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裡的甲午戰爭：戰后輿論投入勝利者一側

　　中國高升號運兵船被日本浪速號巡洋艦擊中后，開始沉沒。 1894年10月6日 《倫敦新聞畫報》

　　2014年，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祭。對於這場戰爭的反思，隨著更多的史料挖掘而日益深刻和全面。在這些史料中，也包括當時西方媒體對於甲午戰爭的關注和報道。通過反觀當時的輿論報道，尤讓我們憤怒和深思的是，面對一場明明白白的侵略戰爭，在當時的國際輿論中卻鮮見對被侵略者的同情。隨著戰爭的推進，報道的“真相”更有黑白顛倒。這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是日本還打響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媒體戰。在整個甲午戰爭中，日本開動全部宣傳機器為戰爭服務，他們允許外國武官觀戰，歡迎外國和本國記者隨軍採訪。用日本政府首腦的話說，利用媒體公示取得輿論支持，就等於戰爭勝利了一半。今天，我們再回頭看120年前西方媒體對於東亞局勢的觀察和態度，不僅能豐富我們對於歷史的思考角度，也能警醒我們自查自省、奮發圖強，絕不讓歷史重演。

　　大戰來襲：以“國際公法”之名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頒發上諭對日本宣戰，同一天，日本天皇也下詔對中國宣戰，影響此后中日兩國命運至深的甲午戰爭全面爆發。頗值得玩味的是，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的宣戰書中有一點細節用語十分相似。

　　清政府的上諭裡指責日本“逾盟肇舋”，說是日本有了一系列“不遵條約，不守公法”的挑舋舉動，中國忍無可忍才付諸武力，對日開戰。日本天皇的詔書中則稱是中國首先破壞了東亞和平，所以日本揮拳出手，要求臣民竭盡全力對中國作戰，不過十分顯眼地也加了一個前提，即要求上述的舉動“不違反國際公法”。

　　國際公法，是調整國與國之間關系的規則，現代意義的國際公法萌芽於近代歐洲，對此，遠在東亞的中日兩國原本蒙昧無知。直到西方列強橫海東來，先后用武力敲開了中國和日本的大門后，兩個東亞古國在看到了外面世界的同時，才痛苦地明白了此時的天下已更換了規矩。此后，兩國開始了程度和目的都存在著明顯區別的近代化運動，在處世行事方面都無法隨心所欲，而要時刻惦記著國際觀瞻和國際公法，惦記著列強的感受。

　　豐島海戰：被日本賄賂來的“合法性”

　　1894年8月1日雙方互相宣戰時，之所以都鄭重提出國際法，正因為一樁不久前發生的國際法事件還處在爭辯之中。

　　就在8月1日之前，甲午戰爭的戰火其實已經由日本真正開啟。1894年7月25日，先期得到情報的日本第一游擊隊“吉野”“浪速”“秋津洲”等三艘優勢軍艦不宣而戰，偷襲中國運兵艦船，挑起了豐島海戰。這場戰斗中尤為令人震驚的是，日本軍艦“浪速”竟悍然擊沉了滿載近千名中國陸軍官兵的英國運兵船“高升”。此后中日兩國圍繞著“高升”號事件的責任而產生激烈爭辯乃至全面戰爭，“高升”號事件也成為西方人注意甲午戰爭的一個重要導引。

　　在尚未對人正式宣戰時，日本軍艦就敢採取偷襲手段暗算對手，而且竟然擊沉了一艘被中國租賃來運輸軍隊的英國商船，此事在歐洲世界引起極大的震驚。與中國北洋海軍相熟、曾在北洋海軍擔任過魚雷艇部隊教習的“中國艦隊”艦長英國人羅哲士甚至想要請纓作戰，為挂著大英帝國國旗的船隻遭到屠戮而復仇，“中國艦隊”司令斐理曼特一時間也對日本怒火中燒。當時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曾發了一番很能代表西方人普遍觀感的議論：“中國沒有得罪任何人，她只是一位老者，經過了若干歲月，漸漸變形消失了活力，現在，當她正慢慢蘇醒過來時，卻被這短小精悍的日本扑到身上。”惋惜、忿忿之情躍然紙上。

