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明：討論韓寒郭敬明的文學史意義不多

　　《中國當代文學主潮》最近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第2版。此書初版於5年前，其間一再加印售罄，這次由作者陳曉明大幅修訂，重新出版。此書敘述了自1942年以來直至新世紀最近幾年，中國當代文學主導潮流的形成及變革。作者以論帶史，視野開闊，展現出一種嶄新的文學史風格。

　　此前研究我國當代文學的作品大致有《新時期文學六年》、《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當代文學概觀》、《中國當代文學史》(洪子誠著)等，但是讀者和專家比較認為，陳曉明的思想和觀念可能更對年輕人胃口，語言更明快。“文學史寫到了昨天”，也是“陳版”不同於其他同類研究的鮮明特點。

　　2日，正在北京八大處給“魯獎”評獎的陳曉明教授，接受本報專訪，暢談當代文學和社會現實熱點話題。

　　“中國當代文學”很不好處理

　　陳曉明生於1959年，福建光澤人，早年上山下鄉當過知青，1990年代獲文學博士學位，曾在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0多年，2003年起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授、博導。

　　寫作一部當代文學史，是陳曉明多年的願望。進入北大后的首個秋季，他開設必修課“中國當代文學史”，有指定教材，但他沒法忍受照本宣科，堅持自己寫講稿。這講稿就是《中國當代文學主潮》這部文學史的初稿。

　　他本想一鼓作氣寫下去，但由於當時在寫另一本書《德裡達的底線》，文學史一度暫停。直到2006年底，北大中文系要求推出一部新文學史用於教材，同事們公推陳曉明“一個人弄”，進度顯著加快。

　　《中國當代文學主潮》於2009年初版，接下來的兩年加印了一次，很快售罄。這次是修訂之后再版。陳曉明原本隻想作字句的調整，沒成想碰到具體書稿，新想法隨時產生，重寫、增補的念頭不時出現，這樣斷斷續續修補了大半年時間，以至於后來他自己都心生“沒完沒了、忍無可忍”的感覺，隻得強行打住。

　　新書稿交給出版社，文字規模達到70多萬字，出版社認為這麼厚如何當教材？定價也是個大難題。於是隻得重新刪節，刪成現在的58萬字。“有些文字我覺得十分必要，但不得不忍痛割愛”。

　　該書名為“主潮”，是受世界名著、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的影響，后者為陳曉明年輕時特別欣賞，以至於夢想自己寫一部20世紀中國文學史。勃蘭兌斯梳理的是19世紀歐洲(西歐)浪漫主義文學主流，陳曉明要處理的則是20世紀下半葉的激進政治與文學審美之間的緊張關系，挑戰性不言自明，他的選擇是“正面強攻”。

　　差作品不消罵也會自然消亡

　　對作家、作品，陳曉明很少痛下批評之語，總傾向於發掘他們的積極價值。文學史寫作，重要的是解釋文學現象何以發生，它的發生意味著什麼，“主要是把好的作品告訴人們，好的作品構成了什麼樣的傳承歷史”。差的作品自然會消亡。陳曉明認為，有些人非要把某些影響很大的、絕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是優秀的作品，說成是壞作品、爛作品，這並非是匕首投槍般的犀利，而是偏狹和自以為是，不可能遮蔽得了偉大作品的光芒。

　　陳曉明看書，涉獵很廣。《誅仙》之類的網絡作品，他也要通讀過才下評語，而這類作品動則幾百萬上千萬字。魯迅先生說他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了讀書上，陳曉明則是把別人睡覺的時間也用上了。他的睡眠不是很好，每天夜裡很晚了都睡不著，他索性不睡覺，讀作品、讀雜書、記筆記。他做了30年的一線文學批評，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和時新的文學創作、批評即時互動，因此有比較直接的積累和感同身受的體驗，“靠臨時抱佛腳式的閱讀肯定不行”。

　　他21歲時開始讀黑格爾、康德，以及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學術名著”。這些書深奧難懂，每本書吸收十分之一二都讓陳曉明覺得受益良多。他有意識在《中國當代文學主潮》裡融匯理論素養，以論帶史，既保持了文字的活泛，也讓讀者讀得輕鬆。

　　時下的文學史大多隻論述到上世紀90年代初，而90年代中期至今的十幾、二十年，文學發展氣象萬千，從數量上來說是過去三四十年的數倍之多，因此陳曉明決意不回避這一段的書寫。他對這一段文學軌跡的勾勒闡釋，使得“陳版”文學史特別接地氣，鮮活。

