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奉詔登基文告出土 首次發現楚國的官方檔案【2】

　　從武力社會過渡到權力社會，這是一個進步，因為社會運作的成本明顯降低了。過去，為了支配資源，分配財富，必須付出血的代價，正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這對於整個人類而言，無疑是巨大的災難。現在，“硬打拼”變成了“軟著陸”。隻要一聲號令，一道文書，便可令行禁止，豈不是節約?節約下來的人力物力可以用來發展生產、改善生活，人民群眾也可以安居樂業，豈非進步?

　　所以，帝國制度建立之初，不但統治階級意氣風發，以為是替天行道，就連被統治階級也額手稱慶，歡欣鼓舞。按照賈誼《過秦論》的說法，秦始皇“並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建立起自己中央集權的王朝時，並沒有引起普遍的反抗。相反，那些知識分子和社會名流都真心擁護新的政權(天下之士斐然向風)，並對它抱有極大希望(莫不虛心而仰上)。這應該說是一個事實，因為民眾總算不會動不動就被砍掉腦袋了。“元元之民”既然能“安其性命”，自然感恩戴德，山呼萬歲。實際上，大秦帝國過早滅亡的原因之一也正在這裡──他們還沒有學會正確和嫻熟地使用權力。權力是一種“非典型暴力”，然而始皇和二世卻把它當作典型暴力(武力)來使用，豈有不亡之理?

　　秦雖二世而亡，漢卻繼承了秦的事業並獲得成功。這說明集權和統一是當時歷史的要求，秦與漢則不過充當了歷史要求的執行者。事實上，僅是水災和飢饉，就要逼出一個中央集權來。那時割據的諸侯，除秦國以外，幾乎無不以鄰為壑，比如修筑不利於他國的堤壩，在災年禁止谷米的流通。公元前332年，趙國與齊魏作戰時，竟然將黃河決堤以浸淹對方，受苦受難的隻能是貧苦無告的民眾。天災加上人禍，如再不出現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來集天下之權，那可真是民不聊生!事實上，秦始皇就宣稱自己的功勞是“隳壞城郭”和“夷去險阻”，即國內不再設防，糧食全部流通。可見集權一事，在當時還真是一個福音。

　　更何況，那時也沒有別的路好走。封建制度(邦國制度)已弊端盡顯，民主制度(城邦制度)又聞所未聞，除了走向集權，又能如何呢?

　　現在需要的，只是為它找到一種形式，並使之制度化。

　　於是，帝國被發明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