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現實主義：真實性作為內在追求 思想性是"取景框"

　　●現實主義並未成為很多人的自覺追求並匯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其原因或許在於，現實主義在理論上尚未得到足夠的重視與研究，在實踐中還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

　　●新世紀以來，底層文學與非虛構寫作興起，顯示了創作者走出個人經驗、重建文學與世界關系的努力，他們在更大的視野中理解真實性，將個人故事與中國故事結合起來

　　●我們應該在真實性基礎上“生成”新的文學與文學性，而不是以既定的文學性來抹殺對真實性的探索，應該對文學性持一種開放而包容的態度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驗的豐富性，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歷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這對作家來說既是巨大的機遇，也是巨大的挑戰。我們置身於這一進程之中，往往對之習焉不察，但如果在一個更大的視野中來考察，就會發現我們的生活並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從來如此的，我們的生活與民族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也在隨著民族國家的發展而發生變化。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如何將個人體驗與時代經驗“歷史化”“相對化”“藝術化”，在作品中凝聚當代中國人的經驗與情感，是一個巨大的問題，這也決定了我們是否能夠創造新的文學經典，能否攀上文藝的高峰。而要達到這一點，我們需要以現實主義的精神與方法，對當代中國人的生活與內心世界進行觀察、思考與研究。

　　現實主義是一個豐富的理論體系，也有著曲折復雜的歷史。今天我們談論現實主義，既要面對理論與歷史問題，也要面對現實問題。在歷史上，19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是現實主義的一座高峰，可以說20世紀歐美的現代主義和蘇聯、中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都是試圖超越批判現實主義的努力，前者將探索的觸角深入人類的精神領域，后者則試圖從建構而不是批判的角度，重建現實主義與生活的關系。“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由於教條化而導致了公式化、概念化，在具體實踐中遭受了挫折，但無論是中國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還是西方的“無邊的現實主義”，都試圖在理論上對之做出糾正或擴展。20世紀80年代，新的文藝思潮蜂擁而來，現實主義一度被視為落后、過時的創作方法，來自西方的現代主義催生了中國的“先鋒文學”，成為當時佔據主流的文藝潮流。但時過境遷，30年后重新去看，我們可以發現，當時風光無限的先鋒文學已經很少有人問津，而被視為“落后”的現實主義作品，卻仍然能打動今日讀者的心，《平凡的世界》就是其中的代表。這不僅可以讓我們反思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美學規范，也讓我們看到現實主義的巨大生命力。在今天，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認識到，現實主義是一條越來越廣闊的道路。

　　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主潮已經發生了轉變，不僅先鋒文學作家轉向了更加平實的寫作，而且“新寫實主義”“現實主義沖擊波”“底層文學”“非虛構”等現實主義脈絡不絕如縷，在文學界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但就現實情況而言，現實主義並未成為很多人的自覺追求，也沒有匯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其原因或許主要在於，現實主義在理論上尚未得到足夠的重視與研究，在實踐中也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在我看來，這主要涉及我們如何重新理解真實性、思想性、文學性等現實主義的基本問題。

　　真實性作為內在追求

　　真實性是現實主義的內在追求，也是與經驗、生活、現實等密切關聯的感覺與認知。人們通常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與經驗，都對現實有所感覺與思考，對真實性並不陌生，但其實並非如此，“真實性”並不是輕易可以求得的，在我們這個時代尤其如此。比如，我們有個人經驗與社會經驗，有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有現實經驗與歷史經驗，當這些“經驗”發生矛盾時，我們能否形成一個內在統一的經驗系統，能否從中形成“真實性”？特別是在新媒體日益發達的今天，我們每個人都被各種信息包圍，這些或真或假的信息構成了一種仿真的“景觀”，籠罩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上，如果我們對之沒有反思與反省，又哪裡會有真實性可言？生活也是如此，當我們自以為了解生活時，可能了解的只是個人生活或私人生活，但是對他人的生活並不了解，尤其是對其他階層、性別、種族的人﹔如果我們缺乏足夠的耐心與理解能力，便隻能陷入以自我為中心的傲慢與偏見之中，而不能對生活有一種整體性的認識。20世紀90年代以來，理論批評界更多地關注“日常生活”與“個人經驗”，這固然也是一種真實，但這種真實卻只是片面或局部的真實，並不能呈現中國社會的整體。新世紀以來，底層文學與非虛構寫作的崛起，正是對這一局限的糾正，創作者走出日常生活與個人經驗，試圖重建文學與世界的整體聯系，在一個更大的視野中理解真實性，理解中國與世界。魯迅先生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們對真實性的理解，也應該建立在這樣一個開闊的空間之上，在個人體驗中寫出時代經驗，將個人故事與中國故事結合起來。

