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曾談九一八不抵抗命令：責任不在國民黨中央

　　記者劉功虎

　　《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 近日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對於親歷的往事，張學良本人喜歡說道，愛與人聊天，上世紀90年代初獲得自由前后，短短10多年間，他與不下10個採訪者談過自己的“天寶往事”。這些年裡，世面上的張學良口述出版物達四五種，間接著作不計其數。

　　盡管如此，“張學良口述歷史”還在繼續推出。這一次——也許是“最后一次”——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了一套7冊、總字數達100多萬字的大書，名為《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

　　這套書有什麼不同之處？看點和特色何在？本報記者專訪該書總主編、著名歷史學家楊天石，據他介紹，相較於之前各種口述版本，這套訪談錄“可說是張學良最后親口說出的權威口述資料”。

　　訪談

　　糾正不少歷史訛傳

　　讀+：此書有什麼特別的價值？

　　楊天石：主要是幫助人們了解張學良的內心世界。訪談中，張學良曾向張氏姐妹說明：“我是主張中國統一的，所以中國內亂打仗，我是勸我父親，我甚至掉眼淚。”1927年春，張學良到河南指揮部隊，抵抗北伐軍，在火車站見到幾個老人撿軍隊掉在地上的饅頭吃，談話得知因內戰而抓兵，使老人沒有生路的慘狀。同年5月，張學良回京，就對張作霖講述河南所見，勸張退出關外，他說：“中國打內戰，打了幾天又好了，好了幾天又打，什麼意思？也不過是你要搶這個地盤，我要搶這地盤，各人爭勢力。中國大家要好好的，和和平平的，各人守各人的疆土。”又說：“老百姓受苦是我們搞出來的。我們打，老百姓跟著在這兒受多大的苦，我看見老百姓受苦我難過死了。我們爭的是什麼？你也統一不了。”

　　讀+：能介紹一下主要看點嗎？

　　楊天石：對於研究者來說，張學良的敘述可以填補歷史空白，訂正訛誤的地方很多。

　　例如，名記者邵飄萍1926年在北京被奉軍設計誘捕，4月26日被殺。訪談中，張學良坦陳，“是我給槍斃的”。以前人們以為這事隻跟張作霖有關。

　　再如，李大釗於1927年在北京蘇聯駐華大使館被捕，4月28日被害。多年來，流傳這是南方的蔣介石與北方的張作霖暗通聲氣的結果。對此，張學良斷然否認：“根本蔣介石和我們沒聯系”。

　　張學良把一些歷史的空白點補上了，斷點接上了，許多模糊之處澄清了。在心理方面，張學良自揭自短，曝光了自己丑陋的一面，包括他父親的、家族內部的。評價方面，他對歷史、政治、軍事、宗教、人生都有評述，且有不凡之論，甚或是驚人之語。

　　張學良誤判“九一八”事變

　　讀+：1928年到1931年間，身處東北，面對日本人、俄國人、美國人環視的復雜局面，張學良的底線是什麼？

　　楊天石：在訪談中，張學良多次說“我是愛國狂”，“我實在愛我的國家。”“我是中國人，中國需要我的時候，要我的命，我就去送命﹔要我去當兵，我就打仗。打仗為什麼？保衛這個國家，愛這個國。”他主要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吧。

　　關於張學良的愛國思想，突出表現在他關於1928年“東北易幟”的敘述上。當時，張作霖新故，張學良面臨倒向南京國民政府還是倒向日本的選擇，日本派特使林權助到沈陽面見張學良，陳述種種理由，力勸張和日本合作。張回答說：“你什麼都替我想，就沒想我是中國人。”他告訴張氏姐妹：“事齊乎？事楚乎？我當然得歸順中央。我是中國人，絕不能歸順日本。”又說：“我可以說一貫主張中國統一，所謂易幟，我的主要決定是中國統一，沒旁的意思。”

