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集體罹患現實寫作焦慮症

　　◎霍俊明（中國作協創研部）

　　作為中國最具爭議的小說家閻連科一直受到海內外媒體的關注。邱華棟最近在肯定閻連科和余華小說的現實精神的同時也指出，《炸裂志》、《第七天》因為迎合國際市場而在寫作態度上發生了變化，“中國作家很容易原諒自己”。而我想提請大家注意的是，西方評價話語與本土評價話語之間的區別。

　　在國內，閻連科被譽為“中國的卡夫卡”、“荒誕現實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大師等等。中國的評論家稱《丁庄夢》為“中國的《鼠疫》”、“中國笛福的《大疫年紀事》”，《年月日》被譽為中國版的《老人與海》。這實際上是文學評價和傳播、譯介交互的不對等狀態造成的。這體現出來的是中國文學在“走出去”過程中的極其不自信，媒體和評論家西方情結淋漓盡致。這不僅體現了批評家們的失語和批評的無能，也體現了在世界文學體系下的本土焦慮。

　　先鋒文學到今天已經快十四年了，而很多小說家的身后卻仍然站立著西方文學大師們的身影，本體身份和本土寫作仍然沒有真正完成。

　　當前很多所謂的漢學家並非真正深入理解中國文學場域，而他們所攜帶的“國際話語權力”卻導致了很多中國作家在世界文學和全球化幻覺中過於依賴於這些漢學家的評價標准和口味。這難道不是本土寫作的悲哀嗎？難道不是漢語的悲哀嗎？即使在漢語創造力極強、想象力超群的文體小說家（如索源體、絮言體）閻連科這裡，也仍然有著“世界性文學的焦慮”。需要追問的正是，為什麼中國小說家的身后總是站著西方作家的身影？

　　我還注意到同一題材在不同文體那裡體現出的時間差問題。比如，艾滋病題材的小說，《丁庄夢》出現於2006年，而實際上在2004年70后詩人沈浩波就寫出了《文樓村紀事》。同一題材的作品，在小說家和詩人那裡，在小說評論家和詩歌評論家那裡類似於絕緣體一樣自說自話。我希望寫作者和評論者多對此現象進行“溝通”和“互文性”閱讀，這無論是對於寫作者和評論者而言都是有益的。

　　日前著名漢學家葛浩文對中國作家過於依賴現實的批評我倒是很認同。當下中國作家對“現實”和講述“中國故事”投入了空前的熱情，閻連科等中國作家對現實主義不滿與批判，小說家集體患上了現實寫作的焦慮症。似乎，傳統意義上的“現實主義”的寫法和精神在今天的小說家那裡都失效了。他們在尋找處理“現實”的新途徑以及文本自身的邏輯。而無論是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 ”，古巴卡彭特爾的“神奇現實主義”，還是閻連科的“神實主義”都構成了一些特殊國家本土作家寫作的文學史譜系。請注意三者背后的民族和國家特征，文學的政治地理學仍然是值得談論的話題。但是，我仍然想追問的是一般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寫作傳統在當代中國真的就無效和死亡了嗎？當年魯迅、沈從文、趙樹理、柳青、路遙、陳忠實的寫法還有沒有可能進一步延續？鄉土寫作的可能性是什麼？此外還有鄉土小說經驗對當代小說家的挑戰。當下很多鄉村寫作表面上看是涉及當下和歷史的，實際上卻只是停留於歷史經驗，真正的當代性的鄉村書寫仍然缺失。也就是說鄉土小說的當代性非常不足，更多的是仍停留於現代鄉土文學經驗，區別在於只是手法上不斷更新罷了。

　　此外，對於像閻連科這樣的“先鋒作家”而言，當先鋒的方法論不再是問題，那麼以什麼材料來構筑文本就顯得格外重要（典型的例子是歐陽江河的長詩《鳳凰》和徐冰的裝置藝術《鳳凰》之間的差異）。尤其是在新媒體時代，各種令人震驚的、超出了作家想象力極限的新聞現實的語境下，小說材料以及作家對材料的理解和重構就顯得格外重要且具有超出以往的難度。對現實的理解和處理方式（更多的是仿真性現實、倫理化現實、道德化現實、社會化現實，相應缺失的是文本性現實、語言性現實、精神性現實和想象性現實），重構文學的鄉村和鄉村的文學，如何呈現看不見的現實和看不見的歷史，小說的能見度問題，這仍然是閻連科等作家必須正視的精神現實和寫作現實。閻連科多年來的寫作給中國文學帶來了不斷的震撼性的啟示——最荒誕的最真實，最抽象的最真切，最寓言的最現實。他的殘酷敘述，苦難想象，癲狂和病症修辭（性病，艾滋病，男人的早死病），小說家的“醫生”身份，惡心抒寫，狂歡的寓言化細節，荒誕性的奇觀與獵奇，身體的政治學，方言性寫作都呈現了近乎百科全書式的能力。這種“非正常”的震驚式閱讀效果仍離不開政治寓言抒寫的情結。一定程度上，性欲和政治仍然是中國讀者的閱讀欣快症和小說家的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