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可揚：悠悠的鄉愁和永遠的木刻精神

今年的8月21日，是著名版畫家楊可揚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的紀念日，楊老生前戰斗的地方——上海、他的家鄉——浙江遂昌、首都北京等全國多個地方舉辦不同程度的多場紀念活動。記者本人也用特殊的表達方式，紀念這位受人敬重和懷念的用木刻版畫戰斗一生的共產主義戰士。

不經意的翻閱牽手版畫大師老鄉

2003年，曾經是讓國人記憶的年份，那場“非典”病毒的侵擾也讓繁忙的記者本人不時有空躲在家中悠閑地翻翻畫冊。這無意的舉動，卻引來一回回不尋常的好事和記憶。

早在2002年11月間，受著名柑橘專家、衢州農業部門領導方培林的邀請，記者前往採訪在浙江黃岩舉辦的全國柑橘評比會，在會議結束時，帶回了《橘鄉黃岩美術書法作品集》。

曾被束之高閣的畫冊，半年后卻被翻出了驚奇：該書的作者介紹一頁中，排在啟功之后的第二位作者是一位九旬老人——著名版畫大師楊可揚先生，居然還是浙江遂昌的老鄉。這一意外發現，迅速傳達給了當時正在策劃“遂昌三墩文化村”的文化人士金光軍，他也疑惑：已有十來年沒聽說過了，保不齊已不在了……

之后，我們各自在北京、浙江兩地分頭行動。記者本人負責通過上海的關系電話尋訪、浙江的金先生組織青年藝術家籌備拜訪祝壽作品。最后，在我們的張羅和帶領下，2003年9月21日，三位遂昌籍的青年藝術家湯建華、王文賓、賴昌平，分別帶著黑陶、青瓷、書法藝術作品，組成“民間五人祝壽團”，像朝聖般地，懷著激動又誠惶誠恐的心情共同前往上海，拜訪90歲高齡的版畫藝術“泰斗”——和藹可親的楊可揚老先生，討教藝術創作。《人民日報市場報》報紙版面隨后及時做了新聞報道。

那次行程的目的：一來，幾位楊老家鄉的文化青年，看望和祝福這位逐漸消失在家鄉人民視野的文化名人和老革命﹔二來，也是想請從家鄉走出來的藝術大家楊老指點指點青年人的作品。當時，考慮到老人年事已高，在短暫的會見時間裡，較快地讓楊老逐一指點了作品。拜訪結束前，楊老給每位年青人拿出了提前書寫和准備的作品：一幅1963年創作的曾風靡一時的木刻版畫原作——《雷鋒》﹔另外的幾幅書法作品“真”、“善”、“美”、“壽”等分別贈送給大家，作為老鄉初見留念。

十年后的今天，我們再細細欣賞作品，油然而生對楊老的人品深深表達敬重和懷念之意。正如：上海魯迅紀念館館長王錫榮所說的“楊先生值得稱頌的是他的人格高尚、寬厚仁愛、無私利他、謙虛低調、公允持正等優秀特征”。

正是楊老作為魯迅所倡導的新興木刻運動的創作者和推動者，是魯迅先生“木刻精神”的傳承者，他青年時代開始具有的一股正氣，其真善美和剛正不阿的特質已植入在楊老的一生當中，並且，特別是在他晚年的生活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時而有意無意地影響著后人。今天的社會，需要更多像楊老一樣的德藝雙馨的藝術家們，用優秀的作品鼓舞人，讓聖潔的藝術之花盛開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淨化人們的心靈，使正氣之風盛行整個社會。

從2003年9月的首次拜訪后，記者本人成了楊老家裡和他活動中的常客，有時還自費往來於京滬浙三地，採訪報道或看望老人：

2003年9月28日，時任浙江省遂昌縣縣長李一飛（現任職義烏市委書記）、縣委宣傳部長尹建中等帶隊赴滬參加浙江麗水（上海）名優特產品展示會，在幾位文化青年老鄉帶路下，前往楊老家中看望家鄉在滬的藝術大師﹔

