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惜時如金 讀研時“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圖)

　　葉廷芳先生與楊絳先生

　　【編者按】

　　楊絳先生新作《洗澡之后》即將出版。值此之際，我們特邀楊絳先生當年外文所的同事——著名作家、翻譯家葉廷芳先生撰文，說一說他印象中的楊絳先生。

　　惜時如金

　　楊絳先生是我的同事和前輩，由於專業不同，原來接觸機會並不多。但“文化大革命”把我們的距離——空間距離和心靈距離大大拉近了：一是在維護丈夫(錢鍾書先生)和自身的個人尊嚴時讓我看到了她無畏不屈的精神風貌﹔二是在“五七干校”的兩年中她和我被編在同一個“菜園班”勞動、同一個“學習班”開會，可以說朝夕相處﹔三是她的唯一女婿在這期間被一場黑色政治風暴摧殘致死，而我自己也在這場莫須有的運動中蒙冤，內心悲憤，而與錢、楊伉儷發生共鳴。干校回來后，他倆被迫住在單位的一間辦公室裡，下班后我經常順便去看看他們，以盡量稀釋他們些許的哀愁。

　　幾年后，他們終於被“落實政策”，搬進了國賓館東側“南沙溝”一批新落成的“部級樓”。這下與我住的相距就很遠了，整整隔著一座北京城！而那時我的主要交通工具則是自行車，走一趟可不容易。更主要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位老人的聲望與日俱增，國內外的應酬應接不暇，何況兩位大學者對學術都懷著偉大抱負，“文革”中卻被剝奪了那麼多時間，如今又已進入老境，其心情之緊迫可想而知。因此我告誡自己盡量少去驚動他們。不難理解，整個上世紀80年代我一共隻去看望過他們三次。而在最后一次印象特別深刻：我敲門后，錢先生悄悄把門打開一條縫，一見是我，馬上卸掉門鏈，喊道：“哦，葉廷芳！好久沒有來了，快進來，快進來！”但當他高高興興把我迎進客廳后，他的第一句話卻使我頗為意外：“不過，很抱歉，今天隻能留你一刻鐘，一刻鐘！”他看我有些不解，馬上從案角上抱起一摞信件說：“你看，這些都是外國來的信件，都等著我回復……”我趕緊說：“我理解，我理解，一定遵守約法三章！看到你們二老都很健康，我已經很滿足了！”“寸金難買寸光陰”，錢先生對時間的珍惜，真是錙銖必較，我們這一代人都很難理解了。后來讀到楊先生在《我們仨》中憶及這點，說錢先生在清華讀研幾年連近在咫尺的頤和園、玉泉山都沒有去過！這更使我震驚，因為我自己在北大就讀時，每年至少去兩趟三趟！在惜時如金這點上，楊先生與錢先生也是完全合拍的，她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人。記得在地頭她曾對我們談起她的讀研生活：“那時我們真的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一吃完早飯，就躲進屋裡，隻顧讀書。”難怪這一對伉儷，不僅學問功底深厚，而且都扎實掌握幾門外語。

　　治學嚴謹

　　在錢、楊那裡，對時間的珍惜與對治學的嚴謹是一致的，決不拿時間換產量。記得在菜園勞動時，我們年輕人曾聊起翻譯問題，互相詢問一天能譯多少字。一般回答都是2000字左右。於是我不無好奇地問楊先生，等著她3000-4000字的回答。想不到她的回答卻出乎意料：“我想平均起來每天也不過500字左右吧。”她見大家愣在那裡，又補充說：“我翻譯其實是很慢的，我首先要把每段話的原意弄清楚，然后把每個原文句子統統拆散，再按照我們漢語的語言習慣重新組織句子，把整段話的原意表達出來。”用現在一句流行的話說，她追求“神似”而摒棄“形似”。怪不得讀楊絳的譯文，遇不到一般譯著中經常出現的歐式句子，甚至佶屈聱牙的譯文。經過語言的提煉，楊絳的譯文比一般同類譯文的字數要略少一些。楊譯的這一特長，恐怕多半得益於她早期的戲劇、小說乃至詩歌的創作實踐，練就了一手過硬的母語功底。就翻譯的風格而論，楊絳的譯法庶幾跟19世紀歐洲流行的一種譯風有關。當時那裡人們追求一種內容傳神而譯文地道，卻不拘泥於逐字逐句的真實。魯迅的裴多菲詩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堪稱這類翻譯的中國典范﹔匈牙利原文並非整齊的格律詩。

　　楊絳的翻譯主要是小說，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審美特點，即都屬於“巴洛克”風格，俗稱“流浪漢小說”。她譯的法國長篇小說《吉爾·布拉斯》、西班牙中篇小說《小癩子》和西班牙長篇巨著《堂·吉訶德》概莫能 外。巴洛克審美風尚盛行於17世紀，主要流行於以意大利、西班牙為代表的中南歐地區。它以一種“怪怪的”藝術風貌與當時在歐洲佔統治地位的典雅、庄重的“古典主義”相對峙，故被主流文學藝術史家們所排斥。直到20世紀它才被人們重新接納，甚至成為“座上客”。君不見德國格拉斯因寫了“新流浪漢小說”《鐵皮鼓》而榮登諾獎寶座。但在90年代以前的社會主義國家，巴洛克文學藝術依然是個禁區，以致那時我國自己編寫的外國文學、藝術、美學史書中，連“巴洛克”這個術語都很難找到！實際上在文藝復興式微以后，恰恰是“巴洛克”以巨大的創造活力打破了古典主義僅僅從形式和風格上繼承文藝復興的教條主義僵局，推動了文藝復興的創造精神在歐洲文學藝術中的繼續發展，並誘發了浪漫主義的產生和后來現代主義的興起。說起來多麼悖謬：儀態典雅、端庄的楊絳先生對那些像模像樣的“主義”一一扭過頭去，唯獨接受了這個“不修邊幅”的歐洲藝術的“流浪漢”，在周圍同行們普遍避諱“巴洛克”這個禁區的時候，她毅然闖了進去，一本接一本地翻譯了起來，不能不佩服她的藝術慧眼、膽識和勇氣！