　　思想性是“取景框”

　　思想性與真實性相關。如果說真實性是呈現在取景框中的風景，那麼思想性則是取景框，面對同一個世界，不同的取景框可以發現不同的風景，不同的思想則可以照出不同的現實。思想性的匱乏是當前現實主義面臨的重要問題，不少作家滿足於生活細節的捕捉與展示，但卻不願或不能對當代社會展示其思考，也有的作家熱衷於描寫感覺與情緒，但卻不能將感性升華為理性或思想。在經典現實主義作家那裡，我們可以發現，他們不僅描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也在其中寄寓了他們的思想與理想，及其對人類命運的思考。在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背后，是深刻的人道主義思潮，在20世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背后，則是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思想性產生於對當代社會重要問題的思考，以及對時代精神命題的回應，它為我們提供了觀察社會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也為我們提供了評判世界的價值標准與尺度。當然，文學中的思想性，並不僅僅是單純地表現思想，而是以文學的獨特方式提出問題，在對人物、事件、場景的深刻描述中自然而然地表達自己的思考。相對於理論研究，文學或許不能清晰地回答時代提出的問題，但文學的長處在於更貼近生動的經驗，更貼近具體的社會與人生，更具有豐富性與多義性，其復雜微妙或許更能深入人性與社會的幽微之處。在我們這個時代，中國經驗的復雜性是理論研究難以解釋概括的，而這正為文學提供了縱橫馳騁的天地。

　　文學性應開放寬容

　　文學性也與真實性相關。現實主義並不是將現實直接搬入作品中，它需要對現實進行剪裁、加工與提煉，以一種藝術的方式呈現出來，而文學性恰恰就貫穿於這一過程，並最終凝結在作品裡。當我們談論文學性時，是在以一種隱含的標准判斷什麼是文學、什麼不是文學，或者什麼是好的文學、什麼是不好的文學。值得注意的是，文學性並非一成不變，在文學史上，文學性與時代的變遷密切相關，唐詩宋詞元曲，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一時代也有一時代之文學性。新文化運動以來更是如此，五四文學、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十七年文學、新時期文學，等等，不同時期文學的評價標准不同，對文學性的認定也不同。但其中有一個規律，那就是文學隨時代而變化，文學革命就在於將此前不被視為“文學”的作品納入文學的范疇中，並加以發展豐富。這也告訴我們，不能用一種既定的文學性來評判一切作品，應該對文學性持一種開放寬容的態度。具體到文學性與真實性的關系，我們應該在真實性的基礎上“生成”新的文學與新的文學性，而不是以既定的文學性來抹殺對真實性的探索。明白了這一點，創作者可以更大膽地去貼近現實、貼近生活，隻要他們的作品凝聚了當代中國人的生活與情感，即使一時不被認可，也必將留下開拓者的足跡。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文學史上的現實主義大師留下了他們的經典作品，新一代中國作家已經登場。在這個充滿豐富性與可能性的時代，我們該如何書寫中國經驗，如何講述中國故事？現實主義是一條越來越廣闊的道路，為我們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也對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隻有置身於時代生活的洪流中，在思想與文學的碰撞中，將真實性作為內在追求，才有可能將挑戰轉化為機遇，創作出無愧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大作品。

　　（作者為青年文學評論家） 

　　《 人民日報 》（ 2016年04月08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