2003年10月11日，上海美術家協會、上海美術出版社、上海魯迅紀念館聯合舉辦慶祝著名版畫家楊可揚90華誕的《楊可揚90回顧展》，時任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龔學平出席。上海電視台記者楊明之曾經出鏡報道該新聞。那次活動中，記者本人算作惟一的家鄉人代表﹔

近十年的時間裡，幾次途徑上海時，都慰問可揚老人……

手握木刻刀的共產主義戰士

出於記者職業的敏感和對楊老的鄉情，記者本人多年來廣泛採訪楊老和他身邊的人士，並且研讀了大量關於魯迅先生倡導的“新興木刻運動”的資料和書籍。楊可揚應該是當年活躍在滬浙閩贛地區的一位新興木刻運動干將和主要負責人之一。

楊可揚，於1914年出生在浙閩贛三省交界區域、浙江省遂昌縣境內的九龍山深處，自幼酷愛繪畫。楊老在生前和記者本人的幾次見面時，他都提及過：幼年時，是用家長大人們從衢州城裡帶回的舊報紙上的香煙廣告、火柴盒貼畫和石印小畫冊等，作為初學時的教材來“照樣子畫畫”。

青年時代的楊可揚棄教（縣立小學老師）從商、胸懷養蜂實業報國失利后，前去寧波合伙經營小書店，並於1935年初秋考入由何成濬、於右任、蔣百裡、徐朗西、史量才、徐悲鴻等名流組成校董會的盛極一時的上海新華藝專，承習豐子愷社會生活漫畫，后因學費問題而告別短暫的大學求學生涯，游走於滬杭甬等地。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開始，在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先生指引下，全國多地的新興木刻運動風起雲涌。深受木刻藝術感染的熱血青年楊可揚，於1936年秋冬在上海，師從畫家馬達先生轉習木刻版畫，積極從事進步木刻運動。（注：馬達先生，是魯迅先生倡導下的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開拓者之一。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當年赴武漢組織“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翌年，又赴延安任教於1938年由毛澤東、周恩來領銜創立的魯迅藝術學院。是“延安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1938年底，楊可揚前往浙江淤潛縣（早年已撤縣，現歸屬臨安市）鶴村，參與進步報紙《民族日報》的籌辦工作，並且從孫中山先生手跡中遴選“民族日報”四個字制作了報頭的木刻模版。1940年冬起，與鄭野夫先后在浙江麗水、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赤石經辦中國木刻用品合作工廠，從事木刻用品生產，編輯出版了版畫講義、《木刻藝術》等書刊，堅持將新生產的木刻刀連同油印的講義和刊物郵寄給全國函授班的學員（注：當代著名畫家黃永玉便是當時的學習者之一），致力於推廣戰時的木刻運動，曾有效地壯大了全國進步木刻隊伍，成為當時一把抗日的利劍。1942年5月，就任“中國木刻研究會”理事。

1946年5月，"中國木刻研究會"遷回上海，改名為"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由李樺、野夫、王琦、陳煙橋、楊可揚、邵克萍、趙延年等負責各項事務。楊可揚以高票當選為常務理事並專職駐會辦公，全力主持全國木協的日常工作。當年，與其他同行負責籌辦了於“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第十五周年罪惡日舉辦的規模盛大的“抗戰八年木刻展”。

中華全國木刻協會還在當時的上海，由中共中央上海局所派總編輯，借蘇聯塔斯社上海分社名義出版的中文報紙《時代日報》出版《新木刻》周刊。該《新木刻》周刊，先后由李樺、楊可揚負責編輯，專門發表有關木刻的作品和論文。

1949年后，楊可揚專事美術編輯出版工作，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和上海版畫協會的創建人之一。

