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日本戰犯大陸改造：45名日戰犯受審全部認罪

　　這片深色外牆的建筑，即是當年關押了近1000名日本戰犯的撫順戰犯管理所。撫順戰犯管理所供圖

　　9月3日，是大陸首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兩月前起，國家檔案局就以每天一人的方式，公布45名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

　　1950年起，1000多名日本戰犯關押在撫順、太原兩地的戰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其中45人，於1956年出庭受審。45人全部認罪，有的甚至求死謝罪，在國際審判中史無前例。

　　中國政府沒有判處一個日本戰犯死刑，刑期最高的僅20年，至1964年4月，所有戰犯獲釋。歸國后，他們成立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以坦誠和勇氣，為“中日永不再戰”奔走呼號。

　　這1000多名戰犯，有900多個從撫順戰犯管理所走出——這裡是日偽時期的監獄，也是改造戰犯“奇跡”之地。

　　京華時報記者李顯峰發自撫順

　　中蘇邊境秘密交接

　　周恩來總理的要求是:“一個不跑，一個不死”。

　　63年后，站在綏芬河站，趙毓英的腦海裡，涌現1950年夏天來這裡執行秘密任務時的情景。

　　那時的綏芬河是個邊陲小鎮。火車站站房像座小教堂，不遠處的山坡上，綠樹掩映著一些蘇式房屋，其余是清一色灰的磚瓦平房或茅草屋。鐵軌向蘇聯國境延伸，登高遠望，異國的村庄依稀可見。邊境看上去安寧，卻又彌漫著那個年代的緊張氣氛。就在一個月前，朝鮮半島爆發戰爭。

　　趙毓英那年21歲，身材高挑，是護士長。1948年，她在沈陽就讀盛京醫科大學的高級護理專業，1949年，該校並入中國醫科大學，1950年夏，她提前畢業。

　　7月的一天，趙毓英被學校通知，前往撫順戰犯管理所報到。任務很快傳達下來。接東北公安部通知，管理所派出1名醫生、3名護士、3個翻譯，到沈陽與工作團匯合。7月14日，工作團30余人從沈陽出發，日夜兼程抵達綏芬河。

　　工作團的任務是，接收969名蘇聯移交的日本戰犯。周恩來總理的要求是：“一個不跑，一個不死”。

　　這969名戰犯，在蘇聯服了5年的苦役。二戰結束后，被押送到蘇聯的日本戰俘約有60萬人。一般士兵服役5年后，被遣返日本。其余3000人被定為戰犯的滯留蘇聯，其中2000人，已被蘇聯軍事法庭宣判，剩下的969人便是引渡對象。

　　引渡儀式在7月18日上午舉行。綏芬河站的寬軌上，停著17日夜間抵達的一列蘇聯悶罐貨車。窄軌上停的，是中方的綠皮客車，設有座位，窗戶糊著報紙。

　　趙毓英站在接收隊伍裡，看到戰犯們一副狼狽樣。“下車時，陽光晒得他們睜不開眼睛。天氣炎熱，蘇聯悶罐車像桑拿房一樣，把戰犯們熱得汗流浹背。他們衣衫不整，有的故作鎮定，卻掩蓋不住驚恐的神色。”

　　趙毓英有過亡國奴的童年經歷，執行這個任務讓她特別解氣。“過去壓迫我們中國人，殘害無辜老百姓的，不就是這些人嗎？”

　　擔任翻譯的金源后來在回憶錄《奇緣》中寫道：戰犯們在指定座席后，穿著白大褂的醫生挨著詢問有無病號。戰犯們誰也不開口，但醫生們很快發現一些患病的戰犯，並給他們打針吃藥進行簡單治療。

　　每個戰犯發了一斤面包，兩個咸鴨蛋等。戰犯們狼吞虎咽，很快吃光。晚餐是每個人一大碗大米飯，炒豬肉、炒雞蛋和一碗湯，不夠可以添。金源隨口問：“一定很餓了吧！”一名戰犯回答：“5年來第一次吃這樣好的飯菜！”

　　撫順典獄關住建造者

　　對這座修葺一新的監獄，大村忍記憶深刻，這裡關押過的都是抗日的“政治犯”。

　　綠皮車上的日本人，並不知道列車駛向何處。7月21日，凌晨3點，天未亮，列車停了。有人掀起窗戶上的報紙，看到站牌。

　　“我們是要在這兒做苦役吧？”

