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曾卷入甲午戰爭 左宗棠舊部牛庄激烈抵抗(圖)

　　晚清時期，甲午戰敗之后，開風氣之先的湖南維新運動，聞名全國，毛澤東等一大批湖湘優秀人物無不受其影響。目前，整個長沙市內，僅中山路旁三貴街29號的天倪堂，完好保留著與湖南維新運動相關的一些珍貴歷史紀念物。

　　文/任草草 圖/徐暉銘

　　120年前的今天，即1894年7月25日，排名世界第八、亞洲第一的中國北洋水師，在朝鮮豐島海域遭遇日本艦隊突然襲擊，戰火自此燃燒達半年以上。次年2月，北洋水師全軍覆滅於威海衛，兩個月后清廷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評述：“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后始”，與此同時，一個全新的民族國家就在外國列強對中國“蠶食鯨吞、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機中努力成長。此后，救亡與圖強、改良與革命，成為中國前進道路上的重大主題。湖南湘軍曾卷入這場著名的甲午戰爭中，戰敗后，湖南通過維新變法，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湘軍出戰，朝廷內外的期許

　　東洋上一個蕞爾小國，竟將號稱“天朝”的老大帝國，打倒在地，並迫使其割地賠款。

　　消息傳到中國內地城市長沙，沮喪、失望、震驚，甚至是悲痛彌漫全城。

　　當年長沙城內一位憤激青年譚嗣同，聽到這個壞消息，頓時發出血淚的悲呼：

　　“甲午的戰敗，實是我們湖南人害國家的。”譚嗣同感憤於湘軍在甲午戰爭中的無功，呼吁有榮譽感的湖南人奮起，投身救亡圖存的維新變法運動中。

　　甲午戰敗后的120年來，人們一直在探討失敗的原因。並沒有多少人像譚嗣同那樣，認為過湘軍在甲午海戰中負有多大責任。他們甚至並不知道湖南湘軍參加過甲午戰爭。

　　湘軍崛起於曾國藩時代鎮壓太平天國，此后平定捻軍及西北叛亂，以及后來左宗棠收復新疆。湘軍的不敗史，一度讓當時的人們“語戰績則曰湘軍，語忠義則曰湘士”。

　　自甲午戰爭爆發后，李鴻章和他所領導的淮軍系統在海戰與陸戰中屢戰屢敗，聲名狼藉，而官民對於“本身就不干淨”的李鴻章更因戰敗發動一輪又一輪的攻擊。

　　“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的一些湖南官民，面對越來越緊急的國難，認為又到了湖南人“拯救天下”的時候。

　　此時，雖然曾國藩、左宗棠等湘軍領導人物早已故去，但不少湖南人卻主動請纓，請求出山海關從陸路抗擊日軍，時任湖南巡撫吳大澂更上書朝廷，以為率領士風民氣高昂的湖湘子弟北征，定能建立救國的殊勛。

　　清廷，尤其是帝黨一派，也急欲起用湘中故將，“以濟湘淮”。朝廷一方面准許湖南巡撫吳大澂統率招募的湘軍子弟出山海關作戰，另一方面起用了一批湘軍故將，前往遼東作戰，左宗棠舊部魏光燾、曾國荃舊部陳湜、湘軍悍將李續賓之子李光久等，均被命令募兵出關，北援遼東。甚至時任兩江總督、已年過花甲的湘軍老將新寧人劉坤一，也被皇帝下旨授為欽差大臣，令其節制山海關內外防堵各軍，督師作戰。

　　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均對湘軍出征充滿期許。

　　左宗棠舊部的牛庄苦戰

　　甲午戰爭失敗后，出現了各類傳言，使戰爭變得扑朔迷離，今天的人們通過史料分析，發現諸如北洋水師在主力炮管上晒衣等故事，事實上都是謠言。

　　而關於湘軍出征山海關后的表現，野史記載，在牛庄與日軍第一次接觸，新老湘軍即望風而逃，一潰千裡，奔逃至山海關。事實上，這也是一種謠言。

　　在甲午戰爭遼東陸戰中，從營口潰逃的軍隊，是與淮軍有關聯的毅軍白發將軍宋慶的部下蔣希夷所率部隊。因營口所留兵力過少，當優勢日軍攻擊營口時，蔣希夷及其部下未發一槍，即率兵潰逃。蔣希夷在潰逃后，還曾捏造“血戰”事實，自我粉飾。