　　楊絳先生在歐洲留學多年，有著過硬的英、法文功底，在她那個年代英、法語世界有多少重要的文學作品值得她去新譯或重譯啊，但她偏偏對《堂·吉訶德》情有獨鐘！是的，這是巴洛克小說的代表者。然而它的原文恰恰是楊絳還沒有掌握的西班牙語！而她又不滿足於通過其他外語去轉譯。於是年屆半百的她決心迎接這一挑戰：再學一門外語——西班牙語！經過20來年的學與譯，她終於攻克了她的翻譯生涯的最大堡壘——《堂·吉訶德》的西班牙語翻譯！為此西班牙國王親自為她頒獎。但楊先生並不以此為滿足，為使她這部扛鼎譯作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她“走到人生邊上”的時候，多少重要的工作等著她收尾，她卻仍以巨大的毅力將這部70萬字的巨著重新校訂了一遍。這使我想起德意志文化中一位哲人——卡夫卡的箴言：人的心中是不可沒有一顆堅不可摧的內核而存在的。這面鏡子又讓我們照見了楊絳先生不愧是學界典范的形象。

　　關愛后輩

　　楊絳先生《走到人生邊上》出版的時候，見到書名，我不覺一驚，產生一種急欲去看望她的情感沖動。於是選在她97歲生日的前幾天，給她打了個電話。我說楊先生，某某日我要路過南沙溝，想順便去看望您一下。她說：“你住得那麼遠，不要專門來看我﹔如果真的是順便的話，那就來吧。”

　　先由楊先生的生活助手或曰保姆引進客廳。不一會楊先生從另一個房間匆匆進來。隻見她穿著一身寬鬆的藍格子上衣，腳步輕捷，而且腰身挺得很直，一點老態的痕跡都沒有，我不禁為之一振：這哪裡像位奔百歲的老人啊！寒暄時她對我的家庭情況問得很細，不僅表現了老人對后輩的一向關愛，也說明她的記憶力絲毫未減。接著我拿出了我於兩年前出版的散文隨筆集《遍尋繆斯》送給她，其中收入了寫她的一篇散文《楊絳，外柔內剛的不屈女性》。我向她說明：這篇文章在報紙上發表的時候，題為《楊絳先生印象記》，后見到楊先生在送別兩位親人時所表現的從容與剛毅，聯想先生“文革”中面對不實之詞向造反派發出獅子般的怒吼……便改成這個題目。她情緒立即活躍起來，並立即翻開書認真看了起來。我及時拍下了這個鏡頭，並趁這當兒打量了一下這間客廳，依然是錢先生那時的格局：一張寫字台，一個書架，兩張單人沙發。我尤其注意了一下地面：還是以前的灰色水泥地，還是不鋪地毯。前幾年那裡的房管部門決定給這批“文革”中草建的“部級樓”免費裝修一下，結果遇到兩戶婉拒，楊先生這戶就是其中之一。

　　大概是2010年初春吧，一天在《文匯報》“筆會”欄上看到楊先生一篇隨感，叫《魔鬼夜訪楊絳》，覺得有新意，不啻是一篇“現代型的小小說”，便寫了幾百字的評點發在“筆會”的“回音壁”上。她看到后立即讓人轉告我，說“寫得極好”！不久，為紀念錢先生誕辰100周年，內地和香港有關出版社擬共同出一部《錢鍾書先生紀念集》，由丁偉志主編。但某些文章楊先生親自組織，並點名要我寫一篇。我唯恐不能勝任，但又不好拒絕，便以《錢鍾書先生的學者人格》為題寫了5000余字，請她過目，很快得到她的肯定：“寫得不錯麼！”得到她的鼓勵，我將拙文讓報紙先行發表。

　　前面提及“寸金難買寸光陰”的諺語，過了百歲的老人該是“尺金難買寸光陰”了！因此近年來再也不忍心去楊先生府上驚動她了。但每逢她的壽誕我都會寫封信，祝賀她又登上生命征途中的一個新的高地﹔過年時打個電話，贊美她在“人生邊上”創造出一道又一道奇異的新風景。值得讀者欣慰的是，她的“人生邊上”的邊幅很寬很寬，這樣的新風景我們還將有幸欣賞到很多很多。因為她迄今思維依然明晰，談吐依然清楚，記憶亦不見衰退——舉個例子吧：去年春節我打電話給她，沒想到她的第一句話卻是：“你現在還唱《克拉瑪依之歌》嗎？”天哪，楊先生自60歲退休以后，就再也沒有見她參加過本單位的春節聯歡會了，那麼她聽我唱這首歌至少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此事雖小，卻足以証實廣大讀者和知識界的福音——楊絳先生驚人的健康，正是：夕陽無限好，何須慮黃昏！　　葉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