　　早先，蘇聯人為了安撫他們，稱此行是路經中國，全部遣送回日本。

　　戰犯們集體下車，隨后被大卡車押送到一座連著高牆的大鐵門前，被分配到一個個監舍裡。

　　天亮了，穿透窗戶的陽光，將鐵柵欄的影子投在鋪位上。他們察覺到，牆壁上貼著《管理條例》，最后一行的落款是“撫順戰犯管理所”。各監舍立刻騷動起來。有人把通告撕下，用腳狠狠地踩。

　　被稱為戰犯，這是他們始料未及的。此前，他們一直以戰俘自居，因為戰俘無關犯罪，戰爭結束就應被釋放。

　　對這969人，蘇聯的定性是“犯有反對中國人民的重大罪行”者。中方干部回憶，蘇聯人在移交時還叮囑：“這些戰犯都是極端反動、頑固不化的壞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惡棍，隻有殺掉。”

　　這份名單，包括侵華日軍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藤田茂、佐佐真之助，偽滿洲國總務長官武部六藏、次長古海忠之等。巧合的是，一個叫大村忍的，當過10年的撫順典獄長，而撫順典獄，就是如今的撫順戰犯管理所。

　　典獄是日偽時期的舊稱。1936年，關東軍開始修建這座監獄，1937年6月竣工交付使用。原有建筑面積6600平方米，有1/3以上被用做刑訊室，僅刑具庫就有100多平米，此外還設絞刑室、試驗室、鎮靜間等。

　　接收戰犯前，東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投入近40萬元，改建撫順典獄。新建了禮堂、醫務室，徹底清除了刑具和刑訊室，處決犯人的刑場也被改建成運動場，過去用來折磨犯人的鎮靜間，也變成了理發室和浴室，還專門開辟了圖書室和電影放映室。

　　對這座修葺一新的監獄，大村忍記憶深刻，這裡關押過的都是抗日的“政治犯”。戰犯管理所舊址保存著他的筆錄：“我曾親自審問，加以拷問，方法是戴手銬腳鐐、用竹刀打……1945年6月到8月，病死五六名，當處理尸體時，沒有將部下監督好，埋得很淺，尸體被狗拉出……”

　　日本人建造的監獄，最終用來關押日本戰犯，甚至原來的獄長。這像歷史開的一個玩笑。

　　仇人還是戰犯

　　孫明齋向全員轉述周恩來的話:“20年過后再來看我們現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義和價值。”

　　起初，969人沒有一個承認戰犯身份，他們堅稱自己是戰俘。管理所工作人員則糾結於：這些日本人是仇人，還是戰犯？

　　管理所第一任所長孫明齋是老革命，老家在山東海陽。孫明齋在回憶文章裡坦承，最初連他都抵觸。他回憶日軍掃蕩家鄉的慘狀：房子被燒、東西被搶、鄉親被殺、舅舅被日本狼狗咬死。“當年窮凶極惡的強盜，如今竟讓我負責管理，我該怎樣對待他們呢？”這是他的心結。

　　東北公安部的部長汪金祥借魯迅的話開導他：“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管理教育日本戰犯，前人沒有先例，今人沒有樣板。黨既已把改造這批戰犯的任務交給了我們。那就是說，黨相信我們會把這批戰犯管理教育好。”

　　孫明齋走馬上任。但下屬並沒有這麼快想通。趙毓英記得，看守班長王興情緒很大。王興10歲時，親眼看到日軍殘殺7個親人。如今仇人變囚徒，上級不但要求不能打，還要求談話要和藹，王興氣得渾身哆嗦倒在床上大哭。

　　為此，孫明齋向全員轉述周恩來的話：“20年過后再來看我們現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義和價值。”

　　孫明齋還要和戰犯交鋒。一天，原日軍59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找到孫明齋，稱他們都是戰俘，中日戰爭已結束，戰俘應全部釋放。

　　“這裡沒有戰俘，隻有戰犯。你還是這些戰犯中罪行嚴重的主謀之一。”孫明齋把他嗆了回去。

　　藤田茂走了，又來了一名戰犯。他稱中方是戰后新成立的國家，無權關押他們，“違反國際法”。

　　孫明齋指令對這名戰犯單獨關押，責令做深刻檢查。7天后，他在擴音器前，向全體戰犯念他寫到第4稿的檢討書，承認自己在部隊時屠殺過許多中國人，是戰爭罪犯，並表示今后重新做人。

