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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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文化产业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文化产业的产品有他的特殊性。文化产业跟一般工业品、农产品的企业跟个人在产品方面最大的区别是文化产业所提供的除了有形的产品以外，有形产品比如说图书、电影、电视这些等，还有大量的无形产品，这无形产品他们对消费者的影响是持久的，这些产品的社会评价是滞后的，为什么说他滞后的呢？因为有争论，而且褒贬是不一样的，文化产业产品的评价有他的滞后性，有它的反复性和它的长期性，也就是说文化产品中它如果是形成了无形的产品，那么它对社会所起的是消极的作用还是积极的作用，必须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评判，才能做出该禁止的禁止，该限制的限制，该开放的开放，往往有一点讨论的时间，这是文化产业显著的特点。

文化产业有时候跟文化事业是并存的，文化事业也是提供有形或无形的产品，但是文化事业的特点是非盈利性，因为它的经费是由政府或者社会团体所提供的。文化产业不一样，文化产业应该是盈利性的，当然文化能不能有盈利性，或者能够有多大的盈利性，这个往往成为焦点，因此我们并不是说要任意扩大文化事业范围，我们对文化产业应该加以重视，盈利性的文化产业单位也应当有两条底线，一条底线是法律的底线，另一条底线道德的底线，不能触犯这两条底线。文化产业因为它的复杂性所以要有一个实验区，而在北京的定福庄就是他的实验区，而政策发展是他的发展前提。

第二个问题，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文化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投入市场以后，不一定会产生经济效益。为什么说不一定呢？因为假定一个人自己在家里天天做画，这些画只供自己或者是亲戚朋友来观赏，它不会产生经济效益；再比如说一个业余作家，写了本小说，这个小说是否存在经济效益，决定于他是否拿出去出版，他留在那里等自己死后再出版，那可能也有滞后的经济效益，如果他不出版只让人家看，让人家评价，这种情况下经济效益也许表现不出来。就是文化产业的产品投入市场以后，效益也不是立刻出现的，而是逐渐出现。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文化产品对GDP的贡献大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文化产业的贡献是递增的，对文化产业需求是递增的，所以文化产业在经济上的贡献是递增的，我们现在所考察的需求在经济学上都有现实的需求，经济学家承认了另外一种需求，就是潜在的需求，潜在的需求并不表现出来，他是激发出来、发掘出来的，文化产业的很多产品是有潜在的需求的，这种潜在的需求将来会变成现实的需求，因为潜在的需求变成现实的需求就会有另一种潜在的供给也存在着，潜在的供给就转化为现实的供给，这个在其他行业中也遇到过，但没有文化产业这么明显。所以我们应该站在这个高度从事文化产业，你不但是有现实的需求而且也有潜在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你潜在需求逐步被激发出来，同时另一方面潜在的供给也就存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画，当少数作家在画画的时候，那么潜在需求也存在现实需求，但一旦他的工作方式改变了，是流水线方面的画，就添一朵花就画一颗树，这就潜在的供给变成了现实的供给，而潜在的需求也会大大激发出，所以讨论文化产业不要忘记在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规律，就叫欲望更替，就是人的欲望或者需求是分档次的，层次越来越高，欲望就越来越大，最低的需求也就是吃饱了不饿了，穿暖了不冷，这是最底层的，一直到自我表现，一直到想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所有这些都是欲望在更替。欲望更替是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根据，所以我们现在在研究文化产业发展，放在北京定福庄，它实际上因为北京的位置起了影响，西边有中关村的科技创新，东边有定福庄的文化产业，这个对中国将来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而随着我们人均收入提高，人均GDP提高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的欲望更替这个过程加快。

