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魯迅研究專家陳漱渝:歷史需要忠實的記錄者

中華文學史料學會副會長、著名魯迅研究專家陳漱渝——

歷史需要忠實的記錄者

郁達夫如何被害？越王勾踐獻給吳王的女人是西施嗎？這些歷史謎團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如何辨別歷史的真偽？10月27日，應福建教育出版社之邀，中華文學史料學會副會長、著名魯迅研究專家陳漱渝來到福州大夢山畔的大夢書屋，給讀者講述扑朔迷離的歷史，其間，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歷史研究要存真求實

“我們在中小學時都學過歷史，自以為了解。事實上，不少人往往是一知半解，還處於扑朔迷離的階段。”陳漱渝說。

何為歷史？在陳漱渝看來，歷史就是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呈現三種形態，一是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二是史料中記載的歷史，三是歷史學家用文字重新復活的歷史。

陳漱渝提出，盡管歷史扑朔迷離，我們仍應認真學習和研究，盡量捕捉歷史的真相，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尤其是對歷史研究者來說，必須兼具准確把握史實和正確闡釋史料的本領。

在多元並存的時代，對很多問題的看法難以取得共識，在這種情況下，研究歷史，讓史實說話，充分發揮史料的力量，就成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陳漱渝運用釣魚島問題來說明，明朝冊封史陳侃寫了一部《使琉球錄》，証明當時中日邊界是古米山，釣魚島在中國領海之內。明朝東南沿海駐防將領胡宗憲和地理學家鄭若曾合編了一部《籌海圖編》，該書証明釣魚島是台灣的附屬島嶼，明朝已納入福建海域的海防范圍。另外，日本政府1885年9月、11月和1894年還有一批官方文件，承認釣魚島屬於中國。2013年6月3日，國家圖書館在北京舉辦了《文獻為証——釣魚島文獻圖籍錄》，收錄文獻約120種，260幅圖。這些史料，有力地証明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

支撐歷史大廈的支柱是史料。那麼，什麼是史料？陳漱渝解釋說，史料是一種歷史遺留物，提供了往昔人類思想行為的信息。它可以建構歷史，也可以改變歷史敘述。“中國古代文史不分，直至晉代荀勖撰寫的《中經新簿》一書才將文獻劃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史’為丙部，使其具有相對獨立性。”

◆真實可能被掩蓋，也可能令人掃興

作為史料，它的生命力和力量都源於真實性。五代梁朝劉勰著《文心雕龍·史傳第十六》就已信史為貴，提倡“按實而書”“文疑則闕”的寫作態度。

“偽造的資料可以成為一種嘩眾取寵的東西，而真實的資料則可能成為一種令某一部分人掃興的東西。”陳漱渝說，歷史的真實沒有想象中的神聖、壯觀，可能被掩蓋，也可能令人掃興，要敢於撥開雲霧，看到歷史真相。

1917年1月17日，魯迅在《未有天才之前》這篇講詞中提到一段歷史掌故：“有一回，拿破侖過阿爾卑斯山時說，‘我比阿爾卑斯山還要高’。”魯迅說，這是因為拿破侖身后跟著許多兵，否則“隻有被山那面的敵人抓住或者趕回”。這裡講的是拿破侖在1800年跟奧地利作戰，翻越阿爾卑斯山，向意大利進軍這段歷史。有一幅名畫，也是取自同一題材，畫名就叫《拿破侖翻越阿爾卑斯山》。畫面上的拿破侖騎著一匹矯健的大白馬，右手高指天空，身披的紅色斗篷迎風后飄，威風凜凜。但歷史學家的敘述卻難免令人掃興。他們說，當時拿破侖沒有騎馬，騎的是一匹騾子，身上也沒有披斗篷，穿的是一件普通的軍大衣。他當時也不像畫家畫得那樣八面威風。據推斷，面對皚皚白雪，他在騾背上會雙眉緊鎖，佝僂成一團。“然而，這就是真實的歷史，即使令人掃興，但仍然是歷史。”陳漱渝說。

◆歷史被戲說，史料需鑒別

史料的威力很大，研究歷史離不開它。根據流傳途徑不同，有人將史料分為“文字記載”“實物遺存”“口耳相傳”三類。

過去，老百姓多不識字，他們的歷史知識大多來源於戲曲小說。而戲曲小說是文藝創作，有的有一點歷史因由，而后鋪排渲染。有的則是以訛傳訛，但因代代相傳，也就以假亂真，讓人們深信不疑了。

陳漱渝舉例說，“西施滅吳”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但西施只是當時美女的一個統稱，就如同今天說靚女、美眉一樣。其實，越王勾踐獻給夫差的並不是西施，而是自己的女兒。這在《國語》一書中有明確記載。

“口述史料可以彌補文字記載的不足，但有誤、偽、隱三個毛病。誤，即人的記憶是有限的，隨著時光的流逝而變得模糊，記憶是個篩子，可能會篩好篩壞﹔偽，即有人利用回憶錄作假，有欺騙性﹔隱，即有些事不想說、不願說、不能說。”陳漱渝說。

文字史料和口述史料都不一定准確，對實物史料的鑒定往往又見仁見智，所以研究歷史必須具備考証的功力。傳統的考証學基本上局限於文獻典籍范圍。上世紀以來，隨著甲骨文、漢晉木簡、敦煌文書和明清檔案這四大史料的發現，史料范圍逐步擴大，考証方法日漸多樣。現在，考証學的內容更加豐富，辨別歷史真偽的手段更為多樣，形成了一種多重証據法。

重視考証，但不能煩瑣考証。陳漱渝說，有人考証孫悟空的老家花果山究竟在哪一省？《紅樓夢》中大觀園究竟在北京還是南京？杜甫是吃黃牛肉撐死的還是吃水牛肉撐死的？“這類研究無助於揭示科學規律和歷史規律，隻能將作者的精力和讀者的視線引向那些不應該關注的地方，如果作為一種研究方向，就會給讀者以誤導。”

◆闡釋史料的史識和秉筆直書的史德

研究歷史不僅應該掌握真實而豐富的史料，而且必須有闡釋史料的史識和敢於秉筆直書的史德。

胡適1921年8月13日的日記中有一個觀點：“整理史料固然重要，解釋史料也極重要。中國隻有史料——無數史料，而無歷史，正因為史家缺乏解釋的能力。”“這種看法完全正確，雖然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要以史實為據，但僅憑史實並不能評價歷史，並不能總結歷史的客觀。所以，收集史料要求全，考據史料要求真，理解史料要求深。”陳漱渝說。

“研究歷史，的確有一個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問題，也就是史識問題。因此，要從事實的總和以及聯系中掌握事實。”陳漱渝說，歷史研究作為一門探究事實真相的學問，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種寶貴的人格氣質，也能在研究過程中造就一種寶貴的人格氣質，這就是鍥而不舍、不斷探索的精神，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精神，敢講真話、不計利害的精神。

陳漱渝舉例道，日本學者鈴木正夫為了澄清郁達夫殉難真相，耗時20多年，多次實地考察，尋訪了100多位當事人和知情者，翻閱了大量歷史檔案，終於查清郁達夫於1945年8月19日被日本憲兵綁架，當晚或次日凌晨被害﹔清代學者吳卓信賣掉家產做學問，完成了《三國志補志》等著作﹔學者朱彝尊為做學問丟官無悔，他說“奪儂七品官，寫我萬卷書”，終於完成《經義考》《明詩綜》等巨著。

“搞史料研究的人必須有這種精神，因為時代需要忠實的代言人，歷史需要忠實的記錄者。”陳漱渝說。

樹紅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