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申遺成功：保護之外更需重視文化研究

世界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已成民眾耳熟能詳的名稱。22日，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接連傳來兩個喜訊，中國提交的大運河項目申遺成功，緊隨其后的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三國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項目也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其中，首次嘗試跨國申遺並順利入選的絲綢之路項目備受矚目，在結果公布之前，坊間就傳言其入選是“鐵板釘釘的事”。

國內如今說起世界文化遺產，主題還是談保護。這是因為國內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做得還遠遠不夠，很多地方政府只是把申遺當作搖錢樹，看重的是給地方帶來的名頭、是保護與修繕的經費、是旅游開發的經濟效益。當下欠缺的不只是保護文化遺產的相關法規，政府官員對保護文化遺產的意義和價值也認知模糊。相反，倒是一些民間保護組織與個人在行動中體現了對文化遺產的敬畏心。

保護，只是我們對文化遺產應盡的第一義務。這些遺產源自歷史，記錄了一個民族的成長歷程，是人類集體記憶的保存品，無法再生，不保護就意味著消失。這是個連小學生都明白的道理。那些能進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更是証明了它具有獨一無二、不可代替的文化價值。對文化遺產更重要的義務，實際上是研究，要通過研究發現這些遺產背后的價值與靈魂，研究一個民族所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與想象力，以及它對民族與世界的意義。這種研究不是簡單的經驗判斷或事實描述，而是要對它背后的文化特性與文化價值有深入的研究。對這些文化遺產研究得越深，傳播得越廣，民眾對自己的民族特性就會認知得越深，從中汲取新的創造力量，成為一個時代思想與文化的歷史根基。

就拿本屆申遺的絲綢之路來說，它背后的學術背景，實際上是敦煌學。說起敦煌學，繞不過日本，有一句流布甚廣的話，叫“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是南開大學吳廷璆教授所說。這句話描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在整個20世紀，日本都是敦煌學的執牛耳者。實際上，日本對敦煌學的研究，和中國同時起步，都與法國漢學家伯希和1909年到北京有關。他是進入藏經洞翻閱了所有文獻的唯一學者，還主動向中國學者展示了敦煌經卷，引起學術界關注。這一舉動使清政府，開始將藏經洞的剩余文獻運回北京。一個日本書商因在伯希和處看到了這此經卷，把消息傳回了日本。

此后，敦煌學研究在日本以京都為中心，漸漸熱了起來。上世紀40年代之前，中國和日本對敦煌學的研究還各有所長。由於日本學者有資金資助，更易前往歐美收集敦煌資料，與歐美學者比起來漢學水平也要高得多，所以成績斐然。1940年代之前，日本的敦煌學研究成果，主要是在對佛教佚經和禪宗的研究，以及對唐代社會、法律和敦煌寺院經濟的研究方面。1950年代后，日本的敦煌學有了一個新高潮。它的突出成就是將敦煌學的研究，從經史子集及文學研究，擴大到了對整個社會歷史的研究，在法制史、宗教史、經濟史等方面均有不俗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也影響到了對魏晉隋唐史的研究。至今為止，在這些研究領域，還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研究深度，可與日本相比。

有了這樣深入的學術研究，日本民眾中傳播和普及敦煌文化的程度，似乎遠大於中國。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樹說過一句話：“不到敦煌，就不算有文化”，代表了很多日本民眾對敦煌的認知。在日本，經常會舉辦關於敦煌文物和文獻的展覽。各類文學藝術樣式，也常以敦煌為主題。日本還是研究絲綢之路音樂的第一個國家。這些都增加了敦煌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聖感，所以，到敦煌的境外游客中多半是日本人，他們的態度也最虔誠，是帶著文化朝聖心理前往敦煌的。相比之下，絲綢之路的文物古跡雖在中國境內，但對其文化背景的研究，以及絲路文化在民眾中的影響，中國似乎遠不如一海之隔的日本。

不少專家談到，申遺只是手段，保護才是目的，但保護背后的文化研究更應該是我們對歷史文化傳承的重要責任。本次絲綢之路申遺成功，讓保護的重任提上日程，接下來，如何更好地進行深入研究，讓絲綢之路的文化內涵植根於國人心中，或許應當是我們需要考慮的更深層次問題。

（作者為著名詩人、文化批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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