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諾獎得主莫迪亞諾：母親曾在蓋世太保機構演出

　　雷蒙·格諾

　　我手頭有一部80年代初編撰的三卷本的《法國文學詞典》，裡面有上千詞條，收入了所有重要作家。近日剛剛成為法國第15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迪亞諾的篇幅，在該詞典中僅僅是他那些榮耀的前輩的十分之一左右。然而，當時的他，已經獲得了龔古爾大獎，而且，編撰者寫道：這位作家從一開始就找到了自己的語言、風格與自己的文學世界。

　　究竟是什麼樣的風格，什麼樣的文學世界，征服了諾獎的評委們，以至於僅僅在勒克萊齊奧獲獎6年之后，就讓諾獎桂冠再次花落法蘭西？顯然，將之視為獲獎冷門的人們一時亂了陣腳。瑞典文學院為他撰寫的簡潔明了的頒獎詞出現了好幾個中文版本，幾乎沒有一個是翻譯准確的，有的更是南轅北轍，令人不知所雲，甚至令人增添對諾貝爾文學獎權威性的懷疑。

　　“我的記憶在我出生之前就存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現代歐洲文明最大的夢魘，是歐洲人最深的痛，也是他們心中最大的惡。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動搖了對歐洲文明的信念，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猶太人的殘害，焚尸爐的存在，則直接動搖了歐洲人對人的信念。所有大作家都繞不過它。

　　戰后法國文化的復興，完全建立在對其反思之上。這種反思直接催生了薩特、加繆式的“介入”文學。這種文學的根本意義在於對人的選擇權的高度肯定，也就是試圖賦予人一種新的信念，並強調人的責任。薩特著名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本主義》一書，就是站在這一層面上的自我辯護之作。如果說尼採所說的“上帝死了”只是一句預言，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讓每個人都真正感到：人類已越過了自己的底線，惟有自救。

　　本來，后一代的年輕人應當可以輕裝前進，法國在二戰之后經濟迅速復興，連續出現了長達三十年之久的繁榮，被稱為“光榮的三十年”，爵士樂、披頭士、美國文化、帶薪長假、地中海俱樂部……法國人當時的生活，真可以用琵雅芙的著名歌曲《玫瑰人生》來概括。

　　然而，60年代開始成人的莫迪亞諾，就在這玫瑰人生般的氛圍中，開始了自己至今都未停止的“身份追尋”。家庭環境對他的影響，至關重要。二戰結束之后，他父母關系失和，最終導致離異，兩人對孩子都缺乏愛護，經常將他與弟弟托付給他人代管，或者直接送到寄宿學校。小莫迪亞諾與自己的弟弟相依為命，后來，慘劇發生了，他弟弟在一次車禍中喪生，死的時候隻有12歲。這給他留下了深深的創傷。這一創傷更加刺激他去了解自己父母在二戰期間不明朗的生活境遇。他父親作為猶太人，曾被抓起來，塞進了送往集中營的囚車，卻在最后關頭被釋放了。許多跡象表明，是一位蓋世太保的高層在關鍵時刻替他說了話，保住了他的性命，同時，在二戰之后，那位可能保護了他父親的人被處死了，而他父親卻幸運地逃過了法網的追究。他母親作為演員，也在蓋世太保的文化機構中演出。他們兩人究竟是怎樣度過德軍佔領時期的，對小莫迪亞諾來說，一直是一個謎。同時，他父親為了謀生，在德軍佔領期間進行地下的黑市交易，整個生活圈子裡面，大都是一些身份不明的人。1967年，他的第一部小說《星形廣場》被伽利瑪出版社接受，由於裡面涉及對以色列對待猶太人的一些做法的諷刺，而正值當時以色列向周邊的國家開戰，出版社出於謹慎，在第二年才出版。裡面有一個著名的場景，經常被人引用：一名德國蓋世太保在巴黎街頭問一名路人，星形廣場（即凱旋門所在的廣場，因其通過各條大道向四面散發而被稱為星形廣場）在哪裡？殊不知那個行人是名猶太人，指著自己的胸口左方心臟的位置說，就在這裡。在這部小說中，莫迪亞諾作品的主題、語言風格、氛圍，都已經較為完整地呈現出來，所以一下子引起了文壇的矚目。他將這部小說題獻給了他夭折的弟弟。接下來的《夜巡》（1969）、《環形大道》（1972）和《暗店街》（1977），都圍繞同樣的時期和主題，在這些小說中，具有相當大的杜撰，父母的生平故事構成了他恣意想象的跳板。有批評家將其中除《夜巡》之外的三部作品稱為“佔領時期三部曲”。這些作品每次出版都沖刺法國文學的最高獎龔古爾獎，到最后一部《暗店街》，如願以償，直接奠定了莫迪亞諾作為一流文學家的聲譽。

