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憶薛岳：平時隻有三套衣服 簡朴得像個老農/圖

　　薛岳為出版的叢書題字。

　　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美國總統杜魯門授予薛岳的“自由勛章”。薛昭信供圖

　　薛岳在江西主持受降儀式，日方獻上的軍刀。支撐軍刀的刀架即為“黑龍頭”。

　　4月29日，薛岳兒子薛昭信在台北辦公室中。身后牆上挂著他赴美求學前父親送的“誠”字。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4月9日，方先覺的兒子方略懷念童年生活，離開西班牙回到湖南衡陽生活。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人物小傳

　　薛岳（1896年－1998年）

　　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廣東韶關樂昌客家人，抗日戰爭時任第九戰區總司令，國民革命軍一級上將，曾在抗日戰爭中取得多次對日作戰勝利，被認為是“抗戰中殲滅日軍最多的中國將領”。

　　薛昭信（62歲）

　　抗日名將薛岳的第七子，1953年生，美國南加州大學建筑碩士，台灣杰出建筑師。

　　薛維忠（75歲）

　　薛岳的侄子，1940年生，台灣大學經濟系畢業，美國麻省大學數學統計研究所碩士。曾任“交通部”運輸計劃委員會統計處副統計長、“行政院”經建委管制考核處處長、中央銀行國庫局局長等職。

　　紀念館

　　戰利品“日本黑龍頭”

　　薛岳過世后，家屬整理遺物，沒有什麼財產，但其獲得的“青天白日勛章”、美國總統杜魯門頒授的“自由勛章”保留完好。在薛岳的遺物中，還有一對頗小巧類似鹿角日本軍刀刀架，名為“日本黑龍頭”，這是薛岳在長沙會戰時從俘虜的日軍將領處所得。

　　薛岳兒子薛昭信說，父親在長沙會戰后，專門將這件戰利品擺放在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以告慰戰死的先烈。薛岳為其題字：“三戰長沙三大捷，留此俘品慰先烈。”

　　嘉義縣竹崎鄉地處阿裡山腳下。薛岳到台灣后，在這裡隱居了四五十年，但他從未登過阿裡山。

　　薛昭信記得，有一次當地裡長曾邀父親游覽阿裡山。薛岳說，大陸的大山大河見得多了，台灣的小山小水有什麼好看。

　　提起童年時光，薛昭信仍覺得父親與別人的父親不一樣。對於他們這個有9個子女的家庭，薛岳管得甚少，“感覺我們小時候跟沒有父親一樣。”他總是一個人枯坐在那裡，對孩子們不管不問。

　　“我父親腦筋裡隻有國，沒有家。”

　　薛岳修建的寓所很偏僻，離縣城有10多公裡。村子與外界僅有一個小木橋連接，一旦遇上山洪沖斷木橋，便與外界隔絕。薛昭信說，父親晚年想把自己“埋”在這裡，放下國家大事，但實際上他並未做到，父親的一言一行都與國家有關。

　　1996年，《一寸山河一寸血》紀錄片攝制組來到竹崎鄉採訪薛岳，請他講長沙會戰“天爐戰法”。當時101歲的老將軍聽和講都已不甚清楚，但記憶絲毫不減，且興致勃勃。

　　制片人陳君天回憶，那天老將軍講完長沙會戰，起身走到書房，用一張十行紙寫幾個字送給攝制組。他拿紙時手抖抖的，紙上寫著“精忠報國”4個大字。

　　“100歲的退役將軍，半輩子在默默無聞的平淡中生活，還念著精忠報國，使人聞之涕下。”陳君天說。新京報記者 涂重航 台灣報道

　　隱居山野胸懷國家

　　薛昭信兄弟姊妹9人當中有幾人幼年都在嘉義長大。

　　他們小時候為生活在偏僻的農村叫苦連天。村裡沒有小學和中學，他們上學都要走路到縣城。薛昭信讀書后去台北，才發現台北的繁華，他一度對父親不選在台北安家而感到不能理解。

　　讓薛昭信不理解的還有父親對子女的態度。

　　薛岳對孩子們的生活、學業從不過問，更不會接送子女上學。他平時極為嚴肅，不苟言笑，也令孩子們敬而遠之。

　　薛昭信說，“幾個姐姐很早就被送出去讀書，她們曾說自己像是沒有父親的孩子。”他記得，隻有他們做錯事，在外闖禍，父親才會拎起棍子打。

　　薛昭信說，父親律己很嚴，他年輕時嗜煙，晚年時說戒煙，當即斷掉，再無復吸。

　　薛岳在竹崎的生活也保持著軍人規律。他每天凌晨四點起床，在院子裡打太極拳，然后習字、看書。晚上七點上床睡覺。一日三餐也敲鐘吃飯。他平時隻有三套衣服，自己洗衣、疊被鋪床，簡朴得像個老農。

