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曾為《明報》寫時評專欄 用筆名“徐慧之”

　　上世紀60年代金庸長期在《明報》寫時評專欄，名為“明窗小札”，用的是“徐慧之”的筆名。

　　金庸曾視《明報》為其畢生的事業，其作為《明報》靈魂的時評也久負盛名。近時推出的《明窗小札1963》兩卷(金庸著，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年8月版)，就是計劃中四冊的第一冊。

　　我翻讀一下，總的印象是：文字清通，見解平正，可謂報紙評論的典范。

　　首先應介紹的，是全書第一篇《明辨是非積極中立》，這可以說是一則宣言，表白了金庸及《明報》基本的新聞立場。“積極中立”何謂？就是“站在中國人的愛國立場，對中共和國府的施政一視同仁地對待，凡是有利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贊揚之，有害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反對之。如果國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發生矛盾之時，我們以老百姓為重”。這種保有獨立而又不流於偏激的態度，是很可取的。

　　金庸評論時事的主題，有中國的，有國際的，有政治經濟的，有社會文化的，有世情的，有人物的，幾乎無所不包。若隻著眼於當時的事件，這些評論自是過時的，但從史料的角度去看，這些評論卻往往極有價值。

　　《葡萄牙大捧中國人》一篇寫到，中印戰爭之后，全世界最得瑟的居然是葡萄牙﹔原來，此前印度攻佔果阿，驅逐了原來殖民的葡萄牙人，如今中國擊潰印軍，等於為葡萄牙人“出了一口鳥氣”也———這就跟太平洋戰爭時日本人將大英帝國軍隊打得丟盔卸甲，印度人也偷著樂一樣。這些政治細節，我們今日幾乎完全遺忘，簡直稱得上歷史秘辛了。

　　總的說來，作為評論家，我覺得金庸屬於見解通達的類型，而非思辨深刻的類型。

　　金庸眼觀六路，對中外政事、古今人情都有廣泛的認識，有此格局，加上其中國史素養，才成就了他的武俠小說———應當說是武俠歷史小說。而這種格局的得來，多少也是跟他的時評寫作經驗有關的吧。

　　(原載《南方都市報》，本報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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