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黄花

很早就在中国近代史上知道广州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也曾经为林觉民那封《与妻书》感动得热泪盈眶。七十二烈士中方声洞、林觉民、林文、林尹民等十九名烈士都是福州籍，因此一直想能有机会到黄花岗烈士陵园，凭吊一段历史，献上一瓣心香，表达一个家乡人的崇敬之情。12月中旬，借在广州工作之机，周末，急切地来到黄花岗烈士陵园拜谒。

“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上面这段话出自孙中山为《黄花岗烈士事略》所作的序文。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由同盟会发动的第十次起义--广州起义爆发，130多名革命党人在黄兴等人的带领下，在明知实力悬殊，并无胜算的情况下，仍毅然向两广总督署等军政机关发起进攻。血战一昼夜，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100多人壮烈牺牲。没有暴露身份的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险收得烈士遗骸72具，丛葬于广仁善堂（广州著名的民间慈善组织）义地黄花岗（当时称“红花岗”，后因他觉得“红花”不如“黄花”浑然优美，更能表达烈士的悲壮气节，故更名为“黄花岗”）。不到半年，武昌起义爆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寿终正寝，中国历史翻开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所以孙中山说广州起义与武昌起义同样彪炳史册。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位于广州市区北面的白云山南麓一片阔大的丘陵。从1912年广州军政府拨款10万元在原墓地建烈士陵园起，到1918年民国政府正式修建陵园，经过多次扩建，至1935年陵园基本建成，墓园收殓了喻培伦、林觉民等有姓名、事迹可考的烈士86名。

陵园坐北朝南，面积12.9万平方米，规模宏大。13米高的石砌牌坊式大门上，是孙中山先生手书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园内林木蓊郁，苍松翠柏，繁荫匝地。入口处，黄花（菊花）簇簇，灿若云锦，正好与陵园的氛围相契合。由陵园中轴道前行100多米，是一座小拱桥，两旁有水池相通，是为“默池”（人走过拱桥时，会自然低头缓行，有“敬默”之意，故名。）；过默池约10多米，两旁各有一株百年老榕，苍髯垂地，树冠如云。近前仔细一看，两株巨榕都大有来头。左手一株是时任民国政府众议院院长吴景濂手植；右手一株是时任民国政府参议院院长林森手植，时在民国九年（1920年），距今已有95年（算上种植时的树龄，应在百年之上）。

关于吴景濂，今人对他所知甚少；但林森的名气则要大得多，尤其在福州。林森是福州闽侯人，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功臣，民国政府首任参议院议长，1931年12月23日，接替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直至1943年8月1日在重庆因车祸去世。去世后，国共双方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以表彰他对辛亥革命及对日抗战的贡献。1918年，民国政府开始正式修建烈士陵园，林森曾向海外华侨募款修建了纪功坊。

七十二烈士陵墓位于黄花岗岗顶。墓基呈四方型，由花岗岩砌成，上覆四柱方形钟顶碑亭，竖“七十二烈士之墓”石碑一方。墓后为纪功坊，上刻由章炳麟以篆文书写的“缔结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纪功坊上有72块方石叠砌成崇山形，由国民党72个海外支部“献石”，以彰扬烈士的丰功伟绩。其上矗立自由女神像，昭示着这场革命的政治追求。墓园右侧，有一棵孙中山先生手植松。“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1912年，在黄花岗烈士首场公祭会上，孙中山亲致祭词，而后，在墓道东侧植下由广仁善堂捐献的4棵松树，取苍松劲节之意。遗憾的是，四棵松树后来只剩下一棵，而这最后一棵也在守护了烈士英灵整整100年之后，于2011年底枯死，只留下黑铁一般的树干孤独地伸向苍穹。

在纪功坊与72方崇山形“献石”之间，是一块号称广州目前最大的青石碑。碑高3.92米，宽1.82米，正面是邹鲁于1934年撰写的《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详述起义的过程；背面刻着86位牺牲烈士的姓名、别号、籍贯、年岁、职业、如何就义、地点、日期。

