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鷹憶張鍥：從淨土寺小院開始的四十年交往

我與張鍥的交往迄今整整四十年了。作協召開張鍥創作研討會，我因病住院不能參加，過意不去，隻好蜷縮於病榻之上，潦草寫下若干印象，聊表哀思和紀念。

文革后期韓瀚陪張鍥到我的淨土寺胡同家中來看我。我可能是第一個接待安徽人張鍥的北京作家。一來二去，他后來有機會常來北京，有心擺脫而難以擺脫“四人幫”的“三突出”、“高大全”那一套極左的束縛而苦惱。我們有許多共同語言，很談的來，我當時即感到張鍥是個有抱負，有志氣，有見識，也有才氣，必有前途的人。

文革結束后，拔亂反正，改革開放，張鍥住在北京人藝招待所寫作話劇劇本《祖國之戀》，到我家來的就更勤了，話題也更廣泛了，我由此深切的了解了他當年被打成右派之后長達二十年的困苦、屈辱的經歷與熱情堅毅的性格。張鍥很勤奮，他除了創作劇本還寫詩，也寫評論，他當時寫的評論老舍《茶館》的文章《葬歌，鏡子及其他——重看老舍同志的〈茶館〉》，評論曹禹《王昭君》的文章《還他一個笑嘻嘻的王昭君》以及他創作的詩歌《我們正在前進》、《黎明之歌》、《世界在望著中國！》都是經我手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張鍥走文學之路是不屈不撓的，隻要趕上好時代是一定可以破土而出的。我當時在人民日報文藝部工作，張鍥的詩文合用，就用了。這是我的職責，無所謂恩惠，但張鍥念念不忘。

1985年，作協召開四代會期間，有個晚上張鍥找我，對我說：“如果作協缺管后勤的人，我願意做這個工作。隻要能使光年、馮牧等同志可以從繁雜的行政事物中擺脫出來，集中精力考慮作協的大事，我犧牲一點個人創作是值得的。承擔別的任務我可能力所不及，但管管后勤搞搞行政自信能夠勝任。我有興趣也有一定經驗。如果有可能，我想到北京工作。”張鍥說的很誠懇，很實在。無論從思路，從語言，完全擺脫了小市民的庸俗習氣，充滿了急公好義的正氣與豪情，如此赤誠坦率，令我感動。當時作協正在議論書記處人選，對張鍥這也確實是他人生奮斗旅程中的一個難得的機遇。我當時剛被選入主席團，我認為自己有責任向作協推薦張鍥，這不光是為了張鍥，更重要的是為了作協。第二天早晨我去找張光年，談了張鍥的想法。光年同志說：“我不了解張鍥。你了解嗎？”我說：“我了解。”我如實匯報我與張鍥的交往和對他的認識。光年又詢問了安徽來的陳登科。隨后光年把這個問題鄭重提到主席團並獲得支持，張鍥於是成為新一屆書記處書記。當時光年、王蒙有個想法，省作協的負責人可以輪流進全國作協書記處工作一段，一批兩年。當時與張鍥一道進書記處的外地作家還有韶華和烏熱爾圖。他們兩年后均按時返回本地。隻有張鍥留了下來。張鍥一連當了五屆作協領導，是作協領導層中資歷最長的主要領導人。張鍥擔負作協領導工作，稱職而有成就。我感到高興，可以不必遭受舉薦失察之譏。

張鍥創辦中華文學基金會，是一個具有開創性的新事業和新領域，很見張鍥的膽識和魄力。當時光年他們忙於文藝界拔亂反正，開辟中國文學新時代。隻有張鍥首先想到了文學在新時期需要有新的運作方式需要與經濟相結合，需要利用市場規律增強作協自身的造血功能，以更有力的發展繁榮文學這些問題。張鍥很能干，他請來巴金與馬萬祺擔任會長，請來萬裡作名譽會長，他任副會長兼總干事，堂而皇之挂出中華文學基金會的牌子。隨即成立文學部力量不夠，請來剛從《十月》雜志副主編位置上退下來的張守仁任文學部顧問指導工作。實業公司、聲相公司，都是中國字頭，起手就不凡。張鍥鑒於青年作家出書難這一普遍問題，提出由基金會籌資出版“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每年十本，十年百本。想必會產生大影響。他請馮牧與我當編審委員會主任負責從書的編審工作。他與謝永旺出任出版委員會主任負責從書籌款出版。事關重大，盛情難卻，我不能推辭，同馮牧同志立即謀劃編審委員會，請來周艾若、崔道怡、高洪波、韓瑞亭、朱向前、張鳳珠、亞芳、秦晉、孫玉石、吳思敬、林莽、楊匡滿、張守仁、雷達、白描、馮立三、陶泰忠等，都是評論界一時之選。高洪波戲稱之為“教導團打沖鋒”。我一連干了好多年，直到前幾年才告老還鄉，現在張守仁、崔道怡、朱曉嶺還在一年一年的往下編，成績蔚為大觀，從1994年至今從書已出一百七十本之多，借二十一世紀文學之星叢書而成名者如胡平、何向陽、彭學明、石舒清、王開林等有數十人之多，均成文學棟梁。我會常常想起當年與張鍥等朋友們一道編輯這套叢書的往事，甚感快慰。當年在戒台寺審稿，白天看書，夜裡看世界杯，何等愜意！