楊可揚老人在自己八十多個春秋追求藝術創作的歲月中，不管是年青時，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策劃與主持的無數版畫活動，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圖書出版工作之余，都曾創作了大量具有鮮明個性和獨特藝術風格的版畫作品，他的作品曾多次參加國內、國際重要的美術展、版畫展，不少作品並獲重要獎項。

其具有影響力和代表的作品有：《孤兒寡母》（1943年）、《張老師早！》（1944年）、《八路軍》（1949年）、《雷鋒》（1963年）、《江南古鎮》（1987年）、《鄉間四月》（1996——1998年）、《上海您好》（1996—1998年）、《浦東之春》（1999年）等。楊老的許多作品被中國美術館、上海博物館等國內國際美術機構及個人收藏。至今，出版有連環木刻《英英的遭遇》（曾在1948年的《大公報》上連續發表）、《可揚版畫集》、《可揚藏書票集》等多部有影響的專著。

1985年，在楊老的倡議下，成立了上海版畫會，團結、凝聚與組織上海廣大版畫家參加了一屆又一屆的全國、國際版畫及藏書票展覽。

1991年，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版畫家協會聯合向年近八旬的楊可揚老人頒發了美術最高獎之一的“中國新興版畫杰出貢獻獎”。

據楊老的兒子、知名美術家楊以磊介紹，1984年已年屆70周歲的家父開始熱衷於微型版畫作品——藏書票的創作，20多年中，藏書票成了他版畫創作中的重要體裁。2009年，96歲高齡的楊可揚老人在欣聞2010上海世博會舉辦之際，激情創作了一幀木刻版畫藏書票作品《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以表達他對精彩世博的美好祝願，這是可揚老人創作的最后一幅藏書票作品﹔在這一年當中，可揚老人還創作了他藝術生涯裡的最后一幅版畫作品《百合》。在這些智慧和體力結合的木刻作品裡，記者感受到一位敬愛的長者，那依然具有的勃勃生機與浩然正氣的品格。

低調的人生彰顯的是英雄本色

據悉，2008年在上海舉辦的許廣平同志誕辰110周年紀念座談會上，九旬老人楊可揚在會上才透露出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魯迅先生1936年10月在上海去世后，當時年青的楊可揚以青年木刻家的身份，成為魯迅夫人許廣平和中共中央特派代表馮雪峰的中間聯絡人。那些年間，許多活躍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受到中共中央的很好領導和保護。

楊老的女兒——上海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副教授楊以平曾經向記者介紹過：2009年，經一位攝影朋友一次基層採風時的意外發現，才有機會讓他們作為子女的知道，一向做人低調的父親在腥風血雨的年代裡，所經歷的一段從未提及的地下革命歷史——1938年春夏，楊可揚等在當時的浙江省政治、文化、經濟中心——金華，經《浙江潮》編輯部的中共地下黨員翟毅介紹，加入中共外圍組織 “民族先鋒隊”。1938年底，受中共浙江省委委派以中共地下黨的身份，在浙江鶴村《民族日報》社開展工作，當時兩年之后，因受到當時國民黨特務的懷疑而轉移，前去《浙江日報》社的前身——當年抗戰進步報紙《東南日報》社和進步刊物《動員周刊》、《浙江婦女》、《合作前鋒》、《浙江潮》等報刊社參與美術、文藝副刊等編輯工作。

2009年10月1日出版的《今日臨安》報整版報道中提到，楊老在子女們的陪同下，邀請了《民族日報》社改組后的第三期人員、著名作家張抗抗的父親——八旬老人張白懷一起，於當年9月18日回訪《民族日報》社舊址紀念館。據該文章作者浙江天目山旅游公司領導成員盛中成曾經向記者介紹，楊老參觀時回憶起：1939年3月，周恩來同志下榻天目山留椿屋時，曾乘夜色前來離住地十幾公裡外的鶴村，秘密會見設立在《民族日報》社的中共浙西特委的主要領導人，並“面授機宜”，這事包括楊老在內的隻有兩三人知道。2009年那年已96歲高齡的楊可揚老人，在回訪臨別時深情地寫下了：鶴村是我一生事業的起步點。