　　讀+：“九一八”不抵抗的命令，到底是他還是蔣介石做出的？

　　楊天石：關於“九一八”事變，張學良明確肯定：“大概是9月，我是在醫院下的命令。”多年來人們眾口一詞說是蔣介石不抵抗，張學良不想冤枉他，一再表示，“不抵抗”的責任不在國民黨中央。

　　讀+：張學良當時怎樣想的呢，為什麼不抵抗？

　　楊天石：綜合張學良對張氏姐妹所述，其原因在於：一是他的判斷錯誤。“日本是來挑舋，找點麻煩，可以多要點好處”，“沒有想到大規模的（侵略）”。二是他對日軍的戰斗力估計過高。“我們那時候沒法子跟他打”，“我們打敗了，交涉你得賠償了”，“人家一個可以當你十個”，“好像拿雞蛋碰石頭，絕對打不過的”。

　　這些敘述，袒露了“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的內心想法。當然后來的歷史研究表明，日本當時挑舋的兵力其實是一小撮，不是日本高層通盤考慮的結果，東北軍如果真敢對抗，也許不會釀成后來的局面。

　　西安事變秘密在於四個字

　　讀+：在這部口述史中，張學良指出，西安事變的秘密在於四個字，他堅持先“攘外”后“安內”，蔣介石堅持先“安內”后“攘外”。四個字的順序有那麼重要嗎？

　　楊天石：當然重要。極為重要。張學良說：“（蔣的）主意也不是反對抗日，他就是說，頭一個你非把共產黨消滅。”但是在張學良看來，共產黨是“剿不完”的，其原因在於“他得民心，我們不得民心”。

　　關於西安事變，張學良說：“我恨透了內戰。”“共產黨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產黨。”他總結和蔣介石的分歧，稱蔣是“安內攘外”，自己是“攘外安內”，結論是“隻能想法子跟共產黨合作”。在“剿共”中，張學良的兩個師被消滅了，但“蔣先生對我連安慰的話都沒說過”。蔣介石的這些做法，讓張學良感到“讓我們去剿共，等於把我們去消滅”。

　　四個字，兩個詞，誰先誰后，在張學良那裡攸關身家性命，因為他們等不起，擔心“回不了家”。

　　讀+：張學良的擔心是否有道理？

　　楊天石：有。如果蔣介石堅持先安內后攘外，東北軍可能就慢慢不見了。這在當時已經在變成現實。張學良倍感焦慮。他作為東北軍的統帥，無日不要考慮東北軍的前途。隻有“回家”他才能恢復根基，保存甚至壯大實力。在華北、西北飄蕩的日子畢竟不好過。蔣介石當局可能長期不抗日，東北可能長期無法收復，東北軍回不到自己的故土，自己“無根之萍”的角色越來越成為定局。

　　讀+：因此他也跟很多地方實力派一樣，加緊了與共產黨的聯系，最終造成逼蔣反日的西安事變？

　　楊天石：不但地方，蔣介石中央也有派人去與剛落腳陝北的紅軍聯絡溝通，而且這個情報被張學良掌握了。他當然心裡很有想法。1931年他不抵抗，1936年他的反日抗日心態是越來越強烈，因為情境變了嘛。而當時要改變蔣介石的既定政策，在他看來隻有兵諫一途，加上中共的建議、楊虎城的建議，他希望取得蘇聯支持，以抗日為號召，在西北建立聯合政府。這就是他發動西安事變的基本思路。

　　張學良曾經要求加入中共

　　讀+：西安事變留下很多謎團，張學良在這書中吐露了多少心裡話？

　　楊天石：張學良在事變前和中共有很多秘密聯系，那種聯系之頻繁密切，超越我們后人的想象。他曾經打算與楊虎城及中共三方聯合，組成西北國防政府，中共並曾批准張學良入黨，只是為共產國際所阻。這些情況，中共為張學良安全考慮，長期保密，張學良本人也絕口不談。