　　作為“記憶的藝術”的大師，莫迪亞諾被瑞典文學院的評委們比成了普魯斯特。這個比喻當然順理成章，但其實會產生誤導，因為莫迪亞諾與普魯斯特有著根本性的區別。簡言之，普魯斯特“追憶”的結果，是鴻篇巨著，結構完美、統一，他的最后一部叫做《找回的時光》，也就是說，他的整個追尋過程是完整的。而莫迪亞諾則沒有找回逝去的時光，更沒有構建起一個完整的建筑。他的世界一直是碎片式的，而且相互交織，更吻合當代世界的現實。

　　更重要的是，莫迪亞諾的“記憶”並非真實的回憶。他本人並沒有生活在德軍佔領法國時期，而是出生在這一時期。他的記憶更多是一種文學想象。他有一個美妙的說法，叫做“我的記憶在我出生之前就存在了”。因此，這“記憶”與普魯斯特的記憶有很大的差別。如果說莫迪亞諾跟普魯斯特有相通之處，更在於自己的生活歷程與試圖成為文學家的努力寫作過程如何漸漸合為一體。在《追憶似水年華》中，小馬塞爾既是普魯斯特（他的真名就叫馬塞爾·普魯斯特）本人，又是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是一個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夠成為作家的人。到了小說最后，當逝去的時光終於找回的時候，小馬塞爾也終於成為作家普魯斯特：小說的世界與現實世界在這一點上相交了。同樣，莫迪亞諾在其記憶的道路上迷失或者找到自己的過程中，漸漸成為作家。

　　在莫迪亞諾的作品中，確實也有相當一部分有真正的自傳元素，而非“出生前的記憶”中的杜撰。這些元素在《戶籍登記冊》（1977）中開始最早出現（一般譯成《戶口簿》，但這一譯法容易造成誤解，讓人以為法國也有類似中國戶口的東西），在《緩刑》（1988）、《夜半撞車》（2003）中非常明顯，在《家譜》（2005）中則達到最明確的表達。這種建立在60年代的法國氛圍基礎上的自傳，以及建立在40年代德軍佔領法國時期的杜撰，構成了他的小說世界全貌，可以說，直到80年代末，他一直在60年代與德軍佔領巴黎的40年代之間跳躍、交替。

　　到了90年代，在虛構與自傳之間，在個人的真實與他人的命運之間，莫迪亞諾漸漸找到了一種平衡。在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多拉·布魯德爾》（1997）和《蜜月》（1990）。有一天，在一張1941年12月31日的舊報紙上，莫迪亞諾偶然看到了一份尋人啟事。一對姓布魯德爾的夫婦，住在巴黎的一家旅館裡，他們的女兒突然走失了。於是他們在《法蘭西晚報》上登了這個尋人啟事。這份尋人啟事深深地觸動了莫迪亞諾，令他想起了自己年輕時多次離家出走和逃學的經歷。是什麼讓這個小女孩在一年的最后一天突然消失？作為父母，在一年的最后一天，不知自己的孩子身在何處，有怎樣的遭遇，又是什麼樣的心情？他開始了長達數年的追尋，仿佛這個自己從來都不認識的小姑娘與自己的命運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為此，他走遍了可能有這個小女孩的資料的所有地方，警察局，學校，檔案館，等等，仿佛中間長達半個世紀的時光根本就沒有存在。在得到最終的謎底之前，他創作了《蜜月》。小說中，一名非常年輕的姑娘在巴黎街頭遇上了一個男子，愛上了他，跟他一起到了尼斯。在她身上，就揣著一張尋人啟事，內容跟布魯德爾夫婦尋找女兒多拉的那一份尋人啟事幾乎一模一樣。為了生存，他們想賣掉一顆稱為“南方之星”的鑽石，遇到了一些背景十分復雜的人……這裡面有許多作家自己的自傳因素。在《家譜》中，作者提到，他父親曾經擁有一顆名叫“南方之星”的鑽石，在二戰后有一段時間窮困潦倒，曾經試圖找一個買家，將鑽石脫手。而與姑娘生活在一起的男子，又有許多莫迪亞諾本人的影子……多年以后，莫迪亞諾終於通過一名歷史學家對猶太人的記錄，找到了多拉及其父母的蹤跡：原來，多拉在第二年的五月就回到了父母身邊，隨后，全家都被送到了在巴黎的猶太人關押地。同年十一月，一輛列車將他們與其他猶太人一道，送往了不歸地，多拉與她的父母永遠消失在黑夜之中……

