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为写《妈阁是座城》 被曝曾到澳门赌博(图)

　　北京，盛夏7月，单向空间书店。

　　一袭黑底白点连衣裙，一条宽腰带束出腰身，一双黑色丁字高跟鞋，站姿挺拔。严歌苓的新书《老师好美》发布会现场，仅能容纳百人的屋里挤进了约500人。

　　读者们抱着书，在空调很足的书店里汗流浃背。严歌苓出现的时候，带出一串女生们的窃窃私语“她好美好美”。

　　她的美是“翻手苍凉，覆手繁华”的文字建筑起来的。

　　严歌苓在拥挤的人群中，安静地看着读者，遇到目光相对，她定会报以一个眼神明澈干净的笑容，这一笑瞬间荡漾起读者脸上的一抹笑容。

　　严歌苓说自己是个“谨慎”的人，但是作为小说家反而非常大胆，这是她独特的写作方式。“在小说中，我会诚实地加入自己的想法。但是一旦让我写散文，我就会直面我的读者，严歌苓就是严歌苓，很多话人家就会说那是严歌苓说的，不会说那是严歌苓的人物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狡猾’地要写小说。”她说完，停顿一下，又“狡猾”一笑。

　　在《归来》热映1个月后，严歌苓携新书《老师好美》从德国柏林的旅居生活中归来，在北京和上海为新书做推介。她身后巨大的投影上写着：“亲爱的读者，你在吗？”

　　1.影视终究会反哺文学

　　继《金陵十三钗》之后，时隔3年，张艺谋归来，选的还是严歌苓的作品。

　　严歌苓同华语电影圈已经打了20年交道，可是，她却越来越“纠结”于编剧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但是，每隔几年，总会有一部署着“编剧严歌苓”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上映，“原创剧本我还会写，但是让我再改就不要了。”在严歌苓看来，长篇小说有多重意义，“不管哪重意义点燃（导演）他的创作欲望，拍出来的电影好看，我当然没什么意见。”而剧本从一开始的主体思路与现在差不多，只是一些细节上有改变。

　　“歌苓很大气，对于文中需要删除的部分不抗拒，给予理解。她对他人尊重，并没因名气愈来愈大而耍大牌，有着非常好的合作精神。”张艺谋的文学策划周晓枫与严歌苓相识近10年，“她聪明，但不精明。”严歌苓对待写作不讨巧、对待友人和善有加，“就连相貌也与10年前别无他异。”周晓枫认为，当下许多人都追新求变，而严歌苓的多年不变使她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力量、内心更有定力。

　　电影《归来》上映后，兄长严歌平主动给严歌苓打了电话，告诉她有两个网站对电影《归来》有批评的文章。

　　“面对批评怕什么？不要放心上。”放下哥哥的电话，严歌苓依然我行我素，不断将笔下的人物赋予生命，在纷杂世界中不羁地呈现。

　　在国外旅居近20年的严歌苓，一直在海外华人电影圈游弋。《少女小渔》和《天浴》，一个新移民的故事和一个知青的故事，两部作品在海外反响颇大。直到新世纪之后，严歌苓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影视圈，《梅兰芳》《金陵十三钗》乃至如今的《归来》，她的作品已经是许多国内导演眼中的“富矿”。 严歌苓认为，影视终究会反哺文学，“电影一旦上映，读者群马上就扩大了，影视观众会变成我的小说读者，这未尝不是个推广纯文学的路子。”

　　2011年，严歌苓在北京开会，将《陆犯焉识》拿给严歌平指正。在之后的3年间，二人没有单独的时间就这部小说交流过，直至《归来》上映。

　　“歌苓写小说很用功。”严歌平说，她写《陆犯焉识》，花了很多精力去体验生活，跟劳教干部开座谈会，多次去西宁农场实地采访，找到了当年以西北监狱农场为原型、以时代背景为主线的《夹皮沟纪事》天津作者杨显惠，找很多关系了解这种故事；她写《妈阁是座城》，就到澳门去赌博；她写《小姨多鹤》，3次去日本寻找贴切的“多鹤”。看到老年的日本女人跪在地上放好茶和食品，端了茶退着走出去，这个形态让她想到小姨多鹤，“我写这个人的倔强和温柔以及她的暴戾，都是我在日本呆了三次找到的。”

　　2004年，严歌苓随丈夫劳伦斯远赴非洲尼日尔。在那里，严歌苓过上了作家加非洲农民的生活。非洲洪荒的感觉、原始的生活状态刺激了她的想象力，非洲男人的懒惰与女性的柔韧给了她创作的灵感。在非洲期间，她写出了充满中国乡土气息的《第九个寡妇》，获中华读书报“2006年度优秀长篇小说奖”，被认为是“2006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曾有人称严歌苓为“现代的张爱玲”。但她认为，自己与张爱玲的相似点除了生于上海、是剖析心灵的女作家、做事讲究做到最好外，并无其他相似。张爱玲的写作局限于上海，而她的脚步遍及亚欧非。严歌苓年轻时曾在北京工作了8年，父亲晚年在此地定居，现在北京是她在国内搜集素材的中转站，不断给予她艺术创作的灵感和动力。

　　但凡一座大城市，总会混杂着市民们复杂的情感。严歌苓说北京不仅是她的家，也是她的围城。人都是这样，回来了想出去，想念外面的宁静和稳定，但出去久了却想回来，想念这里的繁华和人情。而且每次回来都能看到令她耳目一新的变化，听到丰富多彩的新故事，因此对北京的爱就加深一分。这座城市，如同流淌在她血液中的东方传统，不因身在他方而淡漠。

　　但由于多年旅居国外，严歌苓认为自己在国外用母语写作会稍感“恐慌”：“虽然我写的是汉字，但英文环境的影响潜移默化，可能自己并不知晓。所以我的书桌上总摆着一本李商隐诗集，每次写作之前先看几行诗，感受中国文字独有的节奏韵律。”

　　在严歌苓看来，中国的文字是最干净、最惜墨如金的，这跟所有西方的写作都不一样。她认为西方的著作叙事方式极具“油画式”的立体性，浸润其中数年，自己也多少受到一些影响，“这很想让我用来滋养自己的中文写作，有时候会苦于中文为何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中文与英文都有自己最精彩的东西，所以有时我也会‘偷’英文中的一些说法放进去。”

　　“比如我常举例说‘水汪汪’的大眼睛非常俗气，英文里我看到一个表达，将之形容为‘一双多汁的眼睛’。”严歌苓认为英文有很多可借鉴的东西，这也是自己在国外写作比较得意的地方。

　　而在严歌平眼中，妹妹目前的水平已经超出了他的期望值，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严歌苓都称得上是最好的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