　　張學良獲得自由后，接受訪問時所談范圍逐漸擴大，但仍然顧忌較多，仍有許多問題守口如瓶。這就說明，張學良不是有什麼就說什麼。

　　讀+：張學良曾經提出要加入中共？

　　楊天石：這個是有多個確鑿証據支持的歷史事實。1986年蘇聯出版的《共產國際與中國》的文件匯編裡，披露了一份共產國際1936年8月15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其中就提到了這件事，電報明確指出共產國際不能同意中共中央根據張學良要求准備發展其入黨的提議。

　　張學良要求入黨的最初文獻，見之於中共派駐張學良部隊工作的劉鼎1936年6月30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這份電報中有“日要求我入我黨耳，求專人訓練”的字眼，其中的“日”是張學良這一時期與中共中央通電時所用的代號。

　　當然，張學良要求入黨，未必真的帶有多少意識形態上的理由和理想，他更多恐怕是出於對中共的信服，特別是服從於他爭取蘇聯同情與支持的現實目的。關於這些細節，歷史學家有過詳細考証，可惜的是張氏姐妹沒有就此當面求証張學良。可以預料的是，即使問了張學良也不會回答。

　　讀+：共產國際為什麼不讓他入黨？

　　楊天石：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曾經武裝搜查北京蘇聯大使館，這使得蘇聯方面對其留有極惡劣的印象。

　　張學良繼承張作霖的地位后，很快又在南京政府的慫恿下，舊事重演，派兵搜查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繼而希望以武力收復根據1924年中蘇條約仍舊主要由中蘇兩國共同管理的中東鐵路，引發了著名的中東鐵路事件，此舉自然更增添了蘇聯對於他的惡感和不信任感。

　　這種不信任很難消除。在西安事變發動前，張學良曾經歐游，提出要訪問莫斯科，就遭到了蘇聯的拒絕。這也是后來張學良為什麼提出要加入中共，因為他沒有別的渠道化解與蘇聯的舊怨。

　　記者劉功虎

　　此前未公開，此后不再有

　　1991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委托張之丙、張之宇姐妹對張學良進行採訪。自當年12月至1993年8月，張氏姐妹共採訪張學良60次，錄帶145盤，時長7000分鐘。2001年張學良去世后，所有檔案、文獻資料存藏於哥倫比亞大學。2002年6月，藏品開放，楊天石是這批資料最早的讀者之一。

　　楊天石介紹，最初的出版計劃很大，凡是張學良的日記、書信、回憶錄、文稿、讀書筆記、名人語錄、老照片等，都在整理出版之列，當時曾考慮將這一套書命名為《張學良留存資料全書》，或《張學良全書》，但是后來決定，還是先整理出版口述歷史。

　　楊天石邀請張學良研究專家張友坤教授進入編委會，后者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曾任呂正操秘書，和國內研究張學良和東北軍、西北軍的學者廣有聯系。此外，楊天石又邀請學者楊奎鬆、楊虎城之孫楊翰參加編委會。

　　哥倫比亞大學曾請部分研究生將張氏姐妹的採訪錄音轉化成書面資料，約有1百多本，但是文本極為粗糙，聽錯、記錄錯誤的地方很多。因此，楊天石他們決定拋開哥大的整理資料，重新聽錄，將聲音轉化為文字，在此基礎上再行加工、整理。他們的原則是：盡可能保持採訪原貌，盡可能保留一切有價值的資料，盡可能保持張學良的語言風格。初稿出來后，經張學良的公子張閭琳兩次審讀，有所刪節。直到2014年出版，前后共達6年之久。

　　歷史細節之生動

　　超越文學想象

　　訪楊天石記 記者劉功虎

　　楊天石

　　楊天石今年78歲，江蘇東台人，退休前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因研究蔣介石而名滿天下。與這種泰斗級歷史學家，談論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具爭議的歷史人物及話題，記者受教之余，不時有一種“歷史感”上身。

　　記者剛開始聯系上他時，擔心他的體力問題，提出在電話裡聊，聊完了再整理出文字請他過目，他說：“你把訪問提綱給我，我書面回答你。如果電話採訪，你還得整理錄音，很辛苦很麻煩的，我知道的。終究還得我訂正一下，又要費一遍工夫。還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寫了給你。”

