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歲謝辰生談文物破壞：根本性問題是金錢挂帥

【編者按】92歲的謝辰生先生被譽為“一部活的文物保護史”。他曾經擔任鄭振鐸先生的業務秘書，1949年后在上海參與了戰時文物的清理工作。他主持起草了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60多年的文物保護生涯中，他起草出版了大量的文物保護文件、書籍，為制止文物走私、古跡破壞奔走呼號。當提到當前文物破壞的根源時，他有些憤慨，表示根本性問題是金錢挂帥，錢不僅毀了文物，還毀了一切。

【談80年代后文物破壞更甚“文革”時期】

[文化頻道]：謝老您好！非常榮幸能有機會來到您家中和您近距離對話，今天，請您為我們當前文物保護問題把脈支招。您曾說，中國文物破壞最嚴重的時期不是“文革”的時候，而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到現在都沒有停止。您為什麼會下這一結論？

[謝辰生]：這是根據事實說話。“文革”期間，的確破壞了文物，但時間很短，整個“文革”期間文物的情況我可以向你們介紹一下。

“文革”期間

破壞文物是認識問題

1966年“文革”開始，紅衛兵上街掃“四舊”，這時出現了毀壞文物事件，它所毀壞的文物對象，就是抄家。抄家一看，說文物是“四舊”，就給砸了，或者被搶走送到街道辦事處﹔有的被送到造紙廠、煉銅廠，說是掃“四舊”要毀滅掉。這時，周總理派了一個團的解放軍進駐故宮，紅衛兵進不去，於是就保護了故宮。因此，“文革”期間的對象主要就是一般的抄家。還有些地方，比如廟裡的佛，說這是“四舊”給砸了，但沒有連鍋端，沒有把整個建筑都拆了，他們也沒那本事，而且那段時間很短，也就一兩個月。在此期間，不但總理採取了具體行動，而且還有四個單位聯合出了一個保護國家財產的通告，哪四個單位呢？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四家聯合提出要保護文物遺產，專就針對紅衛兵掃“四舊”：屬於國家的財產，都不能破壞。通告第四條就是保護文物圖書，很及時。通告一出來，他們就不敢砸了。隨后，1967年5月，中共中央又頒發了一個專門保護文物的文件，叫《文化大革命期間保護文物圖書的通知》。當時“文革”有一個問題，所謂“新文革舊政府”，就是要造反，而且是“四人幫”反周總理，稱當時國務院的文件都不作數。可有一點很重要：那時紅衛兵不認國務院，認當時的中共中央，因此保護文物得作數。而且，紅衛兵之間也是有對峙的，有的紅衛兵要砸，有的不要砸。比如西湖靈隱寺，一部分紅衛兵要砸，一部分說是文物，不能砸，結果就守在裡面對峙。后來打電報給中央，總理說，不能砸。

當時好多例子都如此，比如西湖、曲阜、四川寶光寺等，總理說是文物不能砸，大家就不砸了。中央的精神很清楚，消息很靈通，很快就全國都知道了。因此，所謂破壞文物，就集中在這一階段，實際時間很短。剛開始的確破壞了很多文物，但僅限於抄家或者打一點零星的東西，並沒有把整個建筑燒了或者推倒，他們也沒有那個力量。而且中共中央是很明確的，盡管處於文化大革命期間，但有了四個名義的通告和一個中共中央的文件后，中央重新召集了文物商店和博物館的人。大家在都跑到北京造紙廠，日以繼夜地搶救，搶救回來交給街道，再后來交給臨時弄的文物清理小組。

文物破壞時間短，規模小

1967年的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召集北京市所有造反派、保守派、逍遙派，布置保護文物的任務。那次會議在禮堂召開，希望發一個保護文物的倡議書，說明文物不是“四舊”，后來倡議書是我寫的。大約過了二三十天，來了一個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麼的。他到了文物局說，發了群眾倡議書還不行，還得有正式文件，所以你們應該代中央起草一個文件。那文件也是我起草的，起草完送上去沒多久就發了。因此，從文件上說，速度很快﹔從行動上說，總理隨時都在制止﹔而且一個多月后，不搞掃“四舊”了，開始搞政治斗爭。因此，“文革”期間，老百姓沒有破壞文物，只是紅衛兵的行動造成文物破壞，但實際時間很短，規模不大，而且很少。當時覺得是很多，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就不多了。

此外，那時從來沒有盜墓的，也從來沒有走私文物的，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可思議的。從建國以后，已經有30多年，是絕對沒有專門盜墓搞錢的，走私也完全杜絕了。從1949年開始，就從此結束了文物被盜竊，大量外流的歷史時代，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標志。這個標志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甚至是持續到90年代以前。我現在說的都是歷史，是事實，我們根據什麼說話？根據歷史的事實說話，不能隨便想，隨便說，那不行。實際“文革”期間，不但沒有那麼嚴重地破壞文物，而且還有很多重大保護設施，許多重要文物都是在那時發現的，比如馬王堆出土了一個老太婆，一具完整的女尸，那是了不起的事情，當時驚動世界，驚動全國的。還有竹簡、金縷玉衣通通都是“文革”期間出土的。

1969年，文物工作開始恢復。當時文物局局長王冶秋下放不到一個月，總理就把他調回來，在國務院成立突破口，任命其為副組長。當時，一個法國代表團來到中國，說是聽說中國破壞文物很厲害，但實際看來並沒那麼厲害，就提議拿出去展覽，讓大家知道並不是那麼回事。總理覺得提議很好，就調了王冶秋回來，開始恢復文物工作，准備出國展覽。拿出去展覽的文物很多，繼乒乓外交之后文物外交。“既有破壞，又有可喜成績”是正確評價文革期間的文物工作。我說的都是事實，可以核對。我還可以說得更詳細，在此只是舉例，就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