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因何背上“陰險”之名？ 源自於人事糾紛

　　“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裡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在《憶劉半農君》中，魯迅先生這樣寫道。

　　言外之意，胡適為人陰險，不可深交。

　　對此，不同人看法不同，錢鐘書的老師溫源寧就曾評價胡適“兩眼是那麼大，光耀照人，毫無陰險氣”。

　　那麼，真實的胡適究竟如何，為何會被指為陰險？

　　武夫力扶桐城派

　　說胡適陰險，源自於人事糾紛。

　　胡適尚在海外時，因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暴得大名，一回國便被蔡元培拉入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引為左膀右臂。

　　此時北大有三種勢力：一是嚴復任校長時培植的“桐城派”﹔二是何燏時任校長時力扶的“浙派”（即章太炎的浙江籍門生），因多是留日生，又稱“留日派”，后為對抗“英美派”，又拉留法生入伙，故又稱“法日派”﹔三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潮派，皆為安徽人，又稱皖派。蔡元培說“兼容並包”，即帶有平衡各派之意。

　　當時前兩派較成勢力，皖派略弱，但通過《新青年》雜志，陳獨秀先后將高一涵、李辛白、劉文典、高語罕、胡適等拉入北大，實力迅速增長。

　　在初期，浙派對皖派較優容，因皖派中也有很多留日生，彼此觀念相近，且都在“桐城派”重壓下，需相互扶持。

　　桐城派的背景是軍閥徐樹錚，此人好文墨，自封為“當代諸葛”。林紓（即林琴南）即屬桐城派，他被排擠出北大后，曾寫小說《荊生》、《妖夢》，編造出一個“偉丈夫”，將陳獨秀、胡適等“妖孽”統統虐殺，這個“偉丈夫”即暗指徐樹錚。可惜徐不久后便失了兵權，陳獨秀調侃道：“林紓本來想藉重武力壓倒新派的人，那曉得他的偉丈夫不替他做主。”

　　當時教育部長傅增湘也屬桐城派，是蔡元培的后台，但他的下屬、章門弟子魯迅並不買賬，諷他為“F部長”，還到處說他曾試圖盜竊京師圖書館中的宋版書。

　　忍一時風平浪靜

　　在浙派、新潮派的聯手打壓下，北洋軍閥支持的桐城派迅速衰落。因為浙派掌控了媒體，邵飄萍（也是浙江人）主持的《京報》出力尤多，常將校園紛爭轉化為社會新聞，令當局投鼠忌器、極為難堪，到1919年，北洋政府已無法號令北大，留日派得以一言九鼎。

　　在湯爾和、沈尹默、馬裕藻、馬敘倫等浙籍人物包圍下，蔡元培幾成傀儡，嚴復說：“蔡孑民（即蔡元培）人格甚高，然於世事……偏喜新理，而不識其時之未至，則人雖良士，亦與汪精衛、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諸公同歸於神經病一流而已，於世事不但無補，且有害也。”留日派大權獨攬后，開始排擠皖派，先從陳獨秀動手。

　　陳獨秀私德不檢，浙派便通過小報炒作他行為變態、抓傷妓女，一時轟動全城，而蔡元培正醉心於“進德會”，此事讓他顏面盡失，隻好借口成立教務處，免去陳獨秀的文科學長之職。

　　陳獨秀當然知道是誰在背后搗鬼，離開北大后，一次路遇湯爾和，湯在日記中稱：“途中遇仲甫（陳獨秀字仲甫），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亦可哂已。”

　　面對浙派攻勢，胡適的地位一度動搖，他曾激烈回應，和傅斯年、羅家倫借口不受當局掌控，提議將北大遷到上海租界去，但被沈尹默等拒絕。

　　權衡利弊后，胡適轉向“隻以不瞅不睬處之，因為我是向來不屑同他們作敵對的”，他匆匆完成《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並請蔡元培作序，以奠定自己的學術地位，並適時提出“整理國故”。

　　“整理國故”一石二鳥

　　胡適曾反對“國故”，此時立場突然來了個大轉彎。其實，最早提出“整理國故”的是章太炎，胡適接過這個口號，頗有深意：一方面，章門弟子多靠“國故”吃飯，如此可以撫慰他們﹔另一方面，可以打破章門弟子對“國故”的壟斷。

　　浙派人物初期並未看出胡適的算盤，轟走陳獨秀后，他們忘乎所以，不僅在北大大搞同鄉會，還將章太炎的《國故論衡》列為北大入學考試參考書目。當胡適提出要整理出版《國故叢書》時，馬裕藻、沈尹默、錢玄同均表贊同。不久后，胡適還被推舉為《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負責人。

　　1923年，胡適開列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約190種。但梁啟超很快看出其中荒唐：沒有一本史書，且《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唐詩》等，卷帙浩繁，普通人怎麼可能讀完？

　　可見，胡適只是在利用“整理國故”，未必真心研究。胡適自己曾說：“我之所以整理國故者，隻欲人人知所謂國故者‘亦不過如此而已’。”后來，他甚至說自己這是為了從“爛紙堆”裡“捉妖”和“打鬼”。而所謂“妖”“鬼”，自然是說浙派諸公。

