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娛樂能致死？

　　新一版《娛樂至死》。

　　《娛樂至死》一書，書名曾被直譯為“把我們自己娛樂至死”，我喜歡后一種。說娛樂至死時，我們可以把致死的原因歸咎於娛樂，把我們自己娛樂至死就不那麼簡單,我們成了致死的“凶手”，隻要你陷入娛樂，一定難辭其咎。

　　尼爾·波茲曼正是如此憂心忡忡地告誡我們，不要在娛樂文化中失去作為人應該有的思考能力，作為人應該追求的原本的單純，因為娛樂可以改變政治、宗教、教育等領域個人的原則，為了迎合電視的形式而放棄初衷，最后生命枯萎。如果失去了這些，無異於死。作者深知自己的這番苦心，會被視作杞人憂天，瘋人之語。但是，他不能夠掩飾自己的清醒，不能夠沉默。

　　人們面臨娛樂至死的“威脅”

　　全書共分兩編11章（第一編1-5章﹔第二編6-11章），作為一種解讀,我選擇從最后一章開始，這最后一章既是對前言的回應，也是作者在闡釋自己觀點的時候的一條思考路徑，這條路徑是以赫胥黎的《美麗的新世界》中所揭露的“娛樂”為起點，其中也包含了另一個世界，即奧威爾《一九八四》的世界，在印刷文化和電視文化的對比中,讓我們認識娛樂文化為何可以使我們致死。

　　作者在前言中論及的兩本書出版的前后日期：《美麗的新世界》發表於1932年，奧威爾《一九八四》1949年出版，兩本書相隔17年。今天當我們談及這兩本書的時候，發現《美麗的新世界》與我們所處的網絡世界有更多的相像處，雖然，該書的出版距今已經有83年了。這就是說，作者在83年前揭露和評判的那個“美麗的新世界”今天正在實現。這個時間也說明，唯有思想的火花不是隨著時間而減弱，它永遠在那裡等待你的進入，一旦進入，火花便會燃起。今天我們讀《娛樂至死》也是如此。

　　波茲曼說人們一直密切關注著1984年的如期而至，然而奧威爾關於1984年的預言沒有成為現實，因為已有的知識體系和政治實踐對於宏觀權力的揭露、反抗以及權力的自身演變，使得“老大哥”式的政治統治昭然若揭，同時也逐漸失去滋生的土壤。

　　密切的關注也包含了一種對抗的實踐。波茲曼看到，即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也不會料到，人們面臨的不是奧威爾警告的來自受到外來壓迫的奴役，而是娛樂——致死的“威脅”。赫胥黎認為的人們失去自由、成功和歷史並不是“老大哥”之過，而是人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他清醒地看到，人們會漸漸愛上壓迫，崇拜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生活在互聯網時代的人們，在崇拜互聯網技術方面，用五體投地也不為過了。人們受這種技術的控制並且參與使用這種技術的控制，直達自己。

　　“互聯網即隱喻”，建構交流新模式

　　在波茲曼的理論視野中，這一切都是源自於技術是一種文化，任何的文化都有其偏向。文化具有意識形態性，意識形態是我們認識、理解並且描述這個世界的方法（如世界觀）。波茲曼在該書的第一章與第二章為闡釋自己的觀點進行了理論的准備，第一章名為“媒介即隱喻”，第二章名為“媒介即認識論”。

　　“媒介即隱喻”來自麥克盧漢“媒介即信息”的命題。波茲曼認為“信息是關於這個世界的明確具體的說明”，媒介並沒有這個功能，所以主張用“媒介即隱喻”一說替代。因為“媒介更像一種隱喻，用一種隱蔽但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現實世界。” 例如，媒介將這個世界分類、排序、放大、縮小、著色，最后建構這個世界的意義。根據這個思路，我們可以說互聯網即隱喻。互聯網以及與互聯網有關的微博、微信等交流方式，無一不加速建構我們的人際交流新模式、新感受，甚至新認識。

　　為了使“媒介即隱喻”這個命題被理解與被採納，作者以鐘表為例，詳細論述了鐘表如何在制造分秒的時候，“把時間從人類的活動中分離開來，”人們便相信時間是可以獨立存在的，時間可以成為精確和可計算的單位。當鐘表以這樣的面目重新出現的時候，我們接受這個觀點比較容易：分分秒秒是人類創造的機械和自己對話的結果——正如芒福特所指出的“自從鐘表被發明以來，人類社會便沒有了永恆”。眼鏡也是如此，眼鏡不僅僅矯正視力，同時也告訴人們不必聽信天命，人的身體可以依靠醫療技術得到完善。還有今天充斥在媒介中的那些美容廣告，對美容術的依賴，同樣使人們相信改變的力量，改變要依賴各種美容手術，這種觀念的形成與此類廣告的意圖一拍即合。

　　接下來，作者並非系統研究認識論 ，而是從媒介與真理的關系入手，興趣集中於媒介在認識論形成中充當什麼角色。作者認為媒介對於今天真理的定義以及定義的依據有影響，因為真理一部分來自傳遞信息的媒體的性質。“共鳴”是作者首先論及的媒介的性質，作者借用弗萊的一句話說明這個道理：“通過共鳴，某種特定語境中的某個特定說法獲得了普遍意義。”作者認為每一種媒介都有共鳴，共鳴就是擴大的隱喻。

　　網絡對我們的規范強過電視

　　理論建構之外，作者的基本思路是電視的時代是娛樂的時代，這種娛樂是以“看”為中心的，圍繞“看”的娛樂形成了這個時代的共鳴，不論是政治家、教師、運動員、傳教士、企業家還是新聞記者都深諳此道。這種共鳴在娛樂時代的表現是：政治家的智慧和駕馭能力被化妝術取代﹔電視播音員在吹風機上花的時間超過播音備稿的時間﹔商品的質量和用途在商品展示時無足輕重﹔優秀的教師靠把戲惹得同學哄堂大笑……例如，電影《楚門的世界》揭示電視如何將我們的生活內容變成一場表演，劇中主人公以神聖態度對待自己愛情的行為舉止，被看時，就成了笑料。

　　雖然被該書所言的娛樂時代是電視的時代，但是“共鳴”現象在互聯網時代更加鮮明，互聯網從技術上提供了無限“共鳴”的可能，追逐共鳴——粉絲、點擊率不僅僅是商業的利益所在，也成為一種衡量標准，甚至在學術評價中，文章的點擊率也簡單地成為文章好與不好的一種見証。我們置身網絡時代，重新解讀這本書時，如果將書中的“電視”二字換成“網絡”，會發現網絡文化對我們的思考方式和生活習慣的規范已經遠遠超過了電視。

　　回到最后一章“赫胥黎的警告”，作者說“有兩種方法可以讓精神文化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我們之所以能夠把自己娛樂至死，是因為我們將陷入被赫胥黎擔心的“美麗的新世界”中，這個“美麗的新世界”已經沒有禁書的任何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願意讀書﹔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沖動和自私﹔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

　　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