　　對照《國際軍事法庭憲章》，關押在撫順的戰犯，屬於乙級和丙級。為了讓戰犯心服口服，管理所組織他們學習國際法。數輪交鋒下來，一些人開始反思過去。

　　訴苦運動派上用場

　　戰犯學習小組讓一些出身貧寒的戰犯發言講述家史，很多人因此涕淚交加。

　　統計顯示，969名戰犯中，將官約20人，校佐級有220名左右。其余700余人曾是警察、憲兵、特務等，為校佐級以下。

　　翻譯吳浩然回憶，當時摸底調查發現，700余名校級以下戰犯，90%以上出身勞苦家庭，文化程度多為高小，被俘時年齡在20到30歲，信奉武士道精神，對於罪行，均以“奉命行事”推脫。

　　1950年底，受朝鮮戰局影響，戰犯管理所遷到哈爾濱。吳浩然隨其中500余名校佐級以下戰犯，住在哈市以北的呼蘭縣監獄。根據上級指示，管教員在呼蘭縣監獄組織起戰犯自學小組，吳浩然稱，當時的宗旨是不搞強迫命令和硬性灌輸。他們把戰犯中有學習願望的80余人組織起來，分成6個小組，各組選出小組長。

　　學習資料主要是日文版的列寧著作《帝國主義論》，及日共編寫的一些文章。有的戰犯在討論中說，日本從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以至后來發動侵華戰爭，這一歷史發展過程，同列寧分析的一樣。他們開始認識到，所受的軍國主義教育是一種欺騙。

　　1951年3月，戰犯全部遷回撫順。管理所把80余名“進步”戰犯分配到各監所，系統組織反軍國主義教育。學習小組很快得到壯大，后來還成立戰犯學習委員會。

　　中共在土改時的“法寶”——訴苦運動派上用場。戰犯學習小組讓一些出身貧寒的戰犯發言講述家史，很多人因此涕淚交加。

　　學習小組還讓戰犯“對比兩種制度下的監獄”。當年的日偽警察、憲兵、特務、獄吏，都被選為發言人。

　　大村忍感觸尤深：“過去，這裡是關押中國愛國志士的地方。那時這裡隻能聽到拷打聲、鐐銬聲和慘叫聲，這裡又臟又臭，囚犯每天隻能得到一小碗高粱米，還要終日服勞役。我們現在吃著大米白面和雞鴨魚肉······我們現在住在這裡，人格受到尊重，當局不打不罵，還處處關心我們的健康。真是兩種不同制度的社會，會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監獄。”

　　700余名校級以下戰犯紛紛悔罪。很多戰犯還揭發其同僚和上司的罪行。這為最高檢察院開展偵訊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

　　超常人道主義待遇

　　戰犯每人每天的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當年最好的東北大米，1斤才1毛錢，豬肉1斤才3毛錢。

　　趙毓英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呆了9年。回憶那段經歷，她說得最多的一個詞，是“人道主義”。

　　人道主義待遇，甚至超常的待遇，首先體現在飲食上。入所之初，戰犯的伙食與管理人員平等，都是粗糧。但戰犯不領情，有的把飯菜倒到馬桶裡，甚至鬧到絕食。情況上報后，東北公安部傳來周恩來的指示，戰犯按將官、校佐、尉官以下分成3級，按小中大灶3種待遇，戰犯每人每天的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這是什麼概念？”趙毓英類比說，“當年最好的東北大米，1斤才1毛錢，豬肉1斤才3毛錢。”

　　她當時身兼營養護士，負責給戰犯調配食譜。后來成為她丈夫的炊事員高震負責採購。看到她開的菜單，高震氣憤不已：“是誰出的這些餿主意？開單子也不看看季節，三九天哪兒有西紅柿。指名要河鯽魚，漁民要知道是給日本人買的，非把我當漢奸揍一頓。”但抱怨歸抱怨，政策還得執行。

　　人道主義還體現在醫護上。戰犯最初到達撫順時，有一半患有高血壓，一些官階較高年紀也較大的，還患動脈硬化、冠心病、肺氣腫等病症，有的患有性病和因性病引起的梅毒性心臟病，有的患肺結核、風濕病症、末梢神經炎等。

