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台灣曾遭打擊 其文章被指為“毒素思想”

　　已故國學大家季羨林，曾於改革開放后來到台灣，特意前去拜謁安葬在南港墓園的恩師胡適，並動情地寫下《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歷數恩師生前對他的欣賞、愛護、獎掖之恩。同時又寫道，胡適晚年在台灣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算是得到應有的禮遇，過了幾年舒適稱心的日子”。 作為一代大學者，胡適晚年在台灣，果真“舒適稱心”嗎？如果季羨林先生了解到真實的情況，可以肯定地說，他不但不會這樣寫，而且還會蹙眉疾首、扼腕嘆息了。

　　新中國成立后，胡適去國赴美流亡。由他擔任發行人的台灣《自由中國》雜志，在堅持反共同時，也對當局有所批評，結果不斷受到壓制和打擊，這讓遠在美國的胡適頗為苦痛。而當他返台講學，由於一些言辭不符合台灣當局心意，結果被當局通過報紙嚴加駁斥，並專人送遞胡適手中。胡適頗為氣憤，他拿著報紙激動地說：“是誰叫寫這些東西的，我看到這些文字垃圾，感到十分傷心。”一方面邀請回台講學，一方面搞小動作，這怎能不讓胡適傷心激憤。

　　更大的打擊還在后頭。1956年10月，為給年屆七十的台灣執政者蔣介石祝壽，胡適為《自由中國》撰寫文章，通過述說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事例，勸告蔣介石做一名“無智、無能、無為”的領袖，意思無非是多發揮部下智慧，自己省心省力，以達事半功倍之效。結果“荃不察余之衷情”，被蔣介石認為是“三不”“三無”謬論，即“不反共，不革命，不負責”和“無領袖，無國家，無政府”，直言“按照胡適說法，干脆投降共產黨算了”。隨即島內御用報紙雜志連篇累牘展開批判圍剿，指稱“長居國外的所謂知名學者”，“偽裝民主自由”，企圖“思想走私”，“分化國人團結”，“意圖削減領袖對於反共抗俄的領導力量，企圖制造顛覆政府的條件，摧毀反共抗俄的根基”。台灣軍方還發出“極機密特字第99號”《特種指示》，指責胡適文章是“毒素思想”，其后更是印發《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小冊子，直指胡適“名為自由主義，實際卻是共匪的幫凶”。一時攻擊文章鋪天蓋地，圍剿輿論為之洶涌，執著反共的胡適，竟然被台灣當局當成是和共產黨一樣的洪水猛獸，這讓胡適在氣憤之余，頓生“我本將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之慨。

　　為此，尚在美國的胡適給友人寫信道：“這大半年來所謂圍剿《自由中國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圍剿的一個人就是我。”憤懣之情，溢於言詞。

　　1958年4月，胡適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台灣當局表面十分禮遇，場面很是熱鬧。但就在第二天，有人送來一本名為《胡適與國運》的小冊子，其中收錄四篇文章，借“學術研究”之名，對胡適進行謾罵和人身攻擊，說什麼“理想的胡說的領袖＝無智＋無能＋無為＋外國大學生＝胡適”。有的攻擊胡適當年倡導打倒孔家店，是“攻破民族精神堡壘”，說胡適當年反孔反文言文，把大陸的人心搞亂，為共產黨鋪路，因而使得國民黨丟失了大陸。甚至建議把胡適“空投”到大陸，去“禍害”大陸人民。更詭異的是，台灣當局一邊明令查禁小冊子，一邊又縱容小冊子大量公開出售，每冊定價五元，赤裸裸地對剛返台的胡適一個“下馬威”！

　　其后，胡適又卷入蔣介石連任問題的漩渦中，他從實行民主、遵守“憲法”出發，通過各種渠道，甚至當面勸說蔣介石“不要修憲，不要三連任”。但都被置之不理，並被當局派人勸告不要反對。最后，胡適妥協，不僅出席大會，還擔任大會主席團主席，見証蔣介石成功三連任。其內心尷尬，可想而知。