記者由衷地對於楊可揚老人健在時的淡定和沉著的人生態度深表敬意！他無論在失學遭遇、革命年代以及后來的任何歷史時期，這位藝術家、革命者所具有的冷靜作風，使得他健康地度過了近百歲高壽的幸福生活。

悠悠的鄉愁抹不去的是故鄉情

早在1993年，應時任遂昌縣長江華東的邀請，楊可揚老人在八十虛歲那年曾回過闊別多年的浙江西南部山區的老家，並與家鄉親友們有過一陣緊密的聯系，同時，遂昌政府部門有意建立楊可揚版畫紀念館（此事，由於后來的人事變動，便失聯了）。

十年后的二十一世紀初期，記者本人和以金光軍為首的楊老浙江老家的文化人士們，在遂昌縣委、縣政府的幾位主要領導的關心下，逐步促成了2004年6月的可揚大師回故裡捐贈版畫、藏書票等作品共177件珍藏品﹔為家鄉部分地方和企業題詞、寫字﹔指導當地青年藝術家們的創作等活動。

2003年、2004年那兩年間，當地電視台輪番播出這位版畫藝術大師的事跡，版畫藝術之花盛開在九龍山之谷。這樣一來，楊老家鄉的政府和許多親朋好友，又和這位已被逐漸遺忘的“遂昌老鄉中的文化巨人”恢復了頻繁溝通、聯系。楊老上海的家屬曾對記者表示：剛開始，非常不解於家鄉人民恢復了十來年的失聯狀態，原來，功歸於老家一群文化人士的熱心行動。

青年黑陶工藝師湯建華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自從2003年9月成功拜訪后的幾年間，和楊老有過多次當面聆聽教誨和書信討教的機會，大師已然成為他本人藝術創作中的指路航燈。

幾位當年熱心祝壽的楊老家鄉的文化青年人士，由於給年幼的子女創造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家庭文化藝術氣氛，甚至與半個世紀前的文化名人能有交流機會，這樣的氛圍，一般家庭想都想不到。近一兩年來，他們中有幾位小孩已順利考上中國美術學院，走進神聖的藝術象牙塔中學習、深造。

2010年5月31日，楊老女婿、知名美術家張子虎把楊老不幸逝世的噩耗傳來北京，隨后寄來了九天后的追悼會通知書。記者本人也及時向中共麗水市委、遂昌縣委和臨安市等黨委、政府部門的領導同志，以及幾位重點人士做了傳達、通報。陳建波、葛學斌等麗水市、遂昌縣有關領導和業余作家盛中成、駐滬家鄉代表陳榮標等人士積極響應，代表政府或以個人名義，用送花圈、參加追悼會等不同的方式來悼念這位杰出的版畫大師。

那年的幾天后的6月8日，記者本人和這些年來為楊老的事積極牽線搭橋的文化人士金光軍，在上海龍華殯儀館共同扶棺，隆重為楊老送上一程。當晚晚宴時，記者本人試探地詢問：是否可以在等銅像雕塑完成安葬時分出一半骨灰送回老家安葬，也算緣老人家落葉歸根之意。這個提議，經過一番討論，得到家屬們的一致認同和贊許，同時，答應爭取讓上海方面多塑一尊銅像贈送給家鄉人民。

后來，在楊可揚逝世一周年的時候，家鄉人民隆重恭迎楊老的部分骨灰和銅像。楊老“他”回家來了，從此，浙江西南部九龍山附近的山谷裡，又多了一條從上海灘回家的“大龍”。

近十年時間的交往、十多年的記憶，楊可揚先生以一位老鄉、一位共產主義戰士、一位值得敬重的高尚人士、一位永遠活在許多人心中的木刻藝術大師，走進記者本人的心中：

百年可揚

版畫功臣傳魯迅精神效力民族被稱泰斗

鄉情友情承革命情懷關愛后人無不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