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正以立身，奇以治学

　　速写、制图：蔡华伟

　　饶宗颐中国画《泽润四方》及隶书七言联《一瓯沧海横流外 环堵楼台瑞气雄》。

　　汉学泰斗饶宗颐——香港特区政府大紫荆勋章获得者，曾与钱钟书并称“南饶北钱”，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这位国宝级的大师今年100岁了，年底，香江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

　　饶公著作等身，仅《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14卷20大册，就逾千万字，分为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敦煌学、目录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他通晓多国语言，包括梵文、希伯来文，还熟知古代楔形文字、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等。在学术领域钻研80多年，他怎样做学问？香港为何能产生这样一位大家？其独特的治学研究方法，对后辈有什么启示？

　　大师不言，其气自华

　　冬日的香港，紫荆仍艳。

　　最近家人很少让饶公见客。近日经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总编辑孙立川安排，饶公在两个女儿的搀扶下来到跑马地一家潮州餐厅，与记者和几位文化界朋友午餐。当他颤颤巍巍进门时，眼神与恭候的每一位先有交集，才移步向桌。清瘦的饶公，这些天有点感冒，说不了许多话，但握手依然很有力。他听力不好，女儿饶清芬拿着带话筒的助听器，向他转述。赠书签名时，运笔飞快。

　　两个女儿照顾父亲无微不至，从家里带来清淡的鸡汤、蒸肉饼，用保温瓶装好。女儿把挑出刺的石斑鱼夹到父亲盘子里，看到父亲调羹里的肉饼稍大了点，马上伸过自备的剪刀把它剪小。谈到吃，饶清芬女士说父亲爱吃地瓜，家里放了许多。饶公这一代人，过去没吃太多高档的东西，一生养成了粗茶淡饭的习惯，现在食品问题频发，添加剂五花八门，不胡吃海塞，反而有利于健康。

　　近年，饶公状况好时，还可在家打坐。他不上网，每天上午会看看报纸，只浏览标题。他记性很好，一次友人提起他60年前写的一首诗，饶公马上写下来，一字不差。老人以前喜欢到跑马场散步，后因难下几十级的台阶，只在楼下花园走走。每周三入夜，寓所对面的跑马场灯火通明，饶公就在家中，俯瞰骏马奔腾竞逐。

　　整个午餐期间，饶公只说了一个字，当孙立川展示新出版的泉州东西塔考古文献线装书时，他发出一声赞美：靓！大师不言，其气自华。其谦和的态度，他的家人、弟子所讲述的饶公的为人和学问，都令人感受到如沐春风的惬意、静水深流的思维律动。这，或许就是季羡林所说的饶公“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吧。

　　耐得寂寞，还要出奇制胜

　　饶公曾以“辛苦待舂锄”来自况他的学术生涯，谦虚地把自己比作农耕夫。

　　他是粤东潮州的富家子弟，可以玩的东西很多，有的家庭可能会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但就在家道中落后，他逐渐成了一位学术研究跨词学、史学、书画、敦煌学、甲骨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8个门类的大学者。

　　饶家的天啸楼曾有十万余卷藏书，他做学问用的是童子功。他曾说，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渊源，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我的求知欲非常强烈，这种求知欲征服了我整个人，甚至是吞没了我自己。虽然搞学问非常辛苦，非常枯燥乏味，但我觉得是一种乐趣，乐在其中”。

　　父亲离世后，饶宗颐作为长子接管钱庄，18岁完成了父亲未竟的《潮州艺文志》。“我只能在两件事中做好一件，就是能够把父亲的学术延续下来，但是生意我就没办法管了，所以在我手上，家财慢慢地散了”。

　　1949年后，他在香港、新加坡、美国、印度等地任教或做研究。他的学问起始于乡邦之学，再到研究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物，壮年从中国史扩大至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晚年又转向中国精神史的探求，书画也日益精进。

　　饶宗颐说，我主张用“忍”的功夫，忍要靠耐力去支持，能够忍受一切困难，才能作持久战。没有“安忍”，便不能精进；没有“澄心”，便不能凝神向学。

　　学术界很推崇饶公治学的“奇正论”。饶宗颐说，别人说我是奇人，只说对了一半。老子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我则是“正以立身，奇以治学”。立身做人要正，但做学问要出奇制胜，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

　　1982年，饶公提出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考据相结合的研究夏文化“三重证据法”，后又力倡力行充分利用新出土文物，推动了当代国际汉学领域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的创建和深化。

　　首次辑《全明词》、首次研究敦煌白画……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曾概括了饶公在学术研究上的50个“第一”，从中可窥见这位百科全书型学者的成就。

　　从古人的文化里寻求智慧

　　“做学问是文化的大事，是从古人的智慧里学习东西”。

　　几年前接受访问，饶公谈到弘扬中国文化时说，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这个最重要了。“正”就是不要拐弯抹角，要弘扬正气，秉持正直，坚持正义。