張鍥以五屆作協領導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作協成就了一個真正屬於人民公仆的高尚的人格和一種艱苦奮斗的作風。他胸懷廣闊，顧全大局，忍辱負重，艱苦奮斗，團結同志，開拓前進，從不居功自傲，這在作協領導層中要屬佼佼者了。當然，工作做多了，擔子重了，也一定會有慮事不周，方式欠妥的地方。得罪人的事也在所難免。人無完人，對此不必多所苛責。否則求全責備，小題大做，甚至指鹿為馬，借機整人，隻會貽誤大局，也傷害了同志。在這方面，我們不是沒有教訓。

當年到我的淨土寺胡同那個小院來玩耍的，還有后來成為張鍥夫人的魯景超，景超與小院中我的鄰居女兒何紅雨是小學同班同學，與我的女兒小梅是同校但不同班的同學。三個女孩常在我家小院中玩耍嘻戲。我認識景超早於認識張鍥。景超十五歲時考入人民藝術劇院當了一名小演員，據景超后來的回憶文章說，她第一次登台朗誦的節目就是我寫的《井岡翠竹》。他稱我和我的老伴是“兩位善良的老人”，說她每天清晨常常在胡同口等著我和我一起步行十來分鐘乘104路去上班，還說我“耐心的”幫助他分析劇本，分析人物。不過這些往事我已記不清了。

張鍥進入書記處后全面的表現了他的出色的行政才能，蓋文採閣，蓋安定門宿舍樓，蓋作協辦公樓，蓋現代文學館，都是張鍥總其成，功莫大焉！他當年所說“管管后勤，搞搞行政，自信可以勝任”的話，不是虛話，確確實實為中國作協的現代化管理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這不是他一人之功，但功列首位，當無問題。漢高祖劉邦建國論功行賞，漢軍征戰天下而“供給無乏”乃蕭何之功，位列功臣第一，劉邦是歷代帝王之中最懂得經濟建設的特殊重要性的人，蕭何是憑借卓越的后勤保障之才安邦定國的第一位大宰相。張鍥在作協，庶幾近之。如果作協至今仍在沙灘的防震棚裡辦公，那該是多麼滑稽的情景！

張鍥既不是隻發空論的空頭政治家，也不是婆婆媽媽瑣瑣碎碎的事務主義者。他除了用實際行動倡導和貫徹作協為作家服務，為繁榮創作服務之大政方針外，他始終不忘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天職：但凡有一分鐘的空余，他都會繼續磨礪他的文學思維，用文學方式表達他對生活的認識、願望和追求。他進作協之前並成為他進入作協的鋪墊的“熱流”的創作開改革文學之先河，這應該沒有疑義。他的長詩《生命進行曲》等一大批優秀詩作把“祖國——母親”當作自己創作的“永恆的主題”以充沛的激情和激越的節奏，對祖國和人民的光輝歷史、民族精神以及美好未來作了動人的描寫和崇高的禮贊！這種直抒胸臆的傾訴方式是政治抒情詩的特點和優點，與過去那種極左的、空洞的沒有抒情主人宮的單純時代號筒，不可同日而語。張鍥詩中的自我形象，是一個帶有歷史新時期的時代色彩和濃厚中國傳統文化色彩的新的愛國主義者的形象。他的詩歌贏得廣大讀者的根本原因在此。

張鍥先是工作繁忙累的要死，后是重病纏身常年臥床，但他竟是在這焦頭爛額的情況下也不願放棄他的創作，而且還要寫的精雕細刻，激情澎湃，大氣磅礡，撼動人心！舊詩要合格律，新詩要講意象，還要在歌詠“祖國母親”這個重大題材上獨佔鰲頭，這談何容易！他是以時代斗士的姿態工作，是以心血澆灌的精神寫作，他是我們時代真正德藝雙馨的文壇勞模，是保爾·科察金和丹柯式的人物！

我為有張鍥這個朋友感到自豪。

張鍥一生有過人的成就，也有不堪回首的磨難。文革前多受屈辱可以理解，文革后頗多挫折令人感慨。張鍥是個樂觀主義者，他理想主義的寫詩，現實主義的生活。他的人生曲折傳奇，豐富多彩。他與景超的愛情是否發萌於淨土寺那個小院我不敢斷定，但兩人初次謀面的確是在這裡。淨土寺對我也是常縈懷念的一方淨土，對張鍥和景超的愛情而言，也真有可能是一種發祥的福地。人一生不可能盡如自己之所願，也不可能盡善盡美毫無瑕疵，能有一份憑自己的勞作和智慧建立起來的例如創建中華文學基金會那樣的永存的功業，有若干影響當代渴望傳后的詩歌和散文，有一份終生?守，不離不棄，相濡以沫的愛情和三五個彼此信賴、膽肝相照、風雨同舟的朋友，其實已經可以一生無憾了。比之有些人在位時趨赴者眾，而一旦辭官便門可羅雀，張鍥生前在位時有志同道合者與之一起前行，死后有眾人真誠懷念，而且能夠說出那麼多的美德和事跡，誠然是生而有幸了。

我懷念張鍥，並祝福他在天國能夠真正獲得在人間不曾獲得的安寧休息的權利。

2014年6月23日協和醫院病房

（作者為當代著名作家、詩人、兒童文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