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胡適曾緊密配合 對新文化運動產生影響

　　歷史：《民國清流》　　作者：汪兆騫　　出版：現代出版社

　　1918年清明節當晚，錢玄同與劉半農沐浴著仲春溶溶月色，他剛剛完成了小說《狂人日記》，錢玄同很激動，說：“豫才，好小說呀！”

　　第二天，錢玄同一大早就將《狂人日記》交給陳獨秀。陳獨秀把門關好，用整整一個上午，一口氣讀完。先拍案叫絕，復暢懷大笑。《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1918年5月）發表了《狂人日記》之后，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特別是在青年讀者間，產生不小的影響。

　　《狂人日記》甫一誕生，就被有些人評為“在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從小說文本上說，是准確的。《狂人日記》的誕生，使我們民族文學的面貌、氣象為之一新。從其精神上看，與胡適、陳獨秀提倡的新文化運動是一致的，並非有多大超越，何來“劃時代意義”？

　　研究胡適與魯迅的人，很少注意《狂人日記》發表后，《新青年》第四卷第六號，“易卜生專號”上，有胡適的《易卜生主義》一文。胡適抽譯出易卜生的三句名言：一、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二、社會最大的罪名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三、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胡適認為健全的個人主義的核心精神就是由這三句話發生的，這個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一面教我們學《玩偶之家》主角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鑄造成一個人﹔一面教我們學習《國民公敵》主人公斯鐸曼醫生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要為社會造出無數愛自由勝過愛面包、愛真理勝過愛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為今日的文明世界奠立基礎。

　　在人道主義旗幟下，魯迅的《狂人日記》意在批判，胡適的《易卜生主義》重在建設。

　　胡適的《易卜生主義》是對魯迅的《狂人日記》的肯定和補充。胡適與魯迅在《狂人日記》和《易卜生主義》合作之后的一個月，兩人又在兩性道德的問題上再度相互支持。

　　兩性道德觀與婦女問題的提出，緣於周作人發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1918年5月15日）的譯作《貞操論》。周作人在《譯者前言》中，高度贊揚原作者與謝野晶子“是現今第一流女批評家”，文章中“純是健全的思想”，是正需要的“治病的藥”。這篇《貞操論》在中國的輿論界、思想界、文化界引起不小的震動。

　　胡適最先響應，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號（1918年7月15日）上，發表了《貞操問題》一文。其贊揚了《貞操論》的發表，“是東方文明史上一件可賀的事。”胡適看出它在婚姻關系這樣一個有關“人”的生命及人生的重大問題上具有革命意思，突破這個缺口，可望導致整個封建理論體系的崩潰。胡適又敏感地抓住北洋軍閥政府剛公布的所謂《中華民國褒揚條例》這一契機，不失時機地提出：“貞操問題中，第一個無道理的，便是這個替夫守節和殉葬的風俗。”

　　魯迅立刻聲援了胡適，他在下期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二號）上，發表《我之節烈觀》，明確提出“自他兩利”的新的道德准則，呼吁：“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制造並賞玩別人痛苦的昏迷和強暴”，“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胡適與魯迅在新文化運動發軔之時，兩次非常默契地聯合作戰，產生了深遠影響。（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