　　大师眼里，中国文化是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他曾说，茶、瓷器和玉器，都是中国要素。茶，我每天从早喝到晚。西方人爱喝咖啡，中国人爱喝茶。咖啡是刺激性的东西，属于冲动文化；而茶是冷静的、理性的，属于和的文化。中国的茶文化讲究一个“定”字。“定”就是心力高度的集中，内心安宁，才能实现心“定”。

　　另外他也赞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他说我们中国人讲究情理法，有问题可以坐下来商量，先讲人情，不是有了分歧和争端就要打仗。这个很好，不打仗就把问题解决了。

　　季羡林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饶公则多次谈到“天人互益”的观点。一次接受香港作者访问时，他作了详解：今天通行的《易经》，第一卦是乾卦，第二是坤卦，最后一个卦是“既济”和“未济”。“济”是成功，事情已经做好了；“未济”就是还有未来，还有很多要做的，表示保留“有余”，这是中国文化一大特色。马王堆出土的《易》卦的排列，是汉代写本，最后一个卦是“益卦”。“益”也是积极有建设性的观念。今天世界上的许多麻烦，是“天人互害”造成的。人类做的很多事情，可以说是“伤天害理”，包括制造各种仇恨与恐怖，追求各种东西，变成物质的俘虏。又如环境被破坏，就是恶果之一。不懂“天人互益”，就变成“互害”了。所以，我提倡天与人互相补足，一切的事业，要从益人而不损人的原则出发，并以此为归宿。这是我从古本上得到的启示。

　　90岁时，饶公仍壮心不已。他认为21世纪将会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的一个时代，尤其有大量文物出土，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经”做一个新的整理。在北大百年校庆上的发言中，他呼吁建立“新经学”，光大“五经”的精髓，推陈出新，重新发现传统经典的价值。

　　“是香港造就了我”

　　有人说，香港有了饶宗颐，便不再是文化沙漠。

　　一般认为，饶公初到香港是1938年因病滞留。饶公曾告诉友人，其实自己十几岁时就代表家里来香港收账，当看到负债者生活十分艰辛时，不忍催逼，空手而归。1949年，饶公为《潮州志》编纂一事再到香港，在儒商方继仁劝说下留在香港。

　　之后，他的交游范围、学术视野逐渐宽阔，出版了大量学术论著。饶公说：“是香港造就了我，使我得以接通世界学术界的窗口。”他还说过自己算幸运的，留在香港，学术一直没有中断。

　　香港中文大学高级研究员郑会欣曾为文介绍，香港是中西文化沟通的一个理想地点，饶公在港经常得到港大等机构的支持和资助，进行国际学术研究交流活动，或担任访问学者。例如他看到了海外各国收藏的大批甲骨和敦煌文献，一头扎进去，终成甲骨文研究的领军人物。

　　改革开放之后，内地学术研究重新活跃起来，1979年9月，饶公首先应中山大学之邀参加全国古文字学会议，开始结识大批内地学者。他频繁地参观研究各地文物文献，发表大量论著，同时利用香港的优势，推动内地学术研究和交流。

　　香港商界对饶公等文化人的关爱，留下“以财养智”的佳话。尤其是热爱中华文化的潮汕籍商人，对他鼎力相助。如方继仁早年为他斥巨资，在英国购买一整套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日后饶公依据这些资料发表了大量论文著作，奠定了他在敦煌学研究中的地位。

　　“一壶天地小于瓜”

　　与饶公近距离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他有一种超凡脱尘的单纯和自在。

　　关于人生哲学，饶宗颐曾提出“安顿说”。他认为，“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保持自在的心，是一种境界”。“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是他的诗句。他解释，不磨就是不朽，中国人讲三不朽 ，即立德、立功、立言。而“自在”需排除“挂碍”。“现在的人太困于物欲，其实是自己造出来的”。

　　饶公过去看书研究，可以通宵达旦，如今年岁大了，不再没日没夜地钻研学问。近两年他甚少出门，几乎不应酬，每天清晨起来，写字画画、看书做研究，有时睡个回笼觉。

　　不时有人问他如何养生，得到的典型回答是：“我每天坐在葫芦里。”他引用明代诗人余善的诗句“一壶天地小于瓜”，说清静达观，身心愉悦，自然就长寿。其实，他很懂劳逸结合，从14岁起，他就学“因是子静坐法”，早上会沐浴和静坐，然后散步，晚上尽量早睡。

　　书画也助他延年益寿。2003年8月他患轻度中风，右手偏瘫，不能提笔，这对于书画名家是一大难关。他开始左手执笔练字，而后左右手交替画画写字，凭着顽强的毅力和执着，恢复了右手的功能。

　　这位百岁老人，因为“静”，所以“远”；因为“耐苦”，所以“自在”。他的坚韧，则化为平日的圆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