　　陳曉明已步入知天命之年，回想年輕時寫文章如風卷殘雲，他不由得引鄭板橋的詩自況：“青春在眼童心熱，白發盈肩壯志灰。”

　　陳曉明

　　閻連科賈平凹足與莫言比肩

　　【訪談】

　　做文青不丟人

　　記者劉功虎

　　福建人熱情、友善，講客氣，在電話裡也聽得出來。陳曉明這幾天給魯獎當評委，本來很忙，但聽說記者截稿時間緊張，他熬夜答復本報採訪提綱，“作答”比記者預想的提前了整整一天。

　　陳曉明被學生們認為很帥，“帥了一輩子”。有女粉絲在豆瓣上留言：“最喜歡聽他講他50歲生日那天坐在馬路牙子上抽煙，知天命，那種文人淡淡的悲觀主義，以及各種八卦。書中有一些老師自己的觀點，這些話都隱藏得很隱蔽，以至於我隻看到那些話，都忘記了主潮。”

　　這樣的表達算不算得上“文藝”？樂觀、幽默、自嘲，不自怨自艾，再文藝的表達似乎也能讓人原諒。今天我們舉目四顧，“文學青年”、“文藝青年”都成了貶義詞，人人恨不得遠離，撇清自己與文學文藝的關系，但是陳曉明不這麼看。他不覺得做一個文青有多丟人，甚至告訴記者，在這個娛樂化的時代，人如果還能與文學在一起，是一種幸福的人生境界，“相信文學，就有福了”。

　　作家會老去，評論家也會老去。在陳曉明眼裡，除了“莫大叔”、“老平娃”，他也一直在關注文壇新秀，“最有價值新星”。他說，如今就算是70年代生人，也不再年輕了，少說也有四十、三十好幾了，這撥人裡頭，徐則臣、路內、馮唐幾個可以看看。更年輕一些的，85后，90后，“我也不太熟悉了”。

　　讀+：1985年唐弢曾說“當代文學不宜寫史”，這話的含義是什麼？

　　陳曉明：現代文學史對唐弢先生來說就是當代史，他是親歷者，經歷過現代文學史上的那些活動、運動、社團組織，和不少重要人物交往過，比如魯迅、茅盾等。他的具體心境，可能是剛從“文革”中過來，覺得有太多難以廓清的問題，書寫者與寫作對象交織了很多個人恩怨，不易超脫。

　　讀+：莫言曾說過，中國尚沒有一部偉大的作品與這個偉大的時代相匹配，你認同他這話嗎？莫言獲獎后，這話還成立嗎？

　　陳曉明：偉大的作品都是相對的，沒有一個截然的標准。中國歷來有一種態度，外來(遠來)的和尚會念經，中國人會承認西方(以及俄羅斯)的作家有偉大作品，但很少指認自己的文學有偉大作品。

　　其實中國當代還是有幾部作品堪稱偉大，《豐乳肥臀》(2003年)、《受活》(2009年)、《古爐》(2011年)3部就是。莫言、閻連科、賈平凹有個共同點，很自信也很謙虛，特低調。

　　當然，今天要認定“偉大作品”是很困難，因為“偉大”這個概念是一個現代性的概念，它屬於古典時代或現代之初時期，現在就是歐美，也很難再使用“偉大作品”這種概念來指稱當代作家的創作。

　　讀+：你認為賈平凹寫《廢都》，本來“可以用更有效的方式揭示這個時代精神價值的危機”，能否說說“更有效的方式”是什麼？

　　陳曉明：賈平凹寫作《廢都》時正值盛年，也是他經歷過中國當代歷史變故之后的思考。賈平凹試圖表現這種迷茫，但《廢都》過分倚重“性”的態度去表達，同時他又專注於尋求古典文章的風格。他應該在“現代思想”的層面去表達那個時期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庄之蝶老是和女人在一起從事身體活動，就無法把他的思想和語言更充分表現出來。賈平凹天分甚高，對現實和人性有很深的洞察力。《廢都》偏向於文章風格的浸淫，沒有更多從思想性下功夫。當然，這都是我們事后的評論，在當時語境中，賈平凹的迷茫本身也是一種歷史事實。