　　因倡導者內部之間出現分裂，新文化運動到后期已從新舊之爭轉成派系之爭，而胡適卻能游刃有余，不僅沒被浙派踢出局，反而利用蔡元培的信任，先后將徐志摩、陳源、陳衡哲等英美留學生拉入北大，英美派漸漸成勢。

　　卷土重來壓倒浙派

　　1930年，蔣夢麟重回北大任校長。蔣夢麟是江蘇人，蔡元培先生任校長時常不到校，一切讓蔣負責，蔣因而被歸入浙派，此番卷土重來，卻面貌一改，專與胡適結盟。

　　此前胡適作為“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國訪問團成員赴英，游歷英法美日，回國后一度在美國退還庚款組成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中任職，蔣夢麟回北大前，胡適幫他說服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每年贈予北大20萬元，連贈5年。胡適亦得以回北大任文學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

　　有了這個基礎，胡適終於可以放開手腳。

　　以往浙派把持北大校政，多通過評議會，胡適借口國民黨剛頒布的《大學組織法》，廢掉評議會，改為校務會議。

　　評議會是教授治校，代表由教授們選出，重大決策由代表投票決定，校長亦受其制約。

　　校務會議則是校長治校，因校長有任命院長、系主任之權，這些院長、系主任無需選舉，都可參加校務會議，他們加起來已夠半數選票，此外，校長還有權指定不超過總人數的20%的專家來參會。這意味著，隻要校長願意，任何決策都不難通過。

　　1930年，北大浙籍教授尚佔三分之一，13人評議會中，7人屬浙派，經此一改，到1934年時，沈尹默、沈兼士、徐炳昶、錢玄同、馬衡、朱希祖等章門弟子均成了“名譽教授”，浙派隻剩下馬裕藻、周作人。當年曾對胡適頗為不敬的“溫州派”的林損、許之衡也被解聘。

　　14年后報了仇

　　胡適這番改革有利於提升北大教學水准，但操作存有爭議。

　　比如驅逐北大歷史系主任朱希祖，朱是章太炎的弟子，當年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中曾說：“北京大學的同事裡面，錢玄同和朱逖先（朱希祖字逖先）兩位先生對於這書都曾給我許多幫助。”但朱希祖卻認為胡適不懂佛學和宋明理學，此書肯定寫不下去，后來果然被他說中。

　　“驅朱運動”是胡適高足傅斯年在幕后操縱，他鼓動學生給朱貼標語，污蔑朱擠走了陳翰笙，傅斯年后來對此並不避諱，且稱“很得意”，最終傅斯年讓留美派的陳受頤佔了這個位置。

　　再比如林損，在北大任職多年，他脾氣怪異，好飲酒罵人。1920年，胡適代理北大教務長時，學生孔家彰寫信給胡適罵林損，朱希祖一時孟浪，把原信抹去姓名后交給林損，本是提醒之意，沒想到林查出是孔家彰干的，認為胡適在暗中指使，堅決要將孔家彰留級。胡適當時剛到北大，立足未穩，隻好隱忍，14年后終於報了一箭之仇。

　　有趣的是，曾夸贊胡適“毫無陰謀氣”的溫源寧，不久后也被胡適停了系主任之職。

　　幾番動蕩，曾慷慨激昂的各派均銷聲匿跡，反而是低調的胡適笑到最后，以往派系之爭，總會留有余地，胡適卻做得異常徹底，給人以手段高妙、機心深重之感。

　　學問偏淺留遺憾

　　人事糾紛之外，胡適在處理學術爭議時，亦有瑕疵。

　　1927年后，胡適用功日少，更熱心於發表政治見解，博取公眾關注。在學術上常虛張聲勢，金岳霖曾諷刺他 “思想跟汽車一樣……是后來居上，汽車越新的越好”。

　　胡適自稱“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証”，但魯迅一眼便看破其行藏：“往往恃孤本秘笈，為驚人之具。”說白了，胡適的“實証”，不過是反復自吹擁有“天地間唯一的孤本”而已，連文物販子都知道他有此癖，故意做偽書來騙他。

　　1948年，中央研究院推選院士，在胡適提交的推薦名單中，竟然沒有馮友蘭、錢穆。

　　馮友蘭因《中國哲學史》一炮而紅，壓倒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被日本人稱為中國哲學史第一人，胡適反排在第二，胡適對此耿耿於懷，稱馮“雖曾出國門，而實無所見”。

　　至於錢穆，曾與胡適同在北大歷史系授課，內容相近，但聽胡適課的學生始終少於錢，加上二人學術觀點不同，因而遭忌。

　　可見，胡適也是記仇的。

　　胡適成名甚早，雖努力謙虛，仍偶爾流露出居高臨下之態。郭沫若回憶第一次見胡適時，說“博士到得很遲，因為凡是名角登場總是在最后的……只是他那滿面的春風好像使那滿樓的電風扇都調轉了一個方向。”

　　胡適也常提醒自己，可越想做完人，與真實性格落差就越大，越容易給人以虛偽之感。胡適一生做過許多好事，但生而為人，總有人性幽暗的一面，藏得過深，反被誤會成“陰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