站在这块巨碑前，仰视石碑上已经开始漶漫的字迹，我的心里油然跳出林觉民烈士《与妻书》的语句：“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和：混合），不能竟书而欲搁笔，（竟书：写完信。不能竟书即因悲痛写不下去。）又恐汝不察吾衷（衷，心思），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彀，通“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充，扩展），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体，体察），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滨江楼，林觉民就着房间里的微弱灯光，在一方洁白的丝帕上奋笔疾书。第二天，在从香港赴广州船上，他对身旁的同志郑烈（也是福州人）说，“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当可感动同胞。……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宁有憾哉！宁有憾哉！”27日，林觉民与族亲林尹民、林文等随黄兴、方声洞等革命党人攻打广州两广总督署，不幸受伤被俘。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亲自会审。林觉民“侃侃而谈，综论世界大势”。李准给以笔墨，立尽两纸，“书至激烈处，解衣磅礴，以手搥胸”，并力劝两人，“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将来国家安强，人民乐利，则我之死亦瞑目矣”。传闻进士出身的李准动了恻隐之心，想刀下留人，张鸣岐叹息：“惜哉！此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为免留清廷后患，他们处死了林觉民。

千古绝唱《与妻书》。铁血男儿，血泪交迸，既有疏梅月影，夫妻“并肩携手，低低切切”的缠绵不舍，也有“为天下人谋永福”的义无反顾。在那场战斗中，许多革命党人在慷慨赴死前都留下了感人肺腑的“绝命书”，如方声洞、李晚、黄兴、宋教仁等等。方声洞在《禀父绝笔》中说：“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特，仅仅）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虞，忧虑，担忧），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唯从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 在另一封给侄儿的绝笔中，方声洞又说：“此举如能成功，则吾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盖祖国已强，吾同胞已能享文明之幸福。如事败身死，则吾之责已尽，而吾侄则有无穷之责任在。” 广东的李晚在牺牲前一天写的《与家兄诀别书》说：“此行成败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余明知无济，只在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牲。推倒满清，建设中华民国，事成则汉族光明，或败身殉，愿毋我念”。……这是一群行事光明磊落，拥有崇高理想，有抱负、敢担当，为国家民族复兴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民族精英；这是一群暗夜的“播火者”和黎明破敌的前锋；这是一群封建专制的“掘墓人”和新世纪的“助产士”，他们感天动地的事迹和文字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民族英雄相比都毫不逊色。

十九世纪末，中华民族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当西方列强纷纷完成了工业革命和民主政体的转变，开始向外扩张势力的时候，20万铁骑入关的满清政权不但失去了并吞八荒，纵横四海的野性，而且逐渐在世界潮流中迷失了方向，与民主共和渐行渐远。200年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来的是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一次次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从1840年至1911年，清政府在历次战争中的赔款就达13亿两白银，失地160多万平方公里。帝国的黄昏降临了，夕阳的余晖即将熄灭。不记得什么时候我曾经见过一张外国人拍摄的清朝末年的照片。照片上的中国人衣衫褴褛，目光呆滞，神情麻木。这张照片难道不正是当时国运颓败的投影吗？这张照片刺痛了我的眼睛，也刺痛了我的心。就在满清政权依然沉浸在老大帝国的幻梦中时，革命变法的思想和呼声已经风起云涌。兴中会、光复会、同盟会等带有现代政党意义的政治团体先后出现，《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苏报》等鼓吹革命的书刊杂志层出不穷；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让“物竞天择之理，厘然于人心（厘然，明晰的意思），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康有为首倡君主立宪的政治理念，孙中山的同盟会更是以推翻清朝政权，建立民主政体为宗旨。“山雨欲来风满楼”，感到大厦将倾的清王朝于1898年匆忙实施“戊戌变法”却百日而夭折。历史留给这个王朝自我拯救的时间不多了。

1911年10月，武昌一声枪响，全国十数省并起呼应，不数月而老大帝国土崩瓦解矣！

今天，我站在黄花岗陵园前，黄花遍地，林涛鸣响，百年前枪声、呼喊声、爆炸声、冲杀声破空而来，仿佛就在耳边眼前。暮色四合，黄花岗上孙中山先生手植松的铁干虬枝如剪影般映在天际，一股悲怆之情突然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