　　而在營口守軍崩潰前的2天，即1895年3月5日，距營口不遠的牛庄駐扎有湘軍武威軍六營三哨，共計3300人，這支湘軍也曾被日寇擊潰，但日寇也付出了沉重代價。

　　當年駐扎在牛庄的武威軍，由湘軍名將左宗棠部下邵陽人魏光燾率領、調入關內作戰的老湘軍部隊。

　　這支湘軍，曾對佔有極大優勢的日軍進行過英勇反擊。當時日軍計有步兵13個大隊、騎兵4個中隊、炮兵8個中隊、工兵3個中隊，合計日軍兵力達11800余人，是湘軍魏光燾部人數的3.5倍，日擁有攻擊力極強的炮兵部隊。因日軍好用聲東擊西之計，在遼東意圖會攻收復海城的清軍，對來犯的日軍主攻方向發生判斷錯誤，疏忽了對牛庄的防御。

　　1895年3月5日拂曉，日軍第三及第五師團突然對牛庄發動猛烈襲擊。牛庄並無城牆，魏光燾所率老湘軍極具戰斗經驗。前后兩營紛紛“伏河溝間，恃土牆為障，誘賊及近”。

　　等到日軍靠近前沿陣地，老湘軍將士即用裝填無煙火藥的穿銃於屋壁間對入侵的日軍進行襲擊，或備速射炮於突角處，或以急射炮邀擊，湘軍的攻擊一時“如驟雨來注”，進入開闊地帶的日軍，頓時傷亡甚眾。此時，日軍另派一部從右翼向牛庄木頭橋進擊，當靠近木頭橋時，忽然“彈丸雨下，炮聲如雷，硝煙冥蒙，咫尺不辨”，以勇猛著稱、參加過平壤之戰和摩天嶺之戰的今田唯一少佐即被飛彈洞穿喉嚨。

　　但在日寇“勢如奔潮，麇集螺集”的一輪輪沖擊中，湘軍外防線很快被擊破。老湘軍遂在牛庄中與日軍開始逐門逐戶的巷戰。同時，日軍柴田正孝炮兵大佐，指揮炮兵在邢家窩棚到北口凹道兩側的高地各排列火炮12門，齊向牛庄猛轟，日軍並“令兵士唱軍歌而行，勢頗壯烈，兵士爭先突入，而湘軍不屈”。

　　據記載，“湘軍據民家矢死堅守，不能輒拔，日軍死傷頗多”。牛庄東北區有一些湘軍隱藏在一家燒酒店內，抵抗最為激烈。日軍放火燒屋，但屋內湘軍叢射益力，使日軍不能前進。日軍步兵第七聯隊兩個大隊久攻不破，遂運來兩門山炮，對燒酒店“亂擊，頓時壁內四面火延，店內傳出數聲爆炸”，在一片熊熊戰火中，守衛在老酒館的所有湘軍將士全部陣亡。