　　他是怎麼“知道”聽錄音很痛苦？也許是張學良與張氏姐妹7000分鐘的磁帶讓參與編撰出書的工作人員吃透了苦頭？

　　在記者緊追慢趕下，楊老師伏案三天，趕交了回答。郵件回復過來，記者又補充了一些問題，電話交談多次。按照他提議的辦法，記者的工作量確實省了不少。有意思的是，他在答復採訪提綱時，並沒有完全按照記者的設問一五一十進行，不少地方純粹照自己的思路自問自答。最后他說：“你看看，你需要的內容是不是都在其中了？”記者仔細揣摩，還真是差不離。

　　此前公開出版的“張學良口述歷史”，較為知名的有2001年刊發於《南方周末》的《海峽兩岸大披露——張學良口述歷史》，是張友坤先生整理1986年張學良與其晚輩的談話錄音所得，另一本是美籍華人唐德剛教授撰著的《張學良口述歷史》，唐德剛對張學良的訪談有11盤錄音帶，訪談沒有全部結束即告中斷，全書僅10萬字。

　　楊天石說，口述歷史的好處是可以為專業歷史著作提供豐富、生動的細節，但是歷史細節不能虛構，必須依賴當事者的敘述和回憶。張學良和張氏姐妹談話時，在敘述大的歷史事件時有時會連帶講出細節。

　　例如，1928年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人已亡，而張家為了隱瞞消息，欺騙日本人，不僅不穿孝，而且故意穿“闊衣服”，張學良的妹妹還故意“出去看戲”，這就很好表現了謀士楊宇霆的機智，極富戲劇性。

　　1945年11月，國民黨召開四屆六中全會，抗日志士孫鳳鳴開槍行刺汪精衛，一時眾人驚亂。警察抓凶手時，發現一個人坐在廁所地上，問他在干什麼，答曰“解手”，再問“解手你怎麼坐在地上？”，原來是嚇得坐在地上了。這樣的細節有助於突現現場的慌亂、緊張氣氛，是任何天才的文學家無法想到的。

　　歷史學家寫特定歷史人物，主要通過人物的言與行，必須告訴讀者，他為什麼這樣說這樣做。然而，人的動機往往深藏於內心深處，“怎麼辦？靠揣摩肯定不行。”張學良本人就曾質疑坊間有關著作：“他又不是我，他怎麼還能寫我心裡怎麼想？”楊天石認為，要解決這個難題，日記和口述資料都是難得的依據。

　　“讀這書你會發現，張學良很多話是重復的，對以前的訪問者也說過。這就對了。他要是見一個人換一個說法，那可就壞了。”楊天石笑道。

　　書摘>>>

　　毛澤東我們佩服得很

　　訪者：我們覺得毛澤東的詞不錯。

　　張學良：不錯。那什麼射大雕，很有氣勢。（指毛澤東1936年2月上旬所作《沁園春·雪》，詞曰：“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澤東也算是人物之一了，他能創造一番事業，毛澤東我們佩服得很。我的判斷，他天生能領導。

　　訪者：他的心胸從詩詞上看也是很大啊？

　　張學良：當然了。我就跟我的部下說，咱們都是帶兵的，萬裡長征我們問問自己，我們做不到。他能這麼樣統御，他有這個力量。

　　西安事變后蔣張關系

　　訪者：他會不會像其他軍官……是誰說的，一次打汪精衛的時候，汪鑽到廁所。

　　張學良：不，不，（蔣）還是軍人氣概。他甚至說，你把我槍斃就算了。滿不在乎。

　　訪者：感覺他一點兒也不親切。

　　張學良：蔣先生對我，兩件事兩句話，實際是一句話。一個我送他從西安出來的時候，在洛陽一下飛機，他頭一句話就說，“你們好好照顧張副司令”。那意思怕那些人對我不利。第二個，那天晚上，他睡在裡屋，讓我睡在外頭。送他回南京，一下飛機，他頭一句話還是“你們好好照顧副司令”。我不是說過嘛，他死了我作了副對聯，“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

　　（摘自《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