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晒家底看熱鬧之外如何看門道 必看“三寶”[圖]

　　石渠寶笈特展展出的《寫生蛺蝶圖卷》

　　宋趙昌27.7cm×91cm

　　五代周文矩《文苑圖卷》37.4cm×58.5cm

　　9月8日，借故宮博物院建院90周年大慶，“石渠寶笈特展”現真容，283件書畫構成的“全明星”陣容亮相武英殿和延禧宮。《清明上河圖》是近10年來首次全卷打開，堪稱文博界的一大盛事。展覽現場，多件重器需排長隊才有機會走近。部分看過該展的觀眾表示，盡管看得仔細，不過還是有些沒看明白，有必要再去看一次。對於觀展的效率問題，京華時報記者採訪了幾位業內專家，他們不僅力薦了“明星”中的“三寶”、“看門道”的竅門，還分享了展覽背后的故事。

　　□必看“三寶”

　　明星中的明星《清明上河圖》

　　盡管從“明星中挑明星”不易，但《清明上河圖》顯然不需要遲疑。此次展出不僅是2012年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后的首次亮相，也是暌違10年后再展全卷，這次特展之后，至少得在庫房“靜養”3年才能再度出關。全卷共繪了814位各色人物，牛、騾、驢等牲畜73匹，車、轎20多輛，大小船隻29艘，樓閣屋宇井然有序，畫上鈐歷代鑒藏印璽近百方。

　　作為知名度最高的一件展品，觀眾在《清明上河圖》的一端排起了長隊，而站畫前的觀眾則一動不動，不論懂與不懂，大家都瞬間變身“研究員”。走在記者前邊的爺孫一邊聽“掃一掃”的語音講解，一邊琢磨起畫裡那些人的穿著、打扮、民風民俗。即算是懂行的觀眾在這樣的作品前，第一印象也是以感性為先，此前策劃龍美術館“康雍乾大展”的謝曉冬說，“看到真跡的那瞬間也是滿滿的感動”。在他看來，原作的視覺力量是之前所見圖片遠遠沒法相比的，“前者傳達的信息更立體，細節更生動”。

　　三希堂墨寶王珣《伯遠帖》

　　一進武英殿展廳，首先看到的便是東晉大書法家王珣的《伯遠帖》。知名書畫藏家朱紹良說，“作為迄今為止晉人墨跡中唯一署有名款的真跡，觀眾的熱情看得出這件作品在他們心中的分量”。

　　《伯遠帖》的內容為一封問候友人病況的書信，當年乾隆皇帝將其與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並稱“三希”，珍藏在養心殿一閣，並命名該袖珍書房為“三希堂”。經后人研究，二王父子的作品為后世書家仿品，唯有《伯遠帖》為真跡。

　　1924年溥儀出宮時，《伯遠帖》《中秋帖》流出皇宮，輾轉被鑒藏家郭葆昌收藏﹔1949年，郭葆昌的兒子將二帖在香港抵押，1951年抵押到期而郭家已無力贖回。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下，最終由國家出資購回。而《快雪時晴帖》在特殊年代流轉至台灣，成了今天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鎮館之寶。

　　修復典型米芾行書《苕溪詩》

　　經《石渠寶笈》著錄的不少作品歷經波折才再次回宮，在輾轉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損。當年溥儀出宮時，所攜帶的米芾行書《苕溪詩》也同樣遭到厄運。1945年偽滿政權覆滅，溥儀出逃，來不及帶走的古物珍玩被士兵們哄搶一空。《苕溪詩》卷也在爭搶中被撕得殘破不堪，歷史機緣下，故宮於1963年從榮寶齋購得。

　　在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肖燕翼看來，米芾行書《苕溪詩》是書畫修復作品的典范。“當時故宮修復廠有兩位專門從事古書畫修復和補全工作的老師傅，不僅將破碎的詩卷一一拼合，更千方百計地找到一塊在質地、顏色上最接近原件的舊紙，把碎裂的部分接得幾近完美”。尤為難得的是，對詩卷上已經失去或損壞的筆跡，老師傅依據詩卷未損前的照片，“先把字鉤下來，然后在一旁不斷練習，等練得差不多了，再一筆填進去，不著痕跡”。如今再看這件作品，也是看故宮“文物醫生”那妙手回春的功力。

　　□觀展貼士

　　看《清明上河圖》先讀《東京夢華錄》

　　已經看過展覽的知名書畫收藏家朱紹良建議，在觀展前做一些相關的准備是有必要的。就書法作品而言，朱紹良說，如在看《伯遠帖》前，“首先要了解它的重要性，要知道晉人書法的特點、歷代收藏的情況，有了這些基本的資料，才能做到看作品時心裡有數”。

　　關於繪畫作品，他以《清明上河圖》為例，“對作者張擇端本人有所認識是最起碼的要求，對畫中人物衣著及服飾也要有所了解﹔最重要的一點是，作為一幅反映宋代市井生活的風俗畫，觀眾最好提前了解宋代人的生活方式，這時候看畫的感受肯定會真切一些。我推薦大家事先最好讀一讀《東京夢華錄》。《東京夢華錄》記述了北宋都城東京開封府城市風俗人情。”朱紹良說，“書和畫的不少內容可以相互印証，細細琢磨會很有意思。如畫中一撐開的布傘下，挂著一個招牌，上寫著‘飲香子’，這是什麼呢？是一種飲料。在《東京夢華錄》中有對飲料的記載，汴梁的‘巷陌路口、橋門市進’都會有人賣‘冰雪涼水、荔枝膏’，‘皆用青布傘，當街列床凳堆垛’”。此外，為什麼《清明上河圖》中大面積是騎驢、騎馬的人來來往往，而坐轎子的人屈指可數呢？“原來是因為北宋人士以乘轎為恥，這都需要對當時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

　　□藏品背后的故事

　　故宮購藏《十詠圖》開先河

　　本次展覽所展出的張先《十詠圖》把不少業內人士帶回了1995年。“那會兒以1980萬元成交，創造了一個天價，也是中國文物第一次破千萬元，其意義遠超現在所謂的億元大關”，著名文物藝術品市場研究專家趙榆說。當年，北京翰海拍賣公司推出北宋張先《十詠圖》手卷時，“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新是直接帶領著名書畫鑒定專家徐邦達、劉九庵先生趕赴拍賣現場購藏的，此舉讓故宮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即開創了國家級博物館從拍賣市場購買文物的先河”。

　　此舉過后，故宮繼續發力：1995年以500萬元，從中國嘉德購買石濤《竹石圖》﹔1996年以880萬元，從北京翰海購買的沈周《仿富春山居圖》﹔2003年以2200萬元，從中國嘉德購買的隋人書索靖《出師頌》等。從橫向來看，2000年前后，中國歷史博物館、首都博物館以及上海博物館均斥重金購得不少珍品。

　　博物館緣何淡出拍賣市場

　　相較於早些年博物館的豪舉，近年他們似乎悄無聲息了。有聲音說，曾作為拍賣市場重要力量的博物館之所以漸漸淡出，與藝術品價格越來越貴有關。但趙榆不認同這種說法，他認為成就一件事情的因素很多，主要與博物館領頭人的魄力、賣家的胸懷、拍賣行的努力均有關系，“那時候的藏家願意低價讓出，成就作品的最好歸宿﹔而拍賣行願意‘賠錢賺吆喝’，花大量的資金宣傳，最后不收取佣金﹔博物館人需要頂住各種壓力，當初故宮博物院資深老專家徐邦達提出購藏《十詠圖》時，得到中央領導的支持，才得以買下《十詠圖》”。

　　京華時報記者易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