第三个问题，文化产品的社会效应。我们谈到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就要提出问题，用核心价值观标准来衡量文化界应该有那样的平台，对任何一个文化产业的产品都有评价的平台，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是从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这个方向来评价的。提高素质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可以这么讲，我们经常都谈效率，效率有两个基础，一个基础是效率的物质文化基础，另一个基础是效率的道德基础，这两个基础对文化非常重要的，对效率也是非常综合的，但问题仅仅有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当我们有了效率的道德基础以后，这就不一样了，超常规效率从哪里来？超常规效率是从道德基础产生的，文化的作用不仅有常规效率的增加，而且更重要的它是道德基础上的效率增加。我们可以举三个例子，一个抗日战争时期，黄河大合唱这样一首歌激发了多少人的爱国热情，这就是它的道德基础起作用了；第二个例子，当抗震救灾的时候，人们自愿去拼命地救人互助友爱，那是受了电影、电视、小说的影响，在这个时间集中迸发出来；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的移民，一个移民社会的效率是高的，客家人南下就不用提了，明国初年闯关东你想这个效率多高，短短几十年之内东北的建设城镇就初具规模了，大量农地就开垦出来了，这都是道德基础效益，所以我们看文化产业的效率社会效益的问题，一定要把它和道德基础及物质基础并列，但我们认识到道德基础是更重要的，我们文化产业的从业者富有这样的使命。

第四个问题，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对我们有三个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启示，最大的红利是什么？最大的红利不是人力的红利，不是资源的红利，而是社会和谐的红利，社会和谐的红利是最大红利，我们的制度决定了我们能够产生社会和谐，我们能够激发起大家这种团结互助友爱的精神，这个是文化产业的一个作用也是它效益的表现，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够坚持的话，实际上还会产生副作用，这就是一种负能量。要用正能量来填补它，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应当促进人跟自然的和谐，我们一定要把环境保护放在文化产业园下。因为环境是我们跟子孙后代共享的，资源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共享的，如果我们不注意环境那我们将来会怎么样，我们的子孙会怎么样？也许有人会说了上一代也不注意环境，为什么到我们这代要我们来注意环境？上一代有上一代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经历，但是一旦察觉到这个问题，就认为环境的保护是全民族的事情，是人类的事，关系到文化的生存问题，这就是效益，我们不注重这点效益实际上也不行。

根据国际上的经验，当人均GDP超过五千美元以后，人们的需求就不一样了，对文化的需求就要大大增长，当超过一万美元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又进到一个新阶段，文化消费就是一种稳定增长的，我们可以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文化产业不但是要随着经济同步发展，甚至它的速度会比其他的行业要快，因为它涉及到欲望更替的问题，也涉及到人们眼光开拓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文化产业的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一个是市场调节，一个是政府调节。两种资源配置方式，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来发展文化产业，那应该以哪个为主呢？显然，市场是资源配置中的主要条件之一，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政府的调节不可疏忽，不可轻视，因为政府的条件起到三个作用。第一是引领作用，因为政府站的高看的远，它能够预见到任何问题，因为它广受公众意见，所以它可以起引领作用；第二它可以起规范作用；第三起监督作用。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品市场不能没有监督，所以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同样重要的，这个对我们定福庄将来的发展可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这里要谈的，就是说难道除了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以外就没有第三种调节吗？有，我们不妨从人类的历史谈起，市场的出现有多久了？不过是几千年前的事情，原始社会晚期，出现的部落间的商品交换，国家的出现就更晚了，政府的出现也很晚。人类出现有几万年，但这几万年漫长的时间中，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调节，没有政府就没有政府调节，人类存活下来靠的是什么力量调节？那就是第三种调节，道德力量调节。在大动乱的年代中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人类社会是延续下来了，延续下来靠的什么力量在调整，靠的是道德力量，这在客家人南下的过程中当时这个混乱时期表现的特别充分，这就是文化的调节。有了道德力量调节以后，市场调节也存在，政府调节也存在，但市场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市场调节没有道德力量调节跟它配合，市场调节容易走偏锋，政府调节如果没有道德力量调节跟它相配合的话，政府调节力量是有限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的很清楚，在我们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把道德力量调节放在重要的地位。道是无形却有形，道是有形却无形，每个人都要自律，这是我们社会前进所必须的。自律是靠什么？是无形的文化产业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有形的道德力量调节，就是企业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当我们的文化产业跟这些文化建设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校园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文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定福庄文化产业发展国际论坛的主旨演讲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