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離開家后,母親帶著我一直在香港焦急地等候著他的消息。一個多月過去了,仍杳無音信,母親心裡非常不安,預感到父親出了什麼事,隨即向廣東省委報告了。廣東省委代理書記章漢夫已布置全力營救父親。母親非常思念自己的丈夫,終於有一天忍不住跑到柯麟同志的家裡,請他幫忙搜尋父親的消息。柯麟同志是我父親的戰友,當時在香港做地下工作。其實,我父親在入獄后就已感到凶多吉少,寫下兩封遺書,托獄中同情共產黨的人,把這兩封信帶到香港,轉交到柯麟和他的夫人陳志英手中。柯麟夫婦大約在十天前就收到了書信,並得到李碩勛犧牲的消息。他們知道我的父母是那樣的恩愛,不忍心將這個噩耗告訴我的母親。在我母親再三追問下,最后陳志英不得不將李碩勛犧牲的消息以及他留下的這兩封遺書交到我母親手裡。
第一封信是寫給陳志英的,信中說:“英姊:我本不識你,但我曾知你同我的妻子是朋友,故特寫一函存你處托轉她。我死不必念,務望代安慰她!!!並望托人照料她回家去!!!要她向肥兄處要數百元作路費回家,根本把兒子安頓好為要。勛托 九·十四” 。
第二封信就是我父親寫給母親的遺書:“陶:余在瓊已直認不諱,日內恐即將判決,余亦即將與你們長別。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為我過悲,惟望善育吾兒。你宜設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謀自立為要。死后尸總會收的,絕不許來,千囑萬囑。勛 九·十四”。這封遺書表現了父親對中國革命忠貞不渝和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氣概。他還囑咐我母親不要過分悲傷,“惟望善育吾兒”,當然就是指我了。
這封遺書,我母親一直沒有給我看,我只是從了解情況的老同志那裡聽到過一些遺書的片段。直到195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之際,我父親的好友、戰友李一氓在《新觀察》雜志發表了《革命先烈李碩勛》一文,詳細敘述了他短暫的革命的一生,同時公布了這封遺書,我這才看到這封遺書的全文。在這期雜志上,還刊登了朱德、郭沫若、周士第等同志緬懷李碩勛烈士的題跋。
后來,我的母親在國民黨的報紙上看到了一則簡短的消息:在海口捉拿了共匪要犯李碩勛,現已按照國民政府的決定,執行了槍決。我的母親十分小心地收藏著父親的遺書和這份報紙。直到1959年夏末,我妻子朱琳抱著大兒子小鵬隨母親一道,親自將原件交給了正在為國慶十周年布展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使之成為緬懷先烈、教育人民的珍貴教材。
不久,母親接到了中央的來電,指示我們先回上海,再商量以后怎麼辦。這時,我母親已經有了四個多月的身孕,行動已不是很方便。她帶著我從香港坐著輪船顛簸到了上海。到碼頭接我們的是陽翰笙,還有一位叫戚元德的女同志。當時戚元德在黨的一個外圍組織互濟會工作,任務是接濟一些黨內有困難的同志,比如說遇難同志的遺孀或是有危險的家屬。多年以后,我在延安遇到了戚元德。她對我說:當年在上海碼頭上接到君陶,她穿著一身黑色的衣服,挺著一個大肚子,手裡領著一個3歲多的小男孩,那就是你。我看到后感到十分的心酸和悲痛,兩人互相擁抱大哭了一場。
這就是我父親1927年離開上海,直到1931年在海口英勇就義的經過。新中國成立后,廣東省委和四川省委收集了大量我父親的革命經歷,而且編輯成冊,教育后人,在這裡我就不再詳細敘述了。
注:以上系人民網根據《李鵬回憶錄(1928-1983)》摘編,文字部分以正式出版的書籍為准。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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