　　一般湘軍將士尚如此死守牛庄，湘軍統帥魏光燾更是“以孤軍血戰，短衣匹馬，挺刃向前，督戰苦斗，裹創喋血，三易坐騎”。

　　距離牛庄二三十裡外的湘軍悍將李續賓的兒子李光久，聽聞魏光燾在牛庄遭敵襲擊，立馬率領2400余名湘軍馳援牛庄。

　　李光久部到達牛庄時，牛庄已被日軍炸得一片狼藉，但李光久仍然沖入敵陣之中，“直前博戰，無不以一當十”，最后在搶出魏光燾殘部后，一道突圍。

　　在冰天雪地的突圍中，日軍緊咬不放。在距離牛庄30裡的一處殘破村庄，天已昏黑，作為后衛部隊的李光久命令數百湘軍駐扎此處，宣布將與追擊的日軍猛戰一場。

　　有士兵問：我們僅數百人，傷亡極大，還能夠與優勢追擊日軍作戰否？

　　李光久稱：在此村庄，敵人不知我們虛實。如果不戰，我們肯定最后將全部被擒獲，如果在路上擊退敵軍，彼必不敢追擊。李光久在坍塌殘破的村庄中，列幟等待，並做好戰斗准備。

　　果然，李光久在此村庄趁夜擊斃日軍數百人，日軍稍退，不再追趕。

　　而牛庄的戰斗在當天夜晚仍在進行，未能在牛庄突圍的湘軍仍然在進行最艱苦堅決的巷戰。日軍記者記述：“殘兵還未完全剿滅，天已薄冥，因停止炮擊，執槍上刺刀，挨戶搜查，殺人無數”。

　　日軍后來統計，僅牛庄之中即發現尸體2100余具，但其中三分之一為無辜牛庄村民。

　　日軍評述湘軍的牛庄之戰稱：“其能久與日本交鋒者，武威軍也。奮死決戰，以弱勢兵力死守一晝夜，實清軍所罕睹者也”。

　　其實，湘軍舊部在牛庄苦戰、感到極度疲憊難熬且最終戰敗的那一天，北京紫禁城內，光緒皇帝單獨召見了李鴻章。李鴻章從光緒帝處領奉到全權敕書，文曰：“特授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一等肅毅侯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本國所派全權代表會同商議，便宜行事，訂立和約條款，予以署名畫押之全權。”

　　也就是說，一切抵抗戰斗，已變得不那麼重要了，因為對日和談，已進入“正在進行時”。

　　“學者”領兵，徒好空言，令光緒皇帝也感到厭惡

　　其實，早在湘軍出征到山海關前，甲午戰敗，已成不可挽回之勢。

　　1894年7月25日，日本艦隊挑起戰端，在朝鮮豐島海域突襲中國北洋水師。9月16日，日軍佔領平壤，朝鮮境內淮軍倉皇內撤到鴨綠江西岸。平壤陷落第二天，甲午戰爭最重要主力海戰，即大東溝海戰爆發，經過5個小時的激戰，中國海軍慘敗：北洋水師“揚威”、“超勇”、“定遠”三艦被擊沉﹔鄧世昌駕“致遠”號主艦，欲撞擊日艦“吉野”號未果，因船體傾斜鍋爐爆炸，“致遠”號沉沒(舊說，“致遠”號為日艦魚雷擊沉)。大東溝海戰，實際已預告甲午戰爭清廷的失敗。日軍自此控制東亞制海權，日艦可自由巡弋朝鮮及中國海域，深入遼東、威脅北京。李鴻章在此時聲稱，清廷可與日方先停戰，再議朝鮮善后，拒絕賠償兵費。

　　日軍因屢戰屢勝，決定再給予清廷以最重打擊，多佔土地，獲取和談最大利益化，甚至還野心勃勃想攻進山海關，在北京城下達成城下之盟。

　　繼大東溝海戰后，日軍即開始對遼東半島進行續攻。

　　日軍西渡鴨綠江，淮軍和滿洲軍望風潰逃，鴨綠江防線全部崩潰。隨后，遼東重要戰略城市旅順、大連、金州和海城均告失陷。與此同時，日軍開始進攻北洋艦隊的另一根據地山東半島威海衛，並於1895年1月登陸榮成灣。

　　在甲午戰爭陸海各役均告大勢已去之時，1895年1月14日，慈禧太后才發布懿旨，命令移往關內之軍，迅赴前敵，命湖南巡撫吳大澂帶所部及魏光燾等軍出關作戰。顯然，在大勢已定之后，湘軍出戰，在整個甲午戰爭中，作用十分有限。

　　吳大澂本是一個文人，初到“無湘不成軍”的湖南任巡撫后，他曾戴著一副近視眼鏡施放洋槍，並能命中百步之外的靶子。吳大澂沾沾自喜，認為自己是“雖古今名將不如也”的人物。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吳大澂主動請纓要求率湘軍子弟北上抗日。慈禧太后令其出關，被撩發的吳大澂，立馬寫下了一篇出征檄文。