　　等長大懂事，薛昭信才理解父親內心的想法。

　　薛昭信說，那時大陸過來的人好像都以為只是短暫住一陣子，還是要回去的。所以父親選了個能夠修心養性、自我反省的地方。一方面脫離政治，讓蔣介石放心﹔另一方面父親在此面壁思過，為撤離大陸而自責。

　　撤退台灣后，薛岳擔任“總統府”軍事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但那都是有名無實的虛職。上世紀80年代，薛岳給蔣經國寫信指出，“光復大陸”已不可能，建議裁撤“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更名為“國家統一委員會”，以推動兩岸和平統一進程。

　　薛昭信說，在那個時代，父親能提出這個建議，也是很超前的。他雖然隱居幾十年，也一直沒有放下國家。

　　薛家人多“不懂圓融”

　　薛岳三弟薛仲述的兒子薛維忠，曾跟薛岳一家住在一起。他是薛岳最親近的一個侄子，小時候深得薛岳的喜愛。

　　薛家五兄弟一直沒分家。薛岳是名副其實的族長，擔負著照顧大家族的責任。

　　“大伯脾氣倔強，不懂圓融，這點也是我們家的遺傳。”薛維忠說，薛仲述也是一名職業軍人，跟著薛岳打仗，官拜中將。他們家當中，多數都與大伯和父親薛仲述一樣，都隻會做事，但不通政治。薛維忠認為自己“嫉惡如仇”的性格也來自於大伯和父親的遺傳。

　　薛岳也是少有的敢頂撞蔣介石的幾名國民黨將領。

　　據台灣作家許之遠說，他曾親自向薛岳証實：薛岳奉命從海南島撤兵回台灣，還為此事與蔣爭論﹔離開時，他的披衣不慎碰倒一個花瓶，但薛岳頭也不回走了。

　　連令薛岳揚名海內外的長沙會戰，也是其與蔣介石以死抗命，“吵架”吵來的。

　　“經過宋美齡在中間調停，蔣介石才同意大伯在長沙打。”薛維忠說，大伯的原配夫人方少文與宋美齡是拜把姐妹，她們都是海南文昌人，所以大伯與宋美齡關系也非常好，他的很多話都是通過宋美齡傳的。他和蔣介石鬧矛盾時，宋美齡也從中做了很多工作。

　　潛讀典籍體悟寬恕

　　在薛昭信的記憶中，父親很少同他們講自己萬家嶺大捷、長沙會戰等輝煌戰績，但他偶爾會在飯桌上講早年他跟隨孫中山先生的經歷。

　　后來薛岳人稱“百戰將軍”、“中國戰神”。薛昭信說，父親會打仗，除時勢造英雄外，還與孫先生早期的教導分不開，父親很多理念和觀念都有孫先生的痕跡。

　　“父親曾說，帶兵如水桶裡裝水，桶是方的，水就是方的，桶是圓的，水就是圓的。”薛昭信說，父親曾說，作為將帥，要先做人，將軍什麼樣，帶出的兵就是什麼樣。

　　到台灣后，薛岳刊印幾套《詩經》、《曾文正公集》、《孫子兵法》等傳統書目，潛心閱讀。在薛岳印的《詩經》扉頁，恭錄了國父遺墨，並用草書寫下“詩經可以養心養性，可以為善為忠，可以移風易俗”。

　　薛昭信說，父親隱居期間最喜歡練字，摘錄論語、詩經裡的句子。但他練完就將字燒掉，薛昭信說，父親年輕時一直打仗，養成習慣無論是機密文件的還是平常的習字，都會燒掉。

　　因此薛岳的遺物並不是很多。再加上他一生簡朴，沒多少東西留下。以至於如今樂昌九峰老家想建一個薛岳博物館，家屬們也沒有資料可拿。薛昭信說，他們如今正讓各家慢慢收集父親的遺跡，准備建一個薛岳網絡博物館，供后人瞻閱。

　　薛岳九個子女中，女兒名字中間都有一個“敬”字，男兒名字中都有“昭”字。五個女兒名為“平、國、仁、德、民”、四個兒子名字為“明、漢、信、恕”。

　　薛岳的下屬曾跟薛昭信笑談，他父親之所以給他取名為“信”，意思是銘記蔣介石“失信”，不該讓他棄守海南島。薛昭信的九弟名為“恕”，意思是薛岳反思和自省后，開始對蔣介石的做法予以“寬恕”。

　　一家逃不了忠孝信義

　　“他們那代人很講四維八德。”薛維忠說，大伯給他起名為“維忠”，給另外一個侄子起名“維誠”。嘉義縣的舊宅，薛岳也將其起名為“忠恕?”。

　　薛岳的傳統觀念也影響著后輩們。

　　薛昭信在台大念完建筑后又赴美國南加州大學攻讀建筑碩士，畢業后在美國工作。

　　上世紀80年代，薛岳患前列腺癌一度身體很不好。薛昭信認為自己那時必須回來照顧父親。“否則會做噩夢。”

　　回到台灣，薛昭信結婚成家，並成為台灣知名建筑師。“可能是沖喜的緣故，父親后來身體恢復的很好。”

