2月13日英國《帕爾摩報》報道中稱：“中國士兵仿佛沒有思考過人生，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而生，為什麼而死。”1898年1月15日美國《哈珀斯周刊》也在《中國的瓜分》一文中寫道：“中國曾經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它的聰明才智曾經讓當時的東方迅速進入文明時代。但是，從此它因循守舊、抱殘守缺，治理行徑與上古盛世所推崇的善道初衷漸行漸遠。較之於世界其他各大民族，中國人備受統治階級的盤剝與摧殘，終日為奴為隸，毫無尊嚴。”

　　老報紙就像一面鏡子

　　“這些老報紙就像是一面鏡子。”田彤說道，“一百多年前，正是中國與列強矛盾沖突最激烈的時期，也是報紙剛剛興起的時候，這些登有版畫的報紙好比今天的搜狐、網易，屬於當時的新媒體。”“新媒體”對中國了解的深入性以及對中國戰敗后的分析所呈現出的專業性，令“萬國報館”興趣小組感到震驚。

　　朱強說，他印象最深的有三篇文章——《可憐的中國》《滿清勝算幾何 中國前途何在》和《清軍有無反擊之力》。“三位作者分析了中國各民族之間的關系、清政府的墮落和蛻化、統治階層內部之間的不信任、清軍表現出來的外強中干等，其中很多東西，在今天看來依然值得反思。”

　　朱強說，按照相關報道，清政府規定本省的督撫必須要到外省去任職，這樣一來，他們和當地百姓很難產生共同語言。百姓有某種訴求的時候，督撫與他們因為各自方言的不同或許根本聽不懂，“師爺這個角色因此應運而生。所謂師爺，多數情況下擔當的是語言翻譯者和出謀劃策者的角色，很容易在百姓和‘父母官’之間引發不和諧。”督撫任期一到，很快調到外地，所以他們往往對當地的社會、經濟、民生、民風的了解並不深。

　　研究這些老報紙后，田彤對中外新聞制度也進行了一番比較。“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共派出從軍記者114名，還有15名畫師、攝影師。此外，戰爭爆發后僅一個月，17名西方記者即獲得了隨日軍採訪的許可。相比之下，清朝政府拒絕外國記者隨軍採訪，拒絕外國武官隨軍觀戰，這使得國際社會隻能聽到日本一面之詞，國際輿論因此向有利於日本的方向傾斜了。”

　　田彤說，第三方寫出的報道，當然帶有各自國家的利益，但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客觀和有深度的。“對於李鴻章這個人，多年來國內的基調基本是負面的，而當時的報紙在對他進行詳盡報道的基礎上，卻給出了較為積極的評價。”

　　比如，1894年8月25日美國《哈珀斯周刊》報道稱，“除直隸省之外，清朝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軍隊，隻有在李鴻章管轄的省份，才有一支擁有現代化裝備、經過現代化訓練和武裝的軍隊。李鴻章代表著新大清的思想和理念。大清能為突如其來的戰爭做出准備，應該歸功於李鴻章不折不撓的毅力和強大的決心。”1896年7月26日法國《小日報》的封面人物正是李鴻章，此次報道聚焦李鴻章訪問法國，“每個與他交談過的人都對他贊佩不已，卻沒有從中找到任何重要的話題。這位衣服上系著水晶扣子的大人不願解開扣子敞開心扉……”

　　將西方老報紙關於甲午戰爭的種種報道詳盡介紹給讀者，田彤表示，“我們不是專家，也絕沒有推翻歷史教科書或者專家觀點的意思和態度。我們只是想提供一個新角度、一個新視角，讓讀者自己思考和琢磨。”

　　延伸

　　民間歷史研究

　　提供了多元視角

　　受訪者 歷史學家馬勇

　　從尋訪抗戰老兵和抗日遠征軍的“國家記憶”項目，再到“萬國報館”興趣小組，這些年來，民間歷史研究者通過努力，力圖讓過往的一段段歷史變得豐富和棱角分明。他們的研究結果，讓曾經干巴巴、說教式的歷史變得更容易接近，讓大眾對探究歷史真相充滿了興趣。

　　歷史學家馬勇從中發現了民間歷史研究者的獨特價值。“相對於專業研究者而言，他們完全憑自己的愛好、興趣去做研究。他們不像專業人士，‘著書都為稻粱謀’，為了完成指標。因此民間人士研究的學術價值和獨立性，應該給予充分肯定。”他還認為，民間學者選題的敏感性和執著精神，有時甚至在專業研究者之上。“歷史研究從來就可以多元化，從司馬遷開始，並不是國家給了‘社科基金’他才寫的。”馬勇說，歷史研究需要不同的看法，更需要民間歷史研究者的不斷加入。

　　“我一直關注這些研究者，但凡他們出書，找我寫序，我幾乎從未拒絕過。”但馬勇在支持民間歷史研究者的同時，也指出了他們的明顯缺陷，“民間研究者往往沒有經過專業化學術訓練，容易把好奇當成知識，常常會覺得自己有了重大發現。”馬勇認為，這是特別需要值得注意的事情。民間研究者不能把自己的一點兒發現，無限夸大，要謹守住“術業有專攻”，自己畢竟是外行，“你想想，在那麼多人跋涉了上百年的領域中，你說自己是突然發現，這怎麼可能呢？”

　　“每個專業都有自己的傳統，都有些基本的規范，所以民間研究者不能讓別人感覺到太偏移，還是要掌握學科已有的一些表達。”對此，馬勇建議，民間歷史研究者應和專業人士多進行溝通，保持謙恭姿態，或許才能彌補自身缺陷。 “悶起頭來自娛自樂可以，一旦要發表出書，相對專業的表達還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