　　對此，管理所組織針對性的治療，定期體檢，督促戰犯們運動、講衛生。

　　趙毓英印象深刻的是，醫務室曾治愈患精神病的戰犯渡部信一。渡部在1954年秋天突然發病，不飲不食，終日煩躁，時哭時笑，時而祈禱跪拜。

　　“為了治愈他，我們不知想了多少辦法。當時採用休克療法，每次他一休克，我們就守護在旁等他醒來，為他拭去汗水，換去被汗浸透的衣服，以免他著涼。”堅持十個多月，渡部終於康復。

　　戰犯管理所舊址，至今保存一張武部六藏睡過的特殊病床。床上安裝了一塊可以活動的擋板，防止他摔下。

　　趙毓英回憶，1952年的一天，武部突發腦血栓，嘴歪眼斜，半身癱瘓。醫務室全力搶救，使他免於一死。病情緩解后，領導派女護理員焦桂珍環伺左右。

　　焦桂珍一天數次給他翻身，用酒精和滑石粉擦拭全身，按摩壓迫部位。武部在病床上躺了4年，在她精心護理下，養得紅光滿面。60多歲的他后來認罪，贊揚30多歲的焦桂珍“像母親一樣”照顧他。

　　這批戰犯素有“文看武部、武看藤田”一說。兩個意見領袖最后都認了罪。

　　同樣的感化教育，也在太原戰犯管理所同時進行。這裡關押的日本戰犯有140多人，二戰期間被中國俘獲。

　　戰犯的悔罪，為軍事審判奠定基礎。

　　所有戰犯全部認罪

　　周恩來專門指示:“對日本戰犯的處理，不判處一個死刑，也不判處一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

　　1954年3月，在中央的指示下，最高檢抽調審訊員、翻譯、書記員組成工作團，分赴撫順、太原等地，准備訴前工作。

　　1955年，周恩來專門指示：“對日本戰犯的處理，不判處一個死刑，也不判處一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起訴書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確鑿后才能起訴。”

　　兩地一千多名戰犯，起訴名單經過一再精減，最終決定起訴的隻有45人。所有被告人均配備律師。

　　45名戰犯分兩類：一類是職位高罪行嚴重者，另一類是職位雖低，但罪行特別嚴重者。這45人分3批，在沈陽、太原分別起訴。

　　1956年6月9日，沈陽特別軍事法庭開庭，第一個受審的是藤田茂。藤田茂在后來寫的《回憶軍事審判》憶及：將他當聯隊長、旅團長、師團長的罪狀列了7項，軍事上的罪行幾乎沒列，最大的問題是殘害和奴役居民、破壞和焚燒房屋，掠奪糧食和牲畜，強奸婦女，殺害俘虜。

　　“我當中將師團長時進行過秀嶺一號作戰。起訴書上說，僅此一戰，我便殺害了86名俘虜。我明白，僅此一項，即可判我死刑。”

　　起訴書還提及，藤田茂在當聯隊長時，指揮對山東省安邑縣的一個村庄進行掃蕩，全村男女老少140多名被殺，全部推進井裡。

　　出庭作証的証人多達26個。其中一個是62歲的張葡萄。“他們全家都被殺害，隻剩她一人。老婦人越說越激動，說得渾身發抖，滿臉的汗水、淚水和口水，白發倒豎起來……我實在站不住了。難過、痛苦、肝腸寸斷，發自內心地苛責自己，心想隨您踢吧，咬吧，打翻在地吧。”

　　“審判長問我：被告對於証人的指控怎麼想？我覺得無懈可擊，便說：完全屬實，我的確做了對不起中國人民的事。”

　　6月19日，判決書下達，意料之中的死刑沒有聽到。藤田茂隻判了18年，折去在蘇聯、中國關押的11年，刑期隻剩7年。

　　中國政府的寬大處理，令藤田茂萬分感動。聽完判決后，他當庭認罪說：“按我的罪行，殺一萬個藤田茂也是應該的。凶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把我變成了吃人的野獸，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國政府教育我認識了真理，給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嚴的中國人民的正義法庭上宣誓，堅決把我的余生，貢獻給反戰和平事業。”

