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中國近代思想遺產的整理

　　百卷本《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經過各方面的努力、配合，終於如願面世。這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也是學術界的一件大事。

　　一

　　近代中國是繼春秋戰國時期之后又一次社會動蕩、思想變革的歷史時期。相對於春秋戰國那個與世界同步發展的“軸心時代”來說，近代中國的思想變革之醞釀則較西方世界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宗教改革至少晚了一二百年。這個時間差導致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呈現“前慢后快”的變化節奏。當中國知識精英覺悟到西方在科技、軍事、經濟、政治諸方面領先於中國時，遂急劇醞釀了變革圖存的思想，從鴉片戰爭前后的龔自珍、魏源、林則徐為代表的經世致用派，到洋務運動時期的馮桂芬、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陳熾、鄭觀應、何啟等早期維新派，從戊戌變法時期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為代表的維新派，到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章太炎、陳天華、鄒容為代表的革命派，從新文化運動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錢玄同為代表的新文化派，到五四運動以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年青一代共產主義者，一代接一代思想者前赴后繼、竭精殫慮、艱苦探索，以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他們對歷史的進步曾經發揮過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們的思想成果對今天我們的理論建設和現代化事業仍有重要啟迪作用。

　　近代中國形成的文化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三大思想流派，其相互關系和基本格局影響迄今，對新世紀中國思想界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力。中國近代思想豐富多彩、博大精深、流派紛呈，這是一筆值得清理、提煉的豐厚的歷史遺產。總結歷史、清理遺產，首先要從整理基本的歷史文獻著手，這就是《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發起的緣起。

　　二

　　思想文獻的清理有三法：一是編輯思想家作品，二是編選思潮的代表性作品，三是篩選反映某一思想觀念的相關文字。編選思想家作品顯然是最初步、也是最基本的一步，因為思潮、觀念也是與思想家密不可分，思潮是思想家們“興風作浪”、推波助瀾的產物，觀念是經思想家們闡發、詮釋、傳播的理念。

　　傳統的思想史研究常常著力於文本解釋，故對定位為思想家的經典文獻發掘、整理、匯編頗為重視。中國近代思想文獻整理工作的起步可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石峻主編的《中國近代思想史參考資料選編》（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是一項標志這項工作起動的重要成果。《文庫》編選時間跨度上起1840年鴉片戰爭前后，下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入選的思想家既注意從縱向選擇各個歷史階段、各大重要思潮的重要思想家，又有意從橫向選擇各個思想流派、各個黨派的重要思想家﹔既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的思想家，也有其他各大宗教的重要代表。這是近代中國思想成果的一次系統清理，它全方位地展現了中國近代思想的宏大視野。

　　《文庫》每卷由導言、正文、年譜簡編三部分組成。導言評述每卷思想家的生平事跡、思想成就、歷史地位。正文編選思想家的代表性作品。年譜簡編則對入選思想家的生平、著作作一回溯。這樣的安排在體例上可以說基本完備。各卷編者撰寫導言頗為用心，多為編者新寫，每卷導言少則數千字，多則幾萬字，字字凝結編者的心得，篇篇都是編者的精心之作，表現了編者研究這些思想家新的斬獲。

　　三

　　作為一位長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領域工作的學人，我驚喜地發現，從文獻整理角度看，《文庫》在三方面明顯體現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近進展：

　　首先，《文庫》選目不乏為第一次結集成卷者，如方東樹、唐鑒、包世臣、馮桂芬、沈家本、夏震武、夏曾佑、張慰慈、張爾田、陳攖寧、高一涵、趙紫宸、吳耀宗、常乃?、黃文山等。這些人物中，有的過去雖常被提及卻從未見人將其著作整理結集，有的雖很重要卻幾乎尚未進入近代思想的視野，可謂新發掘出來的思想文獻。

　　其次，過去雖有全集或文集的思想家，編者通過新的發掘，將新發現的文獻材料編入《文庫》，也明顯增加了該卷的分量。如入選的洪秀全、洪仁玕，上個世紀70年代，雖出版過《洪秀全集》《洪仁玕集》，但所存問題、舛錯不少，此次整理的《洪秀全、洪仁玕卷》質量大有改進。據編者講，原有的洪秀全、洪仁玕集在校勘方面，“因疏於校對，太平天國刻頒的書文有錯訛之處。后世學者整理時，又發生一些魯魚亥豕之誤。現今幾種最常用的排印本太平天國印書、文書匯編集，都有不少錯字、衍字、脫字以及標點錯誤，從而損害了原意。”在版本方面，“太平天國書籍大多有修訂本，改動幅度雖不大，但每處改動都隱含著重要信息，反映了思想和政策的調整、變化，須格外留意﹔再就是重刻本的封面仍署初刻年份，導致再版的確切時間不明，須加以考訂”。在注釋方面，“太平天國文獻有大量避諱字、新造字和特殊稱謂，涉及具體的典章制度以及思想、史實。倘若不作考証、不加注釋，便難以明曉其義”。此次整理，編者從這三方面入手，經過多種版本刊校，文字校訂更為精准，是我們現見洪秀全、洪仁玕最好的著作結集。又如《傅斯年卷》，過去雖有多次傅斯年著作的結集，此次編者經過發掘，新發現了《留學問題談》《四川與中國》等重要文字。

　　再次，有些歷史人物由於政治上的忌諱，其作品過去在大陸幾乎不見結集成書，此次《文庫》將其納入選題范圍，將他們分別立卷，填補了出版上的空白。《胡漢民卷》是1949年后大陸首次出版胡漢民的文集。該卷較為全面地收錄了胡漢民一生各個時期的代表作，新發掘了大量資料，如胡漢民女兒捐獻給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一大批珍貴函電稿，胡漢民晚年在其主編的《三民主義月刊》上發表的文章。相較胡漢民生前出版的幾種文集和后來在台灣出版的兩種文集，在材料上大有擴充。陶希聖作為政學兩棲人物，一方面是社會經濟史學派的創始人，曾主編《食貨》，一方面又曾於1942年進入國民黨權力中樞，成為蔣介石的“御筆”。此次編選的《陶希聖卷》側重於其政治、學術、外交、經濟、教育諸方面的思想，將其從1928年至1948年的有關文字按年代編選，這對我們理解陶希聖將有一定助益。江亢虎早年曾提倡社會主義，抗戰期間卻賣身投靠日偽，因此幾乎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江亢虎卷》選編了從1900年至1935年發表的文章和信函，內容偏於江氏的政治思想主張，為研究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史、中國近代政治與政黨史提供了富有參考價值的文獻。

　　整理中國近代思想文獻是一項基礎性工作，也是全面、系統、深入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必要准備。《文庫》入選思想家人數之多、卷帙浩繁，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套海內外同類叢書的規模。作為一套大型的中國近代思想史文獻叢書，為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這一領域教學、研究工作提供基本文獻材料的目的已基本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