　　日本首先挑起戰火后，一方面出於對日本偷襲舉動的不齒，一方面憑著對中國的既有印象，西方媒體上出現的戰火中的中國軍隊，往往都是較為正面的形象，在新聞畫報上出現的中國軍人，多是相貌堂堂、紀律嚴明。對這場東方戰爭未來的走向和勝負結局，西方世界在最初時刻並不看好小小的日本。

　　懷著中日間可能會陷入一場兩敗俱傷的戰爭的預期，在中日互相宣戰后，幾乎所有的西方列強都選擇了帶有坐山觀虎斗性質的中立態度，一起坐觀兩個東亞國家的戰爭。

　　然而戰爭一開始因為豐島偷襲而在國際觀瞻上似乎處於下風的日本，很快轉敗為勝。日本政府通過駐英使館賄賂英國《每日電訊》《泰晤士報》等知名報刊的主筆，撰寫觀點傾向於日本的文章，以此影響西方輿論。日本駐英公使青木周藏當時曾向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報告賄賂成績：“除路透社外，幾家主要報紙和電訊社都保証了合作。英國權威人士韋斯特萊克公開表示：根據國際法，‘浪速’艦是對的。在德國，《科隆報》的政治通訊員和友好的《大陸報》，也因此而受到影響。你要提供我約一千英鎊的特別經費。”

　　同時，日本在重金賄賂的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國際法專家韋斯特萊克點撥下，抓住“高升”號輪船被擊沉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細節大做文章，即利用“高升”號被襲擊之前，日本軍艦曾派出軍官登上“高升”號，要求跟隨日本軍艦航行，而船上的中國陸軍官兵拒絕投降一事，詭辯稱“高升”號的英籍船長因此已經失去了對船隻的控制。所以是中國軍隊控制“高升”號在前，日本襲擊在后，事件的性質就變成了日本擊沉一艘被中國軍隊武裝控制的英國船。從1894年7月25日世界輿論大嘩，英國政府甚至向日本提出抗議照會開始，到了中日正式開戰后一周左右，西方輿論已經在日本的外交努力下發生偏轉，比如《泰晤士報》當年8月6日就刊登牛津大學教授、法學博士胡蘭德的意見：“許多報紙的愚蠢社論仍然充滿‘海盜行為’‘不宣而戰’‘對英國國旗的侮辱’‘嚴懲日本軍官’等浮躁文字，實在不可想象。”

　　“重慶號”事件后：西方眼裡的中國傳統印象漸遠

　　就在因“高升”號而起的西方輿論對中國的同情心變得越來越不佔上風之時，8月間，在天津突然發生了中國士兵闖上英國商船“重慶”號拘捕在船的日本人事件，西方輿論開始批評這種對中立國船隻的冒犯行為。繼而，9月間清軍陸軍主力在朝鮮又一潰千裡，敗出朝鮮半島，且似乎根本沒有再組織有效作戰的能力，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開始變得每況愈下，原本一個近代化中的古國，漸漸變為一個“不思進取、政府效能低弱”的顢頇國家。日本則適時地鼓吹甲午戰爭是“文明對野蠻之戰”，積極顛覆此前西方人頭腦裡中國是東亞代表的印象。

　　旅順大屠殺：被日方顛倒的黑白

　　1894年11月21日，日本第二軍僅用一天時間就攻佔了有遠東直布羅陀之稱的中國重要軍港旅順。因為旅順地處瀕海絕地，防御崩潰之后，很多軍民無從逃散，日軍從21日當天開始了長達四天三夜的大屠殺，中國軍民兩萬余人遇難。很多前往戰地觀戰的西方媒體記者為之震驚，美國《世紀》報刊登的評論顯示，西方人因為此事對日本的觀感又立刻大步退回：“日本是披著文明皮而帶有野蠻筋骨的怪獸，日本今天已經摘下了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蠻的真面目。”