　　沈陽、太原兩地法庭的判決顯示：45名戰犯中，刑期最低的8年，最高的20年。45名戰犯，全部在撫順服刑，太原戰犯管理所隨之撤銷。

　　在此前的東京審判上，28名日本甲級戰犯百般抵賴，企圖逃脫法律的嚴懲。中國法庭上則出現罕見的情景：所有戰犯無一否認罪行，無一要求赦免，相反都是痛哭流涕，鞠躬或下跪向中國人民請求嚴懲。

　　古海忠之獲刑18年，他說：“我在中國犯下了人類所不能允許的滔天罪行，請求中國人民對我處以死刑，以此教育日本的后一代。”

　　罪行累累的鈴木啟久獲刑20年，他在最后陳述時痛哭：“我表示衷心謝罪……我將牢牢記住中國人民對我的寬大待遇。我堅決保証要徹底改正自己過去的錯誤，重新做人。”

　　中歸聯和繼承者

　　如今，3個20年已經過去，歷史與和平問題，仍是中日關系的焦點。

　　根據最高檢察院的決定，除了45名判刑的戰犯，免予起訴的其他1000多名日本戰犯，分3批釋放回國。

　　1956年6月29日，第一批戰犯335人在天津塘沽港登上客輪興丸號，於7月3日抵達日本鶴舞港。他們遇到兩件麻煩事：日本政府要向他們發放每人1萬日元的“撤僑津貼”，警方向每人分發一套“大日本帝國時代”軍服和軍靴。對此，歸國者們強烈反應，抗議並拒絕接受。

　　第二批戰犯328人和第三批354人，分別於1956年7月18日和8月21日釋放。1956年11月，東京的歸國戰犯成立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總部設在東京，各地成立支部。1957年，中歸聯會員合著的《三光——燒光、殺光、搶光》一書出版，在日本社會引發極大反響，此書經過增補修訂，改名為《侵略——在中國的日本戰犯的自白》，被讀者贊為良知之書。

　　1957年8月至9月，藤田茂等8名服刑戰犯提前釋放。至1964年4月，所有日本戰犯全部獲釋。

　　1958年4月24日，藤田茂等8人踏上歸途。登陸鶴舞港時，記者問有何打算，藤田茂指著胸前的日中友好協會徽章說：“今后干些什麼，要等安頓下來再說。但這件事，我要拼命去做！”

　　兩年后，1960年10月，在中歸聯第二屆全國大會上，藤田茂被推選為會長，此后他連任數屆。中歸聯發起尋找赴日中國勞工遺骨活動。藤田茂6次率團，護送勞工遺骨回葬中國。

　　藤田茂，之后成為日本和平人士的旗幟人物。他帶領會員奔赴各地演講，勸誡民眾反省戰爭。1980年，91歲的藤田茂去世時，身上穿著1972年周恩來贈送給他的中山裝。

　　為銘記歷史，1988年，中歸聯集資22萬元人民幣，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舊址豎起“抗日殉難烈士紀念碑”。

　　在戰犯管理所舊址，菜園的籬笆上爬滿牽牛花。趙毓英說，當年，翻譯吳浩然在戰犯副島進回國時，送給他一把牽牛花籽，讓他“下次你再來中國時，捧著鮮花來，不要再拿武器了。”副島進將花籽帶回國后，種在庭院裡。副島進去世后，他的夫人採集花籽，回贈管理所。

　　隨著步入老年，絕大多數中歸聯會員先后離世，這個組織於2002年解散。解散當天，由中歸聯會員后代及致力中日友好的日本青年發起“撫順奇跡繼承會”，繼續記錄侵華戰爭証詞。

　　2013年9月，83歲的趙毓英受日本大地合唱團邀請，重訪交接戰犯之地綏芬河。

　　當年的綏芬河小鎮，已變成14萬余人口的綏芬河市。隻有綏芬河站，還是當年的老樣子。趙毓英想起兩個14年：一段是日本侵華歲月（1931-1945），一段是改造戰犯歲月（1950-1964）。她也想起周恩來的話：“20年過后再來看我們現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義和價值。”

　　如今，3個20年已經過去，歷史與和平問題，仍是中日關系的焦點。

　　文中部分史實，援引自《從人到鬼從鬼到人》（袁韶瑩、楊瑰珍著）、《我們在中國做了些什麼》（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編）、《奇緣》（金源著）、《震撼世界的奇跡》（撫順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編）等，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