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聖陶寫日記習慣從未間斷 住院時由秘書代寫

　　葉聖陶有寫日記的習慣，聽至善說，從少年時期開始寫，幾乎沒有間斷過。晚年最后的歲月，他經常住醫院，每天的日記常由他的大孫媳兼秘書兀真代寫，再念給他聽，有需要改正或補充的，兀真會照葉老的意思辦。

　　葉老的日記保存得較齊全。聽至善說，抗戰時期流離不定，丟失了少量時期的日記。他笑著說，父親自小就喜愛李叔同的書法，他少年時期的日記有些段落是學李叔同字體寫的。他一直說要找幾頁給我看，遺憾未能如願。

　　但也有如願的時候。葉老和至善曾說有時間讓我看看他們家收藏的相片冊，好多本，葉老還在照片邊寫了題記，字少的寫在相片邊或翻面，寫的多的則用張小紙條寫好貼在照片旁。葉老說，相片多，整理起來很花時間和精力，特別是一些老照片，年代久遠發黃了，相片中的人都要仔細辨認。葉老說，“文革”期間，他賦閑在家，沒有被打倒，不需要上班管事了，才有時間和家裡人在一起，除上公園逛街，不少時間用來整理相片冊，孫子們自己也有相冊，有時葉老也在他們的相冊上寫點題記。1984年1月5日，我大飽了眼福，看了葉老家的十幾冊相片冊，大約看了近一個上午。葉老在當天的日記中寫著：“一月五日 星期四 吳泰昌來，欲看余之相片冊。兀真一一取出俾觀之。余貼相片於簿並附小記，始於1969年至美住醫院割腫瘤之時，至今已有十六冊，頗值得一看矣。小記用墨筆書寫，尚工整。近年不能用毛筆，改用鋼筆，字亦潦草不足觀矣。”真“值得一看”，是一部生動形象的現代文化史側影。

　　至於日記，葉老說：會給你看部分，但要等我整理出來。原因很簡單，我原先寫日記，不是為了公開出版的，所以記事，自己能想起來的就簡約，談的內容一般是不記的，有些覺得很熟的人和事不記或少記，人的名稱、身份等因為自己一看就知道也就少寫了。

　　葉老在《日記三抄》中說：“日記本來是隻備自己查考的(其實也未必查考)，所以記個大略就夠了，來龍去脈自己心裡有數，用不著多寫﹔提到熟人，更用不著注明性別、籍貫、年齡、身份和相互關系等等……我主張公開發表的文字必須用普通話寫，寫日記不避文言，因為日記本來不打算給別人看，用文言卻可以少寫幾個字。現在把這樣半文不白的文字發表在刊物上，我總覺得有點兒不負責任。無奈《大地》已經刊登了預告，不容我再猶豫了。把文字通體改一遍，當然辦不到﹔把提到的人和事都加上注，也辦不到：隻好敬請讀者原諒了。”

　　葉老本不想發表《內蒙日記》。1981年《收獲》雜志負責人吳強請我代向葉聖老為《收獲》求稿，他說，新作或未曾發表過的舊作都好，懇請葉老支持一下《收獲》。編輯李小林也寫信約請葉老。我將吳強的這個意思轉告了葉老，也同至善、至誠說了。至善說：新寫的合適《收獲》的，一時還沒有，過去的東西，二十年前到內蒙去了五十多天，父親有日記，平日他不主張發表，是否動員他一下。我和至誠一起動員父親刊布有關內蒙的日記，他原先的主意才有點鬆動。葉老在當年寫的日記中記載：“吳泰昌、至誠又慫恿余刊布六一年訪內蒙之日記。下午至誠翻出日記本，開始抄之。“六月二日，星期二 今日專看至誠所抄余之內蒙游記，共看卅九紙，看時稍修改其字句。”“六月十一日，星期四 今日看完至誠所抄之日記。擬名曰《內蒙日記》，交與上海之《收獲》刊載。此事創意者為吳泰昌，而至善至誠皆贊同之。”葉聖陶《內蒙日記》於1981年第6期《收獲》發表。葉老在發表《內蒙日記》時，在卷首寫了一段話，他說，“這次訪問旅行同去的有二十多人，老舍、梁思成、吳組緗、曹禺、端木蕻良都是老朋友，還有畫家、攝影家、作曲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葉老說，重讀這五十多天的日記，重溫二十年前的這次訪問旅行，事事處處都值得懷念。“首先值得懷念的當然是人”，內蒙的文化局長布赫，他一直陪伴我們，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同去的人朝夕共處將近兩個月。“尤其是老舍，我跟他在一塊兒起居，聽他那幽默風趣的談吐，咀嚼他那獨到的引人深思的見解，真可以說是一種無比的享受。旅行結束的時候還相約有朝一日再結伴同游，可惜那樣歡快的日子永遠不會再有了。”葉老說，這次是他和好友老舍在一起談得最多最難忘的一次，可以說，是一生中他倆最后一次暢談了。

　　葉老說：值得懷念的還有內蒙這個地方，森林、草原、河流、湖泊，境界異常開闊﹔林業、牧業、農業、工業、礦業，又色色俱全。我們到過內蒙東部和西部的好些地方，就我個人而言，較之其他省區為多。在日記裡看到每一個地名，我總要想，不知道那個地方現在怎麼樣了。身體漸衰，視聽不便，再去訪問大概是不可能了，隻希望每天早晨聽廣播裡的新聞，常能聽到從內蒙傳來的叫人興奮快慰的好消息。葉老與作家同行更愉快相處，如“天如圓幕四垂，其色淡藍，綴以白雲。一江平鋪，兩岸直長，為天與江之界線。眺望寬廣，至感空闊。老舍時作趣語，令人解頤。此樂殊可珍也。”也不時交流一下對作品的看法。他對曹禺的幾部新寫的劇本，有些不同的看法，當面直言相告。如，7月29日的日記載：“讀曹禺新作《膽劍篇》，匆匆完畢，晚食時與曹禺談余之所見。此劇寫越王臥薪嘗膽故事，分五幕，余覺諸幕不集中，似未能凝集而表現一個總的精神。此劇對話頗有譯古語為今語之處，一個角色說話，雜出此類語句與純粹之現代語，似不調和。余謂曹禺前作《雷雨》《日出》，皆以對話見長，有若干段令人百讀不厭，而此作中無之。余又舉出有關古代文物之數點，謂可商之於博物院，期其無背於歷史。尚有語言方面之小疵，緩日再與商談雲。”葉老7月31日又同曹禺繼續談，“眺望之余，為曹禺說其劇作中語言方面之疏漏。彼一一記之。組緗、老舍聽余所說，時表同意。”

　　《內蒙日記》在《收獲》上發表后，據至善說，反應良好，收到不少信，讀者希望能看到有更多葉老的日記發表，說葉老的日記文學性、資料性熔於一爐，好讀。

　　1980年至1981年，葉老整理發表了三部分日記，一是《東歸江行日記》(1945年12月25日—1946年2月9日)，“記的是從重慶到上海的長江航行”﹔二是《北上日記》(1949年1月7日—3月25日)，“記的是繞道香港到達山東解放區之行”﹔三是《內蒙日記》(1961年7月29日—9月2日，9月5日—9月23日)，“記的是在內蒙訪問旅行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想”。

　　這三種日記都不長，廣東花城出版社曾將這三部分日記合起來出版，名葉聖陶《日記三抄》。葉老逝世后，《葉聖陶集》陸續出版，其中有日記卷。據悉，葉聖陶的全部日記將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吳泰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