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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歲"牧馬人"去世:張賢亮被稱"拓荒者"和"弄潮兒"

本報記者 周志忠 朱磊 周飛亞

2014年09月29日08:13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手機看新聞

  新華社記者 劉海峰攝

  張賢亮

  1936年生於南京,祖籍江蘇盱眙,中國新時期以來的重要作家之一,代表作有《靈與肉》《土牢情話》《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被譯成30多種文字,在國際上有廣泛影響。

  上世紀90年代,創辦鎮北堡西部影城,獲得巨大成功,《牧馬人》《紅高粱》《東邪西毒》《大話西游》等電影就拍攝於此。

  

  他是上世紀80年代文學的拓荒者,他是上世紀90年代最早一批下海的弄潮兒。他的個性像他的作品一樣大膽直率,甚至讓人驚訝得目瞪口呆。他就是張賢亮。

  9月27日下午兩點,這位78歲的著名作家在銀川去世。同一天,寧夏電影集團與上海電視台簽約,將聯合投資拍攝由他無償獻出版權的40集電視劇《靈與肉》。

  文學與電影,構筑了這位當代作家創作的一生。

  文學,人生命運的拐點

  張賢亮這個名字,似乎一直與爭議相伴。但不可否認,在新時期文學和電影史上,這個名字佔據著重要的位置。

  文學,是張賢亮幾次命運轉折的拐點。1957年,他因為一首詩《大風歌》被打成右派,后來又“升級”成了“反革命分子”。這頂“帽子”,一戴就是22年。而摘帽,靠的也是文學。

  1979年,文學刊物《寧夏文藝》還是雙月刊,可就在那一整年的6期刊物上,接連發表了張賢亮的4篇小說,篇篇都引起反響:《吉普賽人》《邢老漢和狗的故事》……當他的第三篇小說發表時,寧夏主持宣傳工作的一位老干部發現了他,經過調查后,張賢亮終於得以平反。他的創作從此一發不可收,幾年間寫下了《靈與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綠化樹》《習慣死亡》《我的菩提樹》等代表作。

  從發表作品到今天,張賢亮所創造的多個“第一次”,都飽受爭議。他曾說:我是中國第一個寫性的,第一個寫飢餓的,第一個寫城市改造的,第一個寫中學生早戀的,第一個寫勞改隊的……這話雖然顯得不甚謙虛准確,倒也反映出他在文學上最大的貢獻——寫作內容方面的突破。事實上,上世紀80年代的那一批作家都如同拓荒者,一隻手捂住尚未愈合的傷口,一隻手在新時期文學的荒原上播種。

  不過,內容突破還是其次,在很多人看來,張賢亮的作品,更是因為對苦難的“真實呈現”而打動人心。“他的作品反映了時代、國家和知識分子的苦難命運,卻並不灰暗,小說中肯定了人性的善良,正是這種善良,給了人活下去的勇氣。”與他同一時代的作家王蒙如是評價。

  那是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剛剛從歷史傷痛中走出來的人們,迫切需要傾訴、需要宣泄、需要吶喊,文學成為最好的途徑。不僅是作家和文學愛好者,在那個年代,即使是普通大眾,對文學都非常關注。

  “如果有人讀我的作品,對那段歷史有所認識,那我將非常高興。因為這正是作家的使命。”張賢亮曾這樣說。

  影城,“出賣荒涼”的立體文學

  有悖於傳統文人的做法,張賢亮很少掩飾對“功名”的追求,就如從不諱言那些“第一次”為他帶來的榮耀。但最令他感到自豪的“第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舉薦導演張軍釗到銀川鎮北堡拍攝了電影《一個和八個》,喚醒了沉睡千年的古堡。