　　薛維忠的女兒薛一心如今在大陸工作，擔任春暉博愛兒童救助公益基金會的執行長。薛維忠說，女兒以前是美國百事可樂公司的中國區總裁，而現在放棄高薪轉做公益項目。

　　薛維忠說，他們薛家的后輩們受大伯的影響，一生都逃不脫“忠孝信義”，女兒的民族觀念比他還要深。

　　薛岳到台灣后很少流露對大陸故鄉的眷戀之情。隻有在他近百歲時，有一次薛昭信去深圳出差，薛岳給他寫了一個地址，說這是他們當年廣州的舊宅，可以去看看。

　　后來薛維忠走訪大陸，帶回韶關的白辣椒，薛岳嘗著家鄉的特產，才講出一句，“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再回故鄉。”

　　人物小傳

　　方先覺（1903年-1983年）

　　安徽蕭縣人，黃埔三期畢業，國民革命軍二級上將。第三次長沙會戰期間，任第十軍預10師師長，率領部隊堅守長沙城。1944年6月至8月，方先覺率1.8萬余將士堅守衡陽47天，此役也是國內戰場最慘烈一役。

　　方略（84歲）

　　方先覺長子，曾赴美留學，並在西班牙定居，從事外貿多年，現回到湖南衡陽。

　　衡陽守城戰主將后人的變奏人生

　　衡陽市距離南岳古鎮4公裡處有一座忠烈祠，裡面供奉著抗戰期間犧牲的國軍將士，張自忠、郝夢麟、佟麟閣、趙登禹都有單獨的碑位。

　　“如果方先覺在那場戰役中犧牲，我想也會被供奉進去。”關愛抗戰老兵志願者鄧濤說。

　　1944年8月8日，苦守47天后衡陽城陷，斃傷日軍近4萬的第十軍彈盡糧絕，1.8萬人僅剩不到2000，且皆為傷兵，軍長方先覺和日軍議降，后被解救回重慶。這成了方先覺和后人們的人生拐點。

　　說他投敵的人，仍時不時拿這件事做話柄，就連方先覺的晚年，也一直流傳著“落發為僧”、“郁悶自盡”的說法，於是很多人感慨，“將軍隻欠一死”。

　　聽到父親是自殺的說法，84歲的方略很平靜。他說父親死於心梗，更沒有出家當和尚。

　　短暫的沉默后，他說，“做了一輩子軍人，這件事對父親的改變很大。”

　　嚴禁后人從軍

　　在沖印的大幅照片前，方略端詳了半天。照片裡，一身戎裝的方先覺稍稍將頭轉向右側。

　　“對，對，父親照相就是這樣側著臉拍的。”方略說，抗戰時，父親的右側面頰曾被擊中，取出彈片后，右臉留下了淺坑。

　　退守台灣后，方先覺隻能做些閑職。方略說，父親每天沉默寡言，回到家裡也從不和子女提及工作。他很少約束子女的選擇，除了參軍。

　　在台灣大學英文系讀完大一，方略報考了軍校，方先覺得知后大發雷霆，拿掃帚追著打，並訓斥道：“放著書本不念去參軍，腦子裡想些什麼”。

　　方略說，父親痛恨戰爭，但派系爭斗更讓他焦頭爛額，“他是個純粹的軍人，根本不懂政治，也不會站隊”，因此不願讓子女再做軍人。

　　堅信父親是英雄

　　直到今天，關於父親在戰場上的經歷，方略幾乎都是從副官之間聊天時聽到的，“父親從來不和我們講戰場上的事。”

　　衡陽城陷前，方先覺發給蔣介石的“最后一電”，“父親是下了赴死的決心的”，方略說，彼時突圍已不現實，如果長官戰死，即使士兵突圍成功也會被軍法處置，父親不願冒這個險。“為什麼戰死才叫英雄，為什麼要做無謂的犧牲，兩軍交戰有俘虜是很正常的，假如你為敵人所用那才叫叛徒。”

　　方略堅信，父親是民族英雄。衡陽城破前夕，一家人到桂林避難，“滿街店鋪的櫥窗裡都是父親的照片，上面寫的就是‘民族英雄方先覺’”。

　　多年前，幾名參加過衡陽戰役的日本老兵為了紀念方先覺，特意先來衡陽取湘江水、衡山土，再到台灣去祭祀，但這無法改變方略對日本微妙的感情。

　　鄧濤說，做了幾十年外貿生意的方略，去過太多的國家，但唯獨不去日本，也從不坐日系車。

　　2011年，方略回到衡陽安家。和生活在上海與台北的弟弟妹妹相比，他說自己更懷念在衡陽的童年。

　　那時，方略在父親的要求下，每晚要臨摹柳公權的字帖，在燃油燈下讀《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那時，父親就坐在堂屋裡，他和弟弟妹妹們圍上去叫聲爸爸，又趕緊跑開了。（記者 賈鵬 北京、湖南衡陽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