　　對於最終得到了“真相”的莫迪亞諾來說，唯一的謎，就是多拉在1941年12月31日到次年5月之間走失的那一段時間，而他全憑想象創作的《蜜月》，就成為他可以告慰自己的多拉的“真實”故事，成為多拉的生活中唯一美好的一段時光。以這樣一種方式，莫迪亞諾即便沒能拯救一個猶太姑娘的生命，卻使得她免於完全消失，並讓她在其生命最難以捕捉的一段時光裡，獲得了幸福。

　　在我看來，這個故事的前前后后和來龍去脈，最好地說明了莫迪亞諾文學創作的特點，以及這種創作的意義：在西方現代文明的大背景下，在上帝將人徹底拋棄的明証——大屠殺——的背景下，一個作家究竟還能夠做什麼？他隻能在廢墟之中，尋找一朵想象的鮮花（《廢墟之花》,1991）。

　　因此，諾貝爾獎的評委們公允地概括了他的成就：“他以其記憶的藝術，展現了最難以捕捉的人類命運，重現了德軍佔領法國時期的生活世界”。從這個頒獎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裡面既沒有對記憶或者對人類命運的“召喚”，更沒有對佔領的“揭露”，而是緊緊抓住了莫迪亞諾的文學特色及其表現的內容。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這個頒獎詞更多著重於他小說的一個方面，尤其是早期的小說。

　　群星璀璨的法國文壇

　　最近在法國進行巡回演講的莫言，接受了巴黎一家名叫“航向法國”的中文媒體的視頻採訪。在問到法國有什麼讓您最欣賞時，莫言回答道：“作為一個寫作者，作為一個作家，我想對我具有最大吸引力的，當然是法國像群星一樣璀璨的作家們、詩人們。”

　　確實，法國在這方面與其他所有國家都有所不同。且不說輝煌的19世紀，在20世紀上半葉，法國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大量精英的傷亡，其龐大的優秀作家群將無與倫比。即便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法國在文學和藝術上，依然是西方之都。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經濟復興，很快為歐洲人帶來新的希望。盡管西方文化之都移到了紐約，法國還是開始出現各種文學、思想和藝術潮流。作為存在主義以“人”為本的思潮的對立面，在思想界出現了結構主義，在文學界出現了新小說。這兩個潮流都是以“物”為本。此時，更年輕的一代出現了，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勒克萊齊奧、莫迪亞諾和佩雷克。他們的成名階段，正好與法國的五月風暴相吻合：法國的年輕人開始出現新的訴求，新的世界觀。這一代的一大特點是人文學科和文學開始明顯分離。哲學家做哲學家的事，精神分析、人類學、符號學等學科佔據了中間地帶，文學的領地留給了那些能夠為精神帶來安慰，打開新的想象空間，在文字上帶來全新表達的人。法語中有三個M開頭的詞，成為文學的基本要素：自我（moi），世界（monde），詞語（mot）。這三位法蘭西的文學新星每人以不同的方式，滿足了人們對文學家的期待，而且各有自己的強項，三人的足跡也有交匯之處。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精神與文學導師，叫雷蒙·格諾。另外，我們可以注意到，在這一文學繁榮的時代，一家出版社起到了核心的作用，那就是伽利瑪出版社。這是一家專業無比的權威出版社，有完整的人才發掘機制，他們的“閱讀委員會”專門閱讀所有投來的稿件，委員會的成員往往獨具慧眼，可以發現眾多的佳作，為年輕人實現自己的文學夢想提供了保証。勒克萊齊奧就是靠通過郵局寄到伽利瑪出版社的手稿而被閱讀委員會的人發現的，而且一舉成名。他本人后來一直在這個閱讀委員會裡擔任委員，直到獲得諾獎才停止，而那時他已經70歲了。雷蒙·格諾就是伽利瑪出版社“閱讀委員會”的重要成員，他本人也是重要作家，當時在法國文壇與薩特齊名，還同時成立了一個先鋒的文學小組，叫“烏利波”，直譯為“潛在的文學工場”，認為可以通過對語言層面的不斷挖掘，讓文學創作發揮出無限的潛能。佩雷克是“烏利波”的重要成員，他的《生活，實用手冊》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對莫迪亞諾頗有影響。而莫迪亞諾則直接受到了格諾的提攜。因為格諾是莫迪亞諾母親的朋友。他聽說莫迪亞諾有文學方面的才能，而且偷偷寫了一部小說，就直接把莫迪亞諾推薦給了伽利瑪出版社。