　　聲稱：“本大臣奉命統率湘軍五十余營，訓練三月之久，現由山海關拔隊東征。正二兩月中，必與日本兵決一勝負”，並自詡：“本大臣講求槍炮，素有准頭”，“所練兵勇，均以精槍快炮為前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能進不能退，能勝不能敗。湘軍子弟，忠義奮發，合數萬人為一心。日本以久頓之兵，師老而勞，豈能當此生力軍乎？”更狂妄的是，吳大澂號稱，他要在“兩軍交戰之時，凡爾等日本兵官逃生無路，但見本大臣所設投誠免死牌，即交出槍刀，跪伏牌下，本大臣專派仁慈廉干人員收爾等入營，一日兩餐，與中國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輪船送爾歸國”。

　　其實，吳大澂及魏光燾親率湘軍與日軍正式交火接觸的時間較晚，在1895年2月16日第三次遼東海城反擊戰中，湘軍正式開始露面。此前，山東半島威海衛早已淪入日軍之手，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被迫服毒自殺。丁死去兩天后，即1895年2月14日，北洋水師洋員假借丁汝昌名義向日軍投降，威海衛內李鴻章苦心經的北洋水師幸存的艦隻全部為日軍掠奪。清廷隻有乞和一條路，吳大澂可謂不通時務。

　　而湘軍實戰的情況也不樂觀，血戰牛庄，負責救援的湘軍將領李光久最后僅攜數騎逃出，吳大澂羞愧且憤激，欲拔劍自殺，自認：“余實不能軍，當自請嚴議。”光緒帝諭稱：“湘軍初次接仗，輒即敗退，吳大澂身為統帥，徒托空言，臨敵疏於調度，致損軍威。姑從寬交部議處，以示薄懲。”

　　此后，3月9日，日軍發動甲午戰爭中最大一場陸戰，即田庄台之戰，日軍投入總兵力達4萬余人、火炮91門。此戰湘軍似未參與。當時為保証錦州的安全，吳大澂早已將湘軍調防到離田庄台較遠的遼陽驛、廣寧驛及義州等地。朝廷認為吳大澂“兵力並不少，不應在遠處株守”，吳大澂回復道，他將“嚴飭將領隻准前進，不准退扎”。光緒皇帝諭旨稱：“吳大澂向來語多夸大，一似殺賊致果，乃自牛庄潰敗，則先遠避。何得仍以不准退扎等詞，空謀取方敷衍。著吳大澂接奉此旨，著即統率所部移扎錦州，嚴密防守。”顯然，光緒帝對於徒托空言的吳大澂不但不耐煩，且極其反感。

　　3月17日，湘軍統帥吳大澂被清廷撤去幫辦軍務之職，來京聽候部議，所部湘軍各營由湘軍名將魏光燾暫行統帶。

　　吳大澂是江蘇人，與當時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為同鄉，因鄉誼，翁同龢替吳大澂竭力周旋，吳大澂此后即仍回湖南巡撫任上，只是他回到湖南省城長沙后，有湘人作對聯諷刺他：“一去本無奇，多少頭顱拋塞北﹔再來真不值，有何面目見江東。”

　　不久，吳大澂被朝廷借故開缺。老年的吳大澂回到江蘇吳縣老家，賣字畫及自己收藏的古董謀生，生活窘迫潦倒，從此再不談兵。

　　被過高贊譽的湘軍，在甲午戰爭的后續陸戰中無功而歸，湖南以救亡變法為己任的士風民氣迅速激昂，加之不久后，具有變法思想的陳寶箴撫湘，維新變法在湖南得到積極推行，湖南遂由過去的封閉保守，“一變而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同時也是維新派與守舊派斗爭最激烈的省份。在維新變法的歷史的潮流中，繼曾國藩、左宗棠之后，湖南涌出了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等第二波優秀人才群體。在變法中，甲午戰敗中沒有被打倒的湖南，反而獲得內在變革的動力，仍然是全國最重要且最引人注目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