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寂寞中汲取能量
严歌苓每天花五六个小时写作。在柏林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一杯咖啡,跟丈夫劳伦斯聊一聊,然后就去写作,一直写到下午三四点,去接女儿放学回来。
长期旅居国外的生活使她隔绝了“谋杀人创作力的社会活动”,留给她“大把宁静的时间”,这些时间给了她非常大的思考空间。
严歌苓曾经多年坚持用铅笔在稿纸上写作,只有《陆犯焉识》和《老师好美》是用电脑写作的。她的书桌上只有电脑,而她也不会把时间花在网络上干扰自己。
“我把写作当上班。我认真,敬业,生活环境安静单纯,没有噪音。”她说。“我能在寂寞中得到能量。我很喜欢寂寞,寂寞和孤独是两回事。”她露出微笑。
她给自己一些使命感,她想把一百多年近代历史对人的生命的影响写出来。
“我写个人命运是怎样映照了这一段近代史,我有一种使命感,我想写,我觉得我这辈子不写我会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她说。
“我觉得,职业作家要做到这一点,你要写什么像什么,要扎扎实实学会一样东西。”
“人家问你图什么呀,我说我只图所有的功课。假如说这个东西不能出版,但它是我这辈子一定要写的故事,我把它武装到牙齿,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写到最好,我想这可能就叫一个职业作家。”她说。
严歌苓的绝大多数作品被拍成影视作品,她也成为炙手可热的金牌编剧,但她并不认同这个定位。“我是一个作家,编剧只是我的副业。”对于严歌苓来说,写作是“瘾”,已经融入她的生命,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
严歌苓鲜有休息日。“周末还要写作呢,不写就不快乐了。学习这个东西,只要肯吃苦,没什么难的。”严歌苓要求自己凡事要做就做到“登峰造极”,饱含感情才能有不竭的创造力,刻苦学习才能得到知识和学位,深入生活才能写出生动真实的作品,正是这种刚柔并济的性格让她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因为华人在海外比较孤独,所以海外华侨华人会更爱祖籍国、更有使命感,而且因为距离的关系还可以换个角度看历史。”严歌苓这样看待海外华人写作的优势。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严歌苓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她对莫言拿奖“一点儿也不吃惊,只为他感到自豪”。有评论称,严歌苓是华人作家中最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她却对这个奖“完全不在意”。她说,“西方人能够关注到中国的意识形态,通过文学懂得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才是获诺贝尔奖最大的胜利。”
严歌苓常居德国柏林,她在那里的工作习惯是: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关手机,写作。这意味着,在比柏林早6或7小时的北京,每天下午三四点一直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你很难打通严歌苓的电话。若等她空闲下来和你聊天,那感觉大约像在电台做“午夜热线”。她轻细而饱满的声音,字字珠玑,让你不由得感叹她思维缜密,而电话背景音不时传来的犬吠声、女儿的笑声,又不禁让你释然。
村上春树说,人生需要各种燃料才能好好燃烧一场,包括伤害和遗憾。严歌苓总说感谢,哪怕有过让自己刻骨亦铭心的经历。
她又是一朵玫瑰,信仰爱情,认真生活,哪怕风霜扑面,依然敞开胸怀迎接未来。
“我想我会是你能见到的最勤奋的人。我天生能吃很多苦,这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吃苦带来的苦中作乐才是一种极致的快乐。是勤奋让我赢得了读者和业界的尊重。”严歌苓这样分析她成功的原因。
1988年,严歌苓初到美国,过着忙碌而辛苦的留学生生活:每天读十四五个小时的书,每天打工4小时来赚取房租,花6个月时间专心学英语。
除了经历过生活中的困苦,严歌苓在舞蹈和写作方面的刻苦也令人惊讶。为了克服腰腿很硬这种不利条件,她每天早上4点起床练功,写信的时候也会把一条腿举过头顶绑起来。写作出名后,严歌苓每天依然写作6小时。为了兑现承诺了别人的稿约,“有时候真是勤奋得写到想吐”。
《陆犯焉识》从50万字删到40万字左右。就在校对审核了两遍之后,严歌苓又给编辑送去了修改稿。书名也依次修改为《浪子》《无期》《陆犯焉识》。“歌苓写文章是难以想象的认真。”担任过严歌苓多部小说的责编张亚丽这样评价。
她也记得人生中很多美好的片段——
“家里新买了炉子,可以在室外烧烤、炒菜,还可以点篝火。过几日叫朋友来吃饭。”
“去年在屋前挖了个游泳池,上面覆着塑料布。从外面看,像极了蔬菜大棚。”“有了游泳池,我们以后不走了。”
“陪老公轻轻说话、陪女儿慢慢长大、陪小狗壮壮尽情玩耍。”
……
生命因为这些时刻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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