  “一片荒涼,兩座廢墟”,滿股羊糞味。鎮北堡,本是明清時代的邊防戍塞。1961年,正在勞改的張賢亮偶然發現了這座古堡。別人眼裡破爛不堪的大羊圈,張賢亮卻“從中感受到一股不屈不撓的、發自黃土地深處的頑強生命力”。如今的鎮北堡已成為國家5A級景區——鎮北堡西部影城。出銀川火車站25公裡、出銀川河東機場48公裡,到寧夏的游客,第一站往往選擇這裡。

  1993年,張賢亮拿出自己78萬元版稅,選址鎮北堡,創辦寧夏華夏西部影視城公司,后來,他被人們稱為“文人中最會經商的人”。

  “帶著一幫泥腿子玩文化”,張賢亮專注於影視城,“如果說,我創作的小說是‘平面文學’,西部影城就是我創作的‘立體文學’。”在他看來,自己並未遠離文學,而讓影視城能成功地化腐朽為神奇,也是文學的力量。

  在后半生,張賢亮的精力大多放在了這個“立體文學”上。據說,鎮北堡影視城的布局與很多細節,都是他一手打造。以《綠化樹》女主人公馬櫻花命名的茶樓,就是他自己設計的,花紋是他趴在地上去畫,竹子是他親自安排移栽擺放。

  在這座影視基地,他第一次提出“出賣荒涼”的理念,在電影圈內,鎮北堡成功地成了“蒼涼”的代名詞。對於新時期電影,尤其是第五代導演的電影,鎮北堡默默地做著見証。在這裡拍攝的第一部電影《一個和八個》,被公認為第五代導演的開山之作﹔而被認為是第五代最后一部作品的《紅高粱》,也是在這裡誕生。還有《黃河謠》《邊走邊唱》《紅河谷》《東邪西毒》《大話西游》《新龍門客棧》……有人認為,它見証了“華語電影的黃金20年”,正如影視城大門內的石碑上的標語:“中國電影從這裡走向世界”。

  “他創辦的華夏西部影視城,對於中國電影有著標志性的意義。”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表示。

  離開,讓人難過、讓人難忘

  搞文字、做生意,無論干哪行,張賢亮不變的,是積極的生活態度。朋友眼裡,他是個性情中人,直率而要強。

  在戴著“帽子”、背負“成分”的時代,張賢亮去勞改隊,把日常生活用品和書籍都帶去了,別的書都被沒收了,唯有《資本論》允許被留下。“其實這本書是臨走時硬塞進去的,因為很厚,可以當枕頭。”張賢亮曾如此調侃。熟讀《資本論》,張賢亮不僅為巨著中閃現的文採所打動,更重要的是,他有了走下去、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

  在平反之后,由於長時間的壓抑,他有一種強烈的沖動,什麼都想干,還曾宣布想辦一份報紙。那種躍躍欲試的狀態,在當時的作家中挺少見。王蒙與張賢亮都曾擔任政協委員,在王蒙的回憶中,張賢亮對參政議政特別積極:“有時,按照會議安排沒有他發言,他就馬上叫嚷說有話要講,一定要發言。在這個年齡的人中,很少有人會這麼做吧?我並不介意,倒覺得他可愛。”

  因為這份直率,他也惹過不少麻煩,王蒙還曾經幫他解決。用作家梁曉聲的話來說:“他的心性裡,還有大兒童的那一面。”而他的另一個老朋友、作家從維熙則認為,張賢亮的個性裡,“極為真實的一面顯得有點任性”。

  而他的要強也是非同一般。剛得知他患肺癌的時候,王蒙打電話過去問候。誰料到,他並不像一般病人那樣“悲情”,反跟老友辯論起來,說“得肺癌跟抽煙根本沒關系”——因為王蒙此前常勸他少抽煙。“他就是這樣不服輸。他的離開,讓人難過,讓人難忘。”

  72歲時,張賢亮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到90歲時方自由,才能說些不可告人的話。到那個時候,我把什麼都告訴你。”他究竟有哪些話藏在心底?如今,這已成為他留給我們的遺憾。


  《 人民日報 》( 2014年09月29日 15 版)

(責編:王鶴瑾、許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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