　　最為嚴重的沖突，發生在1960年9月。胡適好友、《自由中國》雜志負責人雷震被捕，並以“煽動叛亂罪”判處10年徒刑。其間，胡適通過報紙公開聲援雷震，無用﹔通過他人求情，無效﹔當面向蔣介石陳述，不理﹔又聯合其他45位知名人士上書要求特赦，無果。對此，胡適連呼“大失望，大失望”，連日在家中以打紙牌解悶度日。友人來訪，談及雷震案，胡適臉色苦痛，垂頭不語，以致大病56天。

　　不僅如此，警方還派人在胡適門口蹲守，對來訪客人進行盤查，這讓胡適十分難堪，又很無奈。最后，胡適向警方承諾，對來訪客人自行登記，供警方檢查。這樣的事，胡適一直干到去世為止。

　　最后一次圍剿發生在1961年11月，胡適在一次《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演講中，老調重彈，頌揚西方現代文明，攻擊東方古老文明，以致苛酷指責中華民族固有文化。此舉引起軒然大波，知名學者徐復觀教授發表文章《東方人的恥辱，中國人的恥辱》，直斥胡適“是一個作自瀆行為的最下賤的中國人”。其他報章雜志也加入進來，否定和攻擊胡適，說他誣蔑中國文化，“是文化買辦在洋大人面前討好的表現”。一時攻擊批判圍剿文章滿天飛，更有人在台灣“立法院”提出質詢。

　　對此，胡適十分傷心氣憤，他指著圍剿文章對友人說：“你看，這說的什麼，這樣的輕佻浮薄！再看這兒，簡直瞎鬧，這還算是捧我的一篇！”友人回憶道，胡適一面說，一面用筆把對他批評的文字畫出來，很不高興。他再翻開另一長篇，更是不斷地說，不斷地畫，臉色蒼白，心情更為激憤，末了，他指著文章說：“真是下流！”他對友人憤憤地說：“他們要圍剿我胡適，你說，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懂，我胡適住在台北，與他們有什麼壞處！”胡適也因而心臟病驟發，最后一次住進醫院。而且誰也沒想到，這次文化圍剿，直接導致了他生命的終結。

　　3個月后，1962年2月24日，胡適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有人提及這次圍剿事件，使得歡快的酒會籠罩上了無形的陰霾。胡適強壓憤懣強裝樂觀地說：“我去年說了二十五分鐘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說這番話的時候，胡適顯得十分激動。他已經感到不適，但還勉強支撐。酒會結束，他強撐精神和來賓、記者寒暄送行，終於臉色驟變，身子一晃，傾身倒在地上，最終因心臟病驟發不治去世。所以有人說，胡適是被氣死的。

　　胡適在台期間，台灣當局表面對他十分尊重禮遇，酬酢，宴請，獻花，祝壽，垂詢，做大會主席，到處發表演講，會見外國友人乃至元首等，表面十分風光。而他死后哀榮備至，當局為他修建豪華墓園，政府要員、各界名流及平民等前往致祭，75個單位參加公祭，10萬民眾前往祭吊和路祭送殯，靈車過處，家家燃香，戶戶祭拜。這是魯迅先生去世后，沒有一個中國文人享受到的殊榮。但可玩味的是，台灣最高執政者蔣介石卻在日記中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胡適晚年在台灣的境遇，由此可見一斑。

　　因此，《自由中國》作者、和胡適相識的胡虛一先生一針見血地寫道：這幾年來，別以為有那麼多人圍在他的身旁攪什麼獻花祝壽的熱鬧事，也別以為有那麼多的男記者女記者把他當作“花邊新聞”的採訪對象，而我確體會到胡先生的心之深處，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憂憤的！誠哉斯言。而以放言無忌著稱的李敖，更是直陳胡適晚年在台灣就是“鬼混”和“點綴”。

　　還需要補充的是，胡適晚年經濟並非十分寬裕，他由美返台，經濟壓力是一個因素。他曾多次不無淒涼地勸告友人“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胡適的兒媳孫子赴美，他告訴說：“我沒有錢，隻能給你們200美元。”在台灣數次住院，為了節省費用，他不聽醫生勸告，幾乎每次都提前出院。一方面飽受批判圍剿，一方面內心孤寂憂憤，一代學人的晚年境遇，隻能使人唏噓不已。　　□張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