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遺址：在4000多年前是中國的都城——堯都

　　中國歷史上有兩大至關重要的歷史疑案：一是，“中國”何始？另一個是，堯都何在？或者說，“堯舜禹”真實存在嗎？位於山西南部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約7千米的陶寺鎮，考古調查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在此地發掘的陶寺遺址，被認為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的大型遺址。而幾十年來陸續考古發掘証明，這片土地，在4000多年前竟是中國的都城——堯都！

　　近日，由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局、臨汾市人民政府主辦的“陶寺遺址與陶寺文化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同時，《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首發，成為2015年中國史前考古界的一件大事。

　　堯，是中國上古時期的部落聯盟首領，“五帝”之一，定都平陽（臨汾古稱“平陽”——記者注），開創了禪讓制，傳位於舜。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指出，堯舜禹時代是在中原地區形成華夏文明和早期“中國”誕生的關鍵時代，但相關的文獻記載和古史傳說遠遠不足以說清這段歷史。於是，考古學研究便成為探討這一關鍵時期不可或缺、甚至是主要的學術探索路徑。

　　1978~1985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對陶寺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發掘總面積約7000平方米，墓葬1100余座，獲得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禮樂器、裝飾品等。考古發現的王級大墓中，象征王權的龍盤、陶鼓、石磬、彩繪木器陶器、玉石鉞等奢華的隨葬品，與空無一物的平民墓葬形成鮮明對比，顯現出社會復雜的等級制度和極度的貧富分化。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指出，“堯都平陽”正在為不斷獲得的考古資料所逐漸証實，陶寺就是堯的都城。“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面擁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標志﹔陶寺遺址已經進入文明階段，是實証中華文明五千年歷程的重要支點。”

　　中國考古事業的重要奠基者蘇秉琦曾提出，中國古代文明經過了古國、邦國（王國）、帝國三個階段。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說：“陶寺遺址呈現出來的面貌已經超越了古國階段，進入了王國階段。所以，陶寺遺址代表的是中原地區最早進入王國階段的第一個王國。我同意很多先生的觀點，陶寺就是堯都。”

　　李伯謙介紹，根據文獻記載以及傳說史學中的“堯舜禹”中的“堯”，他的根據地、中心、都城在平陽一帶，即今天臨汾。“陶寺發現的‘觀象台’，証明了《堯典》中講到的堯讓羲和觀測日月星辰的運行，制定歷法，來推進和指導農業的發展，與陶寺觀象台就能對應上了。”

　　《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高煒介紹， 該報告共分四冊，總計212萬字，線圖501幅，表格139種，彩版55面，圖版362面（1800張照片）。高煒也坦言，1978至1985年這一階段的陶寺考古發掘與研究，未能解決陶寺是否是都城遺址這一問題。

　　所以，從1999年開始，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以尋找陶寺遺址的城牆為中心，對陶寺遺址開始新一輪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2002年之后，陶寺遺址發掘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12年之后又納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至2015年已發掘面積約9000平方米。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何駑說：“功能區劃最完備的史前都城、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初步形成的宮室制度……一系列的証據鏈表明，黃河中游地區在堯時期已經進入早期文明社會，已經形成了最初的中國。而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

　　何駑說：“陶寺遺址所展現出的王權象征、政治理念、文德思想、中正天下觀、禮制思想、天文歷法，作為王權軟實力的思想以及漢字載體等，對后世中國王朝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中的精髓。而陶寺文化開創的都城模式、宮室制度、禮樂制度、都城官營手工業制度等，也成為后世王朝制度文明的主干。足見陶寺遺址及陶寺文化，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都是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核心的主要源頭。”（蔣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