　　讀+：閻連科的《受活》將對鄉土中國的描寫與后現代主義手法完美結合。他的鄉土描寫與莫言有什麼顯著不同？

　　陳曉明：《受活》不同凡響之處在於，它包含了強大的歷史反諷，筆法夸張、荒誕而又異常寫實。曾有一部電影《再見列寧》轟動一時，但《受活》比之要深刻和深遠得多。

　　莫言作品的魔幻色彩承襲了中國傳統的神鬼志怪的表現方式，表達的是一種歷史批判，要隱晦得多。閻連科更為直接尖銳，現實感更強。當然，二者有不同的側重，不存在孰優孰劣。

　　記者劉功虎

　　韓寒郭敬明的文學史意義不多

　　讀+：你對湖北作家多有關注。前不久張執浩推出了詩集《寬闊》，獲得了華語傳媒年度詩人稱號。有人認為他是“被低估的大詩人”，你怎麼看？

　　陳曉明：張執浩很優秀。“被低估”在今天是一個普遍現象，它與同樣的普遍的“被高估”構成一種相輔相成的景觀。

　　讀+：你在課堂上指出，嚴歌苓的小說沒有引起中國文壇足夠的重視。但是這幾年下來，她的作品頻頻搬上熒屏，這與你對她的發現和推廣有沒有關系？

　　陳曉明：我一直關注嚴歌苓的作品，也在一些討論會上推舉嚴歌苓的創作，但她的作品被影視界熱捧和我沒有關系。早年我也推崇過王朔的作品，推崇過“先鋒派”(蘇童、余華、格非、孫甘露、北村等)的作品，推崇過“晚生代”(畢飛宇、何頓、述平、朱文、韓東、李洱、東西、李馮等)，他們的作品隨后也相繼被改編成電影，或者他們中不少人迅速被張藝謀等導演請去當編劇。這隻能說明我沒有看錯人，比電影界先走一步。

　　讀+：你對韓寒等80后作家給予了充分肯定。隨著《后會無期》、《小時代》系列電影的上演，部分作家越來越表現出直接與商業資本結合的消費主義趨勢，你如何看待他們的文學前景？

　　陳曉明：我在文學上對韓寒、郭敬明以及80后的肯定還是有所保留的。他們在文學最為困難的潰散時期，標舉文學的旗幟，召喚起一大批文學青年，使文學這塊領地洋溢著活力和激情，這是值得肯定的。

　　但他們的文學首先是一種文化現象，隨后又是一種市場商業行為，留給文學史的意義並不多，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給這個時代的文學完成自我突破做出多少藝術上的貢獻。

　　以他們倆目前的趨勢來看，在文學上沒有前景，但在商業上、在擴大文學的影響力方面是有卓越貢獻的。當然，他們還年輕，不排除他們哪天在文學上琢磨出另一種道道，也給文學重新開辟創新之路有所作為。但那也隻能限於純文學的小圈子，這是他們不屑於去做的。

　　文學能做的事非常有限

　　讀+：20年前，王曉明等人有感於王朔作品對社會道德的沖擊，發起“人文精神大討論”，認為要探究知識分子在新的現實條件下的精神品格，那個話題的探討結下了什麼有意義的成果沒？

　　陳曉明：20年前正當市場經濟興起時，王曉明、陳思和等人發起“人文精神大討論”，在當時的歷史情勢下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其意義並不在於他們真的批判了當時的市場經濟引發的價值觀的危機，而在於90年代初，中國知識分子需要重新出場，面向社會發言，這個討論提供了一種言說的途徑和方式。

　　倡導人文精神是有意義的，但以此對抗和批判方興未艾的市場經濟派生出的價值觀則是有所錯位的。今天中國的思想、文化、價值取向的問題，是在於以“權力/利益”為軸心的全社會態度。改變這種狀態需要制度建設，需要倡導社會的民主意識和公平公正的現代理念，與之相關的是社會的監督機制要健全，單靠“人文精神”恐怕很難管用。

　　讀+：王蒙說人文精神本不曾有過，因此談不上什麼失落。但即便如此，知識分子提出建設人文精神是否很有必要？

　　陳曉明：具體問題的討論與社會的某項倡議，出發點可能很不一樣。無論如何，倡導人文精神建設無疑是必要的。

　　讀+：今天，人文精神、人的精神面貌，較之當年問題似乎更嚴重，這個現象的累積與文學效應持續減弱有關系嗎？

　　陳曉明：我以為今天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是全社會膜拜“權力/利益”，追逐“權力/利益”成為人們生活的主導目標。這個緣由當然不是由文學衰落引起的，文學的衰落也是由於同樣的緣由引起。至於是何種緣由，根源在何處，需要專門分析。

　　文學在今天隻能做非常有限的事情，給人們提供一點愛好，提供一點獨享或分享的精神生活。改變社會狀況則是長期艱苦的工作，根本在於社會的文化教育從基礎做起。

　　中國當代文學主潮

　　作者：陳曉明

　　字數：58萬字

　　出版方：北京大學出版社

　　記者劉功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