　　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創作手段，作家們肯定不是一個人在戰斗。法國近百年來，好作家層出不窮，與其完整的出版機制與社會接受機制密切相關。在接受機制中，大量穩定、權威的文學獎項，也為作家的地位提供了良好的保証。可以說，到了羅蘭·巴特的時代（以70年代為主），作家被抬到了神聖的高度，就像梵高、畢加索那樣的藝術家佔據神壇一樣。雖然之后，作家的地位有所降低，但依然充滿了良好的文學氛圍。這也是為什麼法國文壇能夠持續保持每十年涌現一代新作家的原因。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國內盛行一種說法，叫“新寓言派”，將近年獲獎的勒克萊齊奧與莫迪亞諾列為同一文學流派。這一說法，主要來自柳鳴九先生的一部法國文學史。傅雷翻譯獎評委之一、同屬社科院的余中先也用過這一說法。這一說法主要用來指米歇爾·圖尼埃、勒克萊齊奧、莫迪亞諾三人，其中圖尼埃年齡最大，嚴格地講，不能與莫迪亞諾和勒克萊齊奧一起說。批評家一般都喜歡給作家貼標簽。或者說，出於梳理的需要，給一些相近的流派一個共同的名字，以看出其共性。其實，柳鳴九的說法並非自創，而是源於一部法國人自己寫的現代文學史。其作者叫雅克·布雷奈。這位布雷奈當時在梳理法國1945年到1978年的新文學時，將這三個人放在了一起，並用了一個標題“新寓言”來統領整個章節。法文叫la nouvelle fable。這裡的fable，就是我們知道的拉封丹寓言、伊索寓言之類的作品中用的那個詞。這樣一個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相對於新小說而言，他們三個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在他們講述的故事之后，都有著令人回味之處。簡言之，新小說隻描述表象，認為表象之后沒有東西了。（所以當時我國批評界有人說余華受到新小說影響，余華本人堅決不同意）。而他們三人的作品，總讓人覺得有其他深意。更重要的是，他們幾乎都有一種神秘性。圖尼埃直接借用《聖經》，勒克萊齊奧借助於西方文化體系之外的神話和習俗，莫迪亞諾則借助於一種日常神話。

　　然而，布雷奈的這一說法並沒有得到大眾的認可，主要是法國媒體沒有大量運用。這三位作家本人對這一“標簽”也不很認同，至少莫迪亞諾和勒克萊齊奧並不接受。同時，這種同一標簽下的所謂的趨同性，反而掩蓋了他們的差異。勒克萊齊奧是一個面向世界其他文明的作家，莫迪亞諾是面向歐洲自身最深處的作家。這是他們最大的區別。他們都能獲諾貝爾獎，當然是他們這一代的幸運，但有人說這是同一文學流派獲獎，則並不符合事實。◎董強

　　董強，北京大學法語系主任，全國傅雷翻譯出版獎評委會主席，法國政府騎士勛章獲得者。2013年，他榮獲法語世界的最高榮譽：由法蘭西學院頒發的“法語國家聯盟金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