　　旅順大屠殺事件被西方媒體報道后，日本政府立即進行各種補救措施，最后日本形成了一套解釋此事的格式說明，即因為在進攻旅順的戰斗中士兵們發現有戰友的尸體遭中國軍隊的屠戮，因而心生憤恨，所以攻佔旅順后才會發生報復性的槍殺，同時強調在旅順被殺的主要是脫掉軍服、混裝為老百姓的中國軍人。幾十年后日軍解釋南京大屠殺時，也仍是類似的模式和套路。

　　日本針對旅順大屠殺的“救火”行動，一直持續到1895年來臨，此時日軍又踏上山東半島，作為中國三十年洋務自強運動結晶和象征的北洋海軍在威海劉公島畔全軍覆沒，清政府的戰局愈發不可收拾，最后被迫談判、簽署了空前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以徹底的戰敗結束了甲午戰爭。

　　戰后：西方輿論一邊倒

　　甲午戰爭后，西方輿論則開始投入勝利者一側，各類媒體常刊登文章，嘲笑失敗者，贊揚勝利者，小小的日本國終於漸漸自信地站到了世界強國的舞台上。

　　1897年2月12日，美國紐約研究生醫院的病房中傳出一聲槍響。曾在北洋海軍任職、參加過甲午大東溝海戰的美國人馬吉芬在這一天自殺。畢業於美國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的馬吉芬1885年來華求職，從此在北洋艦隊中任職，擔任過學堂教習、軍艦大副等官職，當他於1894年末因為大東溝海戰中的戰傷歸國后，被四周的輿論所困擾。對甲午戰爭，美國社會輿論和當時的西方輿論一樣，是分辨不太清楚戰爭爆發原委的，隻看到了最后的結果。馬吉芬憤憤不平地在美國報刊上撰文，並各處演講，將他所親見親歷的北洋海軍的真實戰斗情況介紹給大眾。這位喋喋不休宣傳中國海軍也曾英勇戰斗，也不缺乏犧牲的勇氣和壯烈事跡的美國人，竟被輿論當作了瘋子、狂人，認為是他頭部的戰傷使得他精神錯亂。最后，馬吉芬自殺，留下了“主啊，請你不要小看我”的臨終懺悔詞，穿著一身北洋海軍軍服，盛殮在鋪蓋著黃龍旗的棺柩中下葬。

　　甲午戰爭后，美、英都對發起侵略戰爭的日本投去青眼，而打了敗仗的中國則面臨列強割地狂潮的到來。對中日間的甲午戰爭，大量西方人的觀感從一開始即被新聞所牽引，他們不知道也沒有興趣深入研究戰爭的原因，而只是對平靜如水的世界上突然傳來了充滿鐵血殺戮的新聞感到興奮，為中日韓這個遠東火藥桶的引爆而議論，所有的是非曲直，被侵略發起者的媒體、外交攻勢所模糊，最終落得個勝者王侯敗者寇的結果。

　　憤憤不平而報以一死的馬吉芬可能並不知道，多年前他到中國求職時，那位上下打量他的直隸總督李鴻章，早在幾十年前就對國際大勢有過如此一段感慨：

　　洋人論勢不論理，彼以兵勢相壓，而我第欲以筆舌勝之，此必不得之數。（摘編自《甲午一百二十年祭》，馬幼垣、楊國強、姜鳴、艾爾曼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

　　（陳悅 海軍史研究會會長、海軍史專家。著有《北洋海軍艦船志》《近代國造艦船志》等。）

　　圖片說明：

　　我看到一枚魚雷從日本戰艦發射出來，緊接著日艦的六門炮同時開火，在魚雷命中目標時，這幾門炮已經發射了兩輪。魚雷擊中了我艦正中，很可能是裝煤的燃料艙……我想我們就是在那個時刻從船上跳下海的。我一邊游泳一邊看著我們的船開始下沉……這個時候日艦一直在不停地開炮……我看到一個裝滿士兵的小船從日艦上被放下水，我還以為他們是來救我們這些幸存者的，可悲慘的是我完全搞錯了，他們把子彈射向正在被淹沒的船上的人們。

　　（德國人馮·漢納根時為李鴻章的軍事顧問，日艦擊沉“高升”號時，他正在“高升”運兵船上）

　　（圖文